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懂中國對日管控名單的底氣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心智觀察所】

2月24日，中國商務部官網悄然發布了兩則公告——第11號與第12號，合計將40家日本企業與機構列入出口管制視野。這一天，距離中日邦交正常化已過去半個多世紀。心智觀察者所仔細梳理了一下這份名單上的每一家企業和機構，可以得出判斷，這不是臨時起意，也不只是貿易摩擦的延伸，而是一次經過深思熟慮的戰略表態。

這40家實體橫跨造船、航空發動機、防務電子、半導體材料、光學薄膜等關鍵行業，包括三菱重工旗下多家子公司、川崎重工、IHI、NEC、富士通防衛，甚至還有日本防衛大學和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JAXA）。換句話說，這次是沖著日本整個軍民兩用工業體系去的，用的是《出口管制法》這把法律武器。

為什么是現在，為什么是日本

過去三年，中日關系在安全領域確實經歷了不少轉折。2022年底，日本大幅修訂《國家安全戰略》，明確提出要擁有“對敵基地攻擊能力”，防衛預算五年內翻倍到GDP的2%，同時不斷強化與美國的安全合作。2023年，日本加入芯片出口管制協調體系，對華出口23類半導體制造設備開始設限。2024年以來，日本在南海、中國臺灣問題上的表態也越來越直接，“臺灣有事”這類說法頻頻出現。

這些動作，在北京的戰略評估里，被看作日本對華政策正在發生實質性轉變——從過去那種“經濟為主、安全為輔”的模式，轉向“安全優先、主動防范”。這次名單的出臺，可以看作是中方對這套新邏輯的制度化回應。

公告選在2026年2月24日發布，這個日子也不是隨便挑的。2月下旬是日本財年收尾階段（日本財年3月31日結束），很多企業正在做下一年的采購和合同安排，這個時候出政策，沖擊效果最明顯。另外，這個時間點也是中國全國兩會前夕，在這時候發布有戰略意味的政策，往往是在配合整體外交敘事的鋪陳。

還有個細節值得注意：2月24日正好是俄烏沖突爆發四周年。在這個西方持續對俄施壓的日子，中國公布對日出口管制名單，背后傳遞的信息也很清楚——世界正在進入一個管制與反制螺旋加速的時代，沒人能置身事外。

這次行動的另一個背景，是中國出口管制法律體系這幾年逐步完善。2020年《出口管制法》出臺，2024年《兩用物項出口管制條例》落地，意味著中國已經建起了包括實體清單、最終用戶管理、兩用物項全鏈條管控在內的完整制度框架。

對比美國商務部的BIS實體清單機制，中國這次操作的邏輯其實很像：以國家安全和防擴散義務為由，把特定外國實體納入管控，限制它們獲取中國原產的兩用物項。這也說明，中國已經從過去那個“被管制方”，變成了手里也有完整工具箱的“主動管制方”。

名單解析：誰上了榜，為什么上榜

先看第11號公告里的20家實體，軍工屬性非常明確。

三菱重工系是核心——三菱造船、三菱重工航空發動機、三菱重工海洋機械、三菱重工海事系統、三菱重工發動機與渦輪增壓器，這幾家公司幾乎把日本海上自衛隊的主力艦艇、潛艇和艦載動力系統都包圓了。

川崎重工的航空宇宙系統公司和岐阜工程公司，是日本F-2戰斗機和下一代F-X戰斗機項目的重要分包商。IHI旗下的宇航、航空制造、主要金屬、噴氣機服務等多家子公司，則深度參與了日本航空發動機的研發和生產。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名單里還有兩家非制造業機構：防衛大學和JAXA。防衛大學是日本自衛隊的人才搖籃，JAXA則在火箭推進、衛星遙感這些軍民兩用領域布局很深。這兩家上榜說明，中方的管制邏輯已經不只看“產品”，也開始盯上“人和知識”——凡是有助于提升日本軍事能力的知識流動，都在管制范圍內。

再看第12號公告的名單，畫風就不太一樣了。斯巴魯，大家知道它造車，其實它也長期參與日本防衛省的直升機和輕型飛機項目。引能仕是日本最大的煉油企業，它生產的特種燃料和航空煤油，跟自衛隊后勤體系關系密切。TDK、日東電工這些公司，是全球電子材料和功能薄膜的巨頭，它們的產品在軍事電子、精確制導、傳感器等領域都用得上。

