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宋遼夏金時期列朝列國志】南宋（十五）：宋孝宗3

南宋（十五）：宋孝宗3
②經濟

a.整理冗費

自北宋以來，費用浩繁，支出冗濫的現象一直十分嚴重。趙昚一即位，就明確表示要“務從省約，無至勞煩”，并決定首先從自身和朝廷大臣做起。按慣例，每年逢君主生日，各地州縣都要貢奉大批金銀財物作壽禮，不少官吏趁機因緣為奸，中飽私囊。即位次日，趙昚宣布暫停各地進獻壽禮。三個月后，又決定停止會慶節（趙昚誕辰日）的慶祝活動。

自紹興初以來，都城臨安府一直設有膳營機構，專門負責為皇宮提供計劃外物品，數量雖不大，每年所費僅2萬余貫，但趙昚認為宮中物品的采購供應已有專職機構，臨安府的供應純屬冗費，下令將其裁撤。

教坊是負責皇宮和朝廷禮樂歌舞事務的部門，高宗時，教坊共有樂工460人，較之以前諸朝規模并不大。但趙昚以國勢艱難，無心舞樂，下令予以裁撤，若遇幾個盛大節日，舞樂不可少，就臨時從社會上招募。

祭祖拜神是當時一項規模宏大的活動，每年都必不可少。每次祭祀，除活動本身的巨大開支外，還常常要向文武百官、軍士兵卒廣賜錢物，以示皇恩浩蕩。故所費動輒數百萬，成為政府一大開支。

隆興二年（1164年）正月，趙昚決定對此進行改革，規定有關部門在籌劃此類活動時，除必不可少的開支外，其他均從嚴控制，如降低軍士賞賜標準，百官之賜減半頒發等。

b.提倡節儉

與裁減冗費的舉動相呼應，趙昚又大力提倡節儉。面對當時在達官貴族和富有之家中十分盛行的追求豪華、競相夸富的風氣，趙昚既深感不滿，又頗為憂慮，認為若聽任奢侈之風的無限制發展，不僅徒耗大量錢財，而且極易使人沉醉于吃喝玩樂之中而意志全喪，同時會引起廣大百姓的不滿。因此，他一再下詔嚴禁奢侈之風。

隆興元年（1163年）五月。他重申嚴禁“鋪翠銷金”之令，要求官僚貴族務從儉樸。為了給人們樹立一個榜樣，趙昚以身作則，厲行節儉。據說趙昚在其御座右側常放有牙簽20支，其中10支是綠色，10支是白色。每逢宴會，若他拿出白簽，侍從只倒半杯酒，拿出綠簽，則斟滿一杯。一般都只出一簽，最多也不超過二三簽，也就是說，至多滿飲數杯，宴會即告結束。

有一次，大臣周必大在夜輪值宮中，趙昚召其入內殿，設宴款待。所上菜肴只有數盤尋常之物，盛物之器，除酒壺、酒杯是金制的，其余均為常見的玉器瓷缶，十分簡樸。酒過二巡，宴席即終。事后，周必大逢人便講此事，對趙昚生活的簡樸感嘆不已。

當時，有人稱贊趙昚“圣性簡儉，雖古帝王未有也”。這雖不免夾有溢美之意，但從中亦可見趙昚講求節儉，并非全是裝模作樣。

c.賑濟百姓

對于廣大百姓的窮困處境，趙昚在即位前已有所了解，并表現出一定的同情心。即位后，他一再提醒各級官吏要注意民問疾苦，去除那些額外的科斂，以緩解人民的負擔，并在這方面陸續采取了不少舉措。如即位次日，他下詔要求各地官員們仔細求訪，“應有憂民之事，條具開奏”，以便盡可能地去除“民間科擾”，并下令免去四川地區歷年所欠租賦。至八月，又頒發寬恤百姓的18條具體措施。十一月，免征各地酒坊欠稅40萬緡。十二月，免征四川地區擾民嚴重的稅錢。不久，又豁免秀州等地貧困之家的欠租等等。

自紹興末年以來，各地自然災害頻起，使許多原來就勉強維生的百姓更是聊無生計，流離失所。如兩浙地區，連續兩年大水，災民成群，一度嚴重影響到該地區的社會穩定。對此，趙昚一方面要求各級官吏及時地如實報告災情，并共商對策，提出相應的解決辦法；另一方面，又多方采取措施，販災救荒。如隆興元年（1163年），下令免除兩浙地區受災百姓的當年租賦；隆興二年（1164年），又特從內庫中撥出銀40萬兩，余米以災民，并調撥江西義倉米20萬石分發。為了防止一些奸吏借販災之名，行營私舞之實，趙昚還一再要求有關大臣、尤其是臺諫言官們注意對救災物資分發工作的監督。一經發現有人截留克扣，或假公濟私，分發不公，即予檢舉彈刻，從重懲處。由于連年受災，肌荒盛行，不少地區的百姓窮困潦倒之余，紛紛求神拜佛，祈求寞寞蒼天的保佑。一些大臣也建議朝廷分遺災區郡縣官更濤于各地山川神祇，“以緩天遣”。但趙昚認為此舉大可不必，“應天當以實”，與其徒勞寄希望于空幻神靈的“幫助”，不如腳踏實地采取行動，努力去戰勝自然災害。因此他告誠各級官吏，切不可拘泥于天意而坐以待能，并帶頭進一步削減宮中開支，“避殿減膳”，將節省的錢物用以販災。經過一番努力，終于避免大規模的災民哄起、饑民亂爭危險局面的出現，這對于新即位的趙昚來說已屬不易。

