四川
1941年，陜北發生了一場不小的風波。
事情火燒眉毛，陳正人拍出一張處決令：359旅兩個搞后勤的，必須馬上斃了。
理由硬邦邦：這倆人在延長縣跟地方武裝干仗，還開了槍。
那會兒，破壞軍民團結是捅破天的大禍，西北局為了平息老百姓的怒火，打算下重手——拿人頭立威。
“沒我簽字，誰也不許動人?！?/strong>
陳正人急赤白臉：“這可是上面的決定！”
我是管軍法的，沒查清楚就殺頭，這筆我不落?！?/strong>
這事兒就有意思了。
要搞懂這個，得看看當時的背景。
那年月，邊區窮得掉渣。
王震帶著359旅主力在南泥灣刨土，就是為了在那窮溝溝里找口飯吃。
后勤的人出去買東西，跟地方上的縣大隊做買賣，因為斤兩價錢拌嘴，那是家常便飯。
但這回鬧大了，吵到了縣政府大院，還動了家伙。
兩顆槍子兒釘在墻上，雖說沒見紅，可性質變味了。
西北局那邊想得簡單直接：你是穿軍裝的正規軍，他是地方土槍隊；你是黨帶的兵，他是老百姓的孩子。
只要槍一響，就是欺負人。
為了穩住邊區局勢，必須快刀斬亂麻。
這筆賬，算的是“政治分”。
作為留守兵團的大管家，他桌上擺著兩份報告。
一份是西北局送來的，咬定軍官先動粗；另一份是359旅呈上來的，說是縣大隊先挑事。
這就成了說不清的“無頭案”。
照西北局的意思辦，腦袋一掉，民憤平了，皆大歡喜。
代價就是兩名可能冤枉的干部。
換個圓滑點的，估計就順坡下驢了。
畢竟，誰樂意為了兩個下級跟組織部長硬頂？
官司一直打到毛主席和朱老總那兒。
主席發話了：查到底，拿證據說話。
到了地頭，兩邊還在扯皮。
西北局的人先入為主，認定是359旅那幫大老粗惹禍。
縣大隊也一口咬死：八路軍先摟的火。
他不聽嘴皮子官司，只盯著墻看。
墻上有倆彈眼。
門道出來了：359旅用的是駁殼槍，縣大隊使的是老套筒步槍。
結果出來，大伙兒都閉嘴了。
步槍勁兒大，鉆出的洞粗大還不平整，周圍墻皮炸裂；駁殼槍子彈初速慢，鉆出的眼兒小還光滑。
對照墻上原本那倆窟窿——大且粗糙。
證據鏈扣死了：先開火的不是359旅的干部，而是縣大隊的人。
真相擺在眼前：是縣大隊爭執中先動的手，359旅的干部在被人打黑槍的情況下，忍耐力驚人，硬是沒還手，否則憑駁殼槍的近戰連發火力，縣政府大院早躺下一片了。
既然是縣大隊先挑事，“仗勢欺人”的罪名就不攻自破。
真相大白，縣大隊承認了瞎編。
陳正人雖說臉上掛不住，倒也敞亮，當場賠禮。
兩條命，算是搶回來了。
這個廣西漢子，骨子里有股近乎偏執的“牛勁”。
他在紅軍那會兒就是個另類。
長征路上，旁人都扔東西輕裝，他背著書走。
這種“書呆子”氣，讓他辦事不論人情，只認死理。
早在抗大當政治部主任那會兒，他就跟毛主席“頂”過一回。
結果沒過多久，有個身經百戰的干部學員跟個女學員好上了，甚至結了婚。
按紀律，女學員挨了處分。
主席覺得不夠，要把那個干部降職使用，殺一儆百。
主席不樂意：知法犯法，憑啥不處分？
但這名干部是帶職上學的“老兵”，在原部隊就有資格成家。
規矩里沒說“干部”不能談，法無禁止即可行。
如果是學生，搞對象耽誤學習，該禁。
但人家是老革命，又是干部，雖說在讀書，但身份不一樣。
這邏輯硬得像塊鐵板。
最后，那個干部沒降職。
他不看對方官多大，也不管“政治影響”多壞，他只認最根本的“事實”和“規矩”。
在那個熱血沸騰、有時甚至有點狂熱的歲月里，這種冷靜到近乎冷酷的理性，其實是一層極難得的保護甲。
要是1941年他稍微松個口，那兩個干部就成了冤死鬼。
這不光是兩條命的事兒，更是以后遇到軍地摩擦怎么判的標桿。
要是“誰鬧誰有理”成了潛規則，那部隊的紀律和心氣兒才真完了。
離開延安后，他去了東北，那是真正的絞肉機。
他是塔山阻擊戰的指揮員之一，那是遼沈戰役最慘烈的一環。
你要是去復盤塔山阻擊戰，會發現那種“死守不退”的韌勁，跟他在延安“死頂不簽”的勁頭，其實是一碼事。
這種“軸”，在那個年代，叫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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