JAXA旗下的研發機構、東京科學大學也上榜了，還是那個邏輯——知識產權和技術擴散也要管。住友重機械工業的入選，則跟它在精密傳動、液壓系統領域對軍工的配套能力有關。

這20家實體的共同點是：軍民兩用屬性很強，直接軍工身份沒那么明顯，但它們的核心產品或技術，跟日本防衛能力提升有明確的關聯。

要理解這次公告，得先搞清楚兩類名單的法律效力和實操意義。

管控名單（第11號公告）相當于一票否決。一旦上榜，任何出口經營者都禁止向其出口兩用物項，境外組織和個人也不能把中國原產的兩用物項轉給這些實體，在途交易得立刻停止。這是最高級別的限制，基本就是對中國供應鏈關上了門。例外情況也有，但得向商務部特別申請并獲批，操作難度極高。

上榜的20家日本企業/機構的相關信息（@心智觀察所整理，成立年份選用“子公司架構的起源年份”）

關注名單（第12號公告）則是提高門檻、增加成本，而不是直接切斷。向關注名單實體出口時，不能申請通用許可，也不能用登記填報的簡化流程；申請單項許可時，得提交專項風險評估報告，還要出具書面承諾；審查期限不受常規時限約束，意思是可以無限期拖延。另外，商務部明確說了，凡是涉及日本軍用用途，或者有助于提升日本軍事實力的用途，出口一律不批。

這兩張名單的設計挺有意思：管控名單盯著核心軍工，影響面可控，能減少外交反彈；關注名單覆蓋更廣的軍民兩用實體，通過增加合規成本、延長審查周期，達到軟性限制的效果，同時也留了調整空間——關注名單實體只要配合核查，是可以申請移出的。這套“硬封鎖+軟管控”的組合，比單一的全面禁令更有彈性。

日東電工：一個切口看日本產業鏈的戰略縱深

在關注名單的20家實體里，日東電工的出現挺引人注意。這家1918年創立的百年企業，年營收約9000億日元（大概400億人民幣），員工近3萬人，是全球膠帶和功能膜行業的三大巨頭之一，跟美國3M、德國TESA并排站。拿日東電工當切口，能看出日本制造業在全球供應鏈里的戰略位置，也能看清中國國產替代的現實處境。

日東電工（上海松江）有限公司

日東電工在半導體工藝輔料這塊是寡頭。硅片減薄保護膜、芯片切割保護膜、DAF膜這些產品，是芯片制造里少不了的“消耗品”，看著不起眼，其實直接關系到良率。這個市場長期被日東、琳得科領銜，加上三井化學、積水化學、古河電工這些日系廠商壟斷著。

更深的問題是，就算是28nm以上的“成熟制程”，中國芯片廠也還是高度依賴這些日本工藝輔料。一旦供應出問題，哪怕工藝路線不變，良率也可能暴跌。換句話說，中國芯片產線的“硬件國產化”，不等于整個制造鏈條的“真自主”。

在光學級功能膜這塊，日東電工的圓偏光片、位相差膜、AR/VR用光學膜，代表目前光學薄膜技術的最高水平。偏光片的核心原材料（PVA膜、TAC膜）到現在幾乎100%靠日本進口；OLED柔性顯示、折疊屏、VR/AR頭顯用的高端光學膜，日系廠商的技術優勢還是很難替代。

國內也有恒美、三利譜、盛波這些廠商在偏光片領域實現了量的突破，但“買國外核心原膜、國內涂膠組裝”的模式，跟真正的垂直一體化自主還有差距。OCA光學透明膠這塊，3M、日東、三菱化學三足鼎立，國內廠商大多在中低端打轉。

還有防水透氣膜、工業用水處理反滲透膜，這些也是日東的優勢領域，在軍事裝備、精密儀器防護、艦船水處理系統里都用得上。這些產品技術門檻高、市場規模相對小眾，在“卡脖子”討論里容易被忽視，但在特定軍事應用里分量不輕。

拿日東電工當縮影，日本制造業的戰略價值在于：它不靠單一“大塊頭”產品，而是在成百上千的精密材料、工藝輔料、功能薄膜里，一層層壘起技術壁壘。這種“分布式卡脖子”格局，比大型系統的壟斷更難突破，也更難被政策和輿論充分感知。