到了乾道年間，為了使救災政策能得以切實有效地執行，趙昚先后采取了不少措施。如嚴懲那些隱瞞不報或災不力的官員，獎賞販災有方的守臣。紹興知府徐嘉不積極救災，致使饑民大批死亡，趙昚下令將他及其屬下兩個縣令就地免職；知溫州胡與可動用常平倉錢物賬濟受災百姓，并上疏自劾。因為按當時規定，常平倉非經朝廷允許，地方官無權擅自動用。但趙昚不僅沒有怪罪，反而稱贊胡與可販災有方，免究其擅發之罪。同時，趙昚又注意選派一些比較精明強干的官員赴各地監督和檢查救災的實際情況，凡發現有“不實不盡”或“有虧公私”者，即予懲處，并要求各路“監司守臣條具合措置存恤事件聞奏”，以便采取相應的救助措施。在救災販災的同時，趙昚又在考慮如何建立和完善有關救荒的常備制度。他一再下令要求各地整頓義倉、嚴禁挪用；廣設常平倉，以備急需。

但是，義倉、常平倉積弊重重，要恢復其救災賑荒的原有功能并非易事，特別是許多州縣由于財力困乏，長期來一直靠挪用義倉、常平倉維持局面，若要其停止挪用，很難做到。因此，趙昚雖然三令五申，力革積弊，但情況并沒有多大改觀。既然傳統的備荒制度已無法完全恢復，趙昚便轉而探索新的賑災方法。乾道初年，福建一帶饑荒盛行，盜賊蜂起，“人情震恐”。乾道四年（1168年）無月，朱熹等人在建寧府崇安縣創置社倉，請官府貸粟600石，分發給饑民度日，至秋后收獲，再連本帶息歸還。知府王淮乃命另立一倉，設于鄉社，選派專人管理，饑荒時救濟，歲豐時納入。這實際上是舊有義倉的一種變形。所不同的是，義倉設于州縣，由官府直接控制，常被挪移，而社倉設于鄉鎮基層，由參加者選派代表管理，便于監督，故弊端較少。崇安的社倉實行數年后，除還清原來官貸的600石外，又積有3100石。“雖值荒年，民不歉食”，獲得了較大的成功。其它一些地區也開始仿效崇安縣的做法，紛紛設立社倉。于是，此事逐漸引起了趙昚的注意，認為這實不失為百姓自救的一個好辦法。經過十幾年的實踐和完善，到淳熙年間，趙昚正式頒詔各路，將社倉法推廣到全國，規定：各地借常平倉或富豪的部分糧食在鄉社設倉，參加的民戶以十家為一甲，推選甲首一人；以五十家為一社，推社首一人。由出糧的富戶、社首、保正及在鄉士大夫負責管理有關事務。除逃軍、無賴和富裕之家外，其余貧困戶均可自愿申請參加。參加者開具一家老少人數登記在冊，大人限貸一石，未成年者限貸五斗，五歲以下不貸。開始時收息20％，候所交息累計為貸本10倍時，即停止收息，只收耗糧3％。凡拒絕還貸者予以重罰。盡管由于不少富豪鄉紳的從中舞弊，社倉法全面實行不久便演變為一項民害，但在其試行和初行時，對于救助一些貧民渡過災荒是起了一定積極作用的。

d.增發紙幣

增發紙幣是趙昚所采取的重要理財措施。隆興年間，尤其是乾道初，趙昚為暫時緩解財政上的嚴峻局面，決定擴大紙幣種類，增加發行量。當時印發的紙幣主要有以下幾種：

東南會子。又稱行在會子。它源于南宋初年的“見前關子”和“便錢會子”，紹興后期正式發行，由“會子務”專責管理，因通行于東南諸路，故名。紹興末到隆興年間，東南會子的發行量不大，且政府常備有一定的現錢和金銀作兌換保證，故幣值較穩。乾道初，由于財政匱乏，趙昚乃一再擴大發行量，如乾道元年（1165年）就增印了200萬緡，以彌補當年戶部支出赤字。到乾道三年（1167年），已共印會子2800余萬緡，其中實際所用為1560余萬緡。