對日管控名單，不等于國產替代已經完成

有個問題挺有意思：既然中國和日本在這么多產業鏈環節還綁得這么緊，為什么這時候推出管控名單？是不是說明中國在這些領域已經完成了國產替代，所以有底氣“切斷”對日供應？

答案沒那么簡單。從名單結構看，管控名單（第11號）主要盯著軍工整機和發動機，這些領域中國向日本供應的兩用物項，主要是原材料、化工品、精密金屬——這些中國確實有一定供應能力，斷供對日本的影響大于對中國自己的反噬。

但關注名單（第12號）里的日東電工、TDK、住友重機械這些，恰恰是中國在半導體材料、電子元器件、精密傳動領域的重要供應商。把它們列入關注名單，更像是一種威懾性的“標記”——向日本傳遞一個信號：你們的供應也不是絕對安全的，而不是真要切斷它們在華業務。

從實際情況看，中國在不同細分領域的國產替代進度差別很大。

相對成熟的有中低端膠帶保護膜、通用偏光片、部分工業傳感器、民用通信電子，國內廠商已經基本能覆蓋，日系產品更多是品牌溢價，不是非它不可。

短板還很明顯的有半導體工藝輔料（DAF膠、切割膜、減薄膜）、高端光學功能膜（圓偏光片、位相差膜）、AR/VR光學核心膜材、部分特種化學品和高純度材料。在這些領域，“幾十家企業在研究”和“真正量產可替代”之間，還有不小的距離。

所以，這次對日管控名單，與其說是國產替代已經完成的底氣展示，不如說是一種壓力傳導機制——通過制度性施壓，讓日本企業在華合規成本上升，同時倒逼國內企業抓緊布局，填補可能出現的供應缺口，兩邊都推著往前走。

從更大的視角看，中日之間正在形成一種“管制換管制、限制換限制”的動態博弈。日本2023年的半導體制造設備出口限制，加速了中國對半導體設備國產化的投入；中國這次對日出口管制名單，也會讓日本相關企業重新評估在華業務的政治風險，同時可能加速中國在材料、輔料領域的研發和替代進程。

這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技術主權博弈——每一輪管制，都在重塑供應鏈的邊界和企業的戰略選擇。

影響與反噬：雙向的壓力

管控名單里的三菱重工系、川崎重工、IHI等，對華業務主要在民用領域，比如民用航空維修、工業機械等，短期內會面臨供應鏈審查壓力，部分在途項目可能中斷。對依賴中國稀土材料的日本軍工體系來說，這個管制信號也是個提醒。

關注名單里的日東電工、TDK等，在中國都有大量生產基地和客戶網絡，它們在華業務本身沒被直接禁止，但以后對華銷售兩用物項時，合規程序會更麻煩，商業不確定性也會上升。

當然，這套管控也有“反噬風險”。如果日東電工、住友重機械這些關注名單企業因為合規成本上升，主動收縮在華業務，那中國半導體、顯示、新能源等行業的部分高端原材料供應就會受影響。這也是為什么關注名單是“門檻提高但不關門”的設計，而不是直接禁令——為的是保留政策彈性。

長期看，中日在材料、精密制造領域的相互依存，會進入一個“可控脫鉤”的結構性調整期。中國會加大對半導體工藝輔料、光學薄膜、特種化學品的研發投入；日本企業則會加速“中國+1”戰略，把高端制造往東南亞、印度分散，規避政策風險。

這個過程會慢，也會深刻——供應鏈的技術積累不是三五年能復制的，不管是中國的國產替代，還是日本的市場多元化，都得付出時間和經濟代價。

中國商務部2026年第11、12號公告，是21世紀大國技術博弈走向制度化的一個縮影。它既是對日本安全政策轉型的系統性回應，也是中國出口管制工具箱日趨成熟的體現；它既展示了戰略上的主動出擊，也折射出技術供應鏈深度交織下的兩難。

40家日本實體上榜，不是終點，而是信號的發送。接下來，各方會在這個新框架下重新找平衡：日本怎么調整對華接觸策略？被列名的企業怎么做合規應對？中國相關產業能不能借勢加速國產替代？國際投資者會怎么重新評估中日產業鏈交叉資產的風險？

有一點是確定的：出口管制，正在成為大國競爭的“新常規武器”。在這個以管制換管制、以限制換限制的時代，沒有哪條供應鏈能真正超脫于地緣政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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