兩淮會子。又稱淮交，其性質與東南會子相似，為趙昚所創。鑒于兩淮地處南北對峙的前沿，駐軍眾多，費用巨大，1166年，趙昚令戶部仿東南會子之法，印發交子200萬緡，以佐軍用。具體分一貫、二貫、五百文三種面額。開始只限于淮東、淮西兩路通行，故稱“淮交”，后擴大到長江南岸的江、池、太平、常州、建康、鎮江、興國、江陰等地。

湖北會子、又稱湖廣會子或湖會。隆興元年（1163年），湖廣總領王玨奏請在湖北地區發行“直便會子”700萬緡，以補當地軍費之不足，獲趙昚同意。由于發行量過大，保證金不足，軍民多有怨言。乾道初，一度對其進行整頓，收回其中的300萬緡。但不久因軍費緊張，又陸續有所增印。到乾道末年，又增至500余萬緡。

鐵錢會子。創于隆興年間，主要通行于興元府（今陜西漢中）、金州（今陜西安康）、洋州（金陜西洋縣）等陜南一帶，分三百、二百、一百三種面額。開始只發行60萬，乾道初數額大增。到乾道四年（1168年），已增加到200余萬，其值折合四川錢引約40余萬緡。

四川錢引。宋室南渡后，繼續保留四川錢引法，且發行額不斷增加。如建炎二年（1128年）增印63萬；紹興十年（1140年）增印500萬；兩年后又增印400萬；紹興末年再增印270萬。至乾道年間，錢引發行量已達數千萬緡，超過了東南會子、兩淮會子和湖北會子三者的總和。

關外銀會子。最早由防守川陜的大將吳璘于紹興七年（1137年）創設，主要通行于川陜甘交界地區。它以銀為幣值本位，分一錢、半錢兩種面額。乾道年間，其發行額不斷增加，最多時達61萬，折合四川錢引約15萬緡。

增發紙幣雖暫時彌補了財用上的部分不足，但也帶來了種種消極后果。由于發行量激增，幣值貶降嚴重。如錢引1000，官府規定值鐵錢1280文，而民間交易中實際只值700文。東南會子1000，原值銅錢1緡（1000文），后下降為750文。而湖北會子更降為每千值現錢500至600文，前后貶值達50%。幣值大跌，一方面實際上是對百姓的一種變相掠奪；另一方面也擾亂了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尤其是對商業活動影響極大。同時，南宋政府雖規定其所發紙幣可與現錢共同流通，但在征收賦稅時，卻又只收現錢，拒收交子，這更引起民間的諸多不滿。因此，到乾道中期以后，趙昚不得不對一些紙幣發行和使用辦法進行整頓。如乾道三年（1167年）底，他下令拿出庫銀200萬兩、現錢200萬緡，將大部東南會子收回，以余下的500余萬為基本定額，定期更換。乾道四年（1168年）春，規定會子可使用于官民各方面，包括軍隊開支、商品交換、朝廷各部門支出、皇宮費用和賦稅征收等。乾道七年（1171年），又進一步規定各地州縣上交朝庭的賦稅，由原來的全部為現錢，改為七分會子，三分現錢。乾道八年（1172年)，決定用東南會子收兌全部兩淮會子。

e.出賣官田

出賣官田是趙昚為增加收入所采取的又一個重要舉措。南宋的官田主要來源于折納、抵當、籍沒、戶絕等田，以及天荒、江漲沙田、棄堤、退灘和江河湖海濱涂地等，數量相當龐大。由于經營不善，加上有關官吏的徇私舞弊，屯田、營田收入甚微，有的甚至得不償費。鑒于官田經營中的諸多端，從紹興末年起，南宋政府開始在一些地區嘗試出賣官田。趙昚繼任后，賣田規模進一步擴大。到乾道二年（1166年）底，售官田所得為540萬緡，雖沒有完成原定的700萬緡的目標，但對于彌補部分財政赤字起了不小的作用。因此，乾道三年（1167年）六月，趙昚決定，除四川地區外，其它諸路的營田、租田和部分屯田均予出賣。不久，他又下詔，命令將全國各地的沒官田產，除兩淮、京西、湖北諸路外，其余的642萬畝田、21000畝地、8400間房屋全部售民。限一年內售完，估價總額為516萬緡，并派遺使臣分赴各地監督執行。由此，出賣官田的行動全面展開。到淳熙初，已累計出賣官田約700萬畝。

除了增發紙幣和變賣官田外，趙昚對一些賦稅也作了適當地調整，主要是確定每年的稅額以穩定財政收入。如設在臨安、建康、鎮江三地的椎貨務和都茶場，紹興年間的收入，多時每年有2100余萬緡，少時只有1300余萬緡，起伏很大。乾道初，趙昚下詔，規定三地歲入以2400萬緡為額，其中建康1200萬緡，臨安800萬緡，鎮江400萬緡。超出定額者受賞，未完成定額者受罰。又如規定臨安府的酒稅，每年以160萬緡為額（后增至210萬緡），有余時納于內庫，不足時再由內庫補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