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校科技成果轉化調研：行政班底提供市場化服務難在哪

上海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發展迅速。截至2025年2月，上海市共有20所高校建有專門的技術轉移機構。其中，2025年，上海交通大學已累計建成校企聯合研發平臺超200個，合同經費超30億元；復旦大學共轉讓、許可科技成果311項，轉讓、許可、作價投資合同金額11.32億元，同比增長近60%；華東師范大學合同轉讓金額達到10.3億元，相比2024年翻了一倍有余。

高校科技成果轉化辦公室工作人員如何看待自己當前工作的重點和難點？為此，澎湃研究所研究員于2026年2月走訪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和華東師范大學等高校科技成果轉化部門，就上述問題與相關負責人進行了深入交流。并參考牛津大學針對英國科技成果轉化情況的最新報告，總結上海創新做法和面臨挑戰形成此文。

上海新做法：進一步剪除“細繩子”

在國家指明方向[1]的基礎上，科技成果轉化的具體執行方案很大程度上由高校自主制定。前者被稱為“粗繩子”，指的是宏觀、頂層、制度性的大障礙；后者被稱為“細繩子”，指的是微觀、基層、操作性的小堵點。上海交通大學先進產業技術研究院副院長劉歡喜認為，“粗繩子”障礙已經不存在，當前做好科技成果轉化的關鍵是高校要剪除“細繩子”。

2025年12月，科技部副部長陳家昌在《國務院關于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工作情況的報告》中指出，部分高校院所存在成果轉化內部管理職責不清，盡職免責和容錯機制不完善等問題。據《中國科技成果轉化年度報告2025》，全國僅有26.7%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成立了科技成果轉化機構。

“國家文件已經很多了，但很多高校還是不敢做，內部制度和流程不清晰，落地效果不好，”劉歡喜說，“一個成果轉化項目，需要經歷哪些流程，每個環節的規則是什么，應該去找誰、誰來做，風險如何管控，怎么起到鼓勵的效果……這些學校自己都要規定清楚。”劉歡喜感到很多“細繩子”堵點只有在實操中才會顯現，需要自主摸索出來，才能真正找到癥結所在，從而更好地解除。

上海高校總體走在全國前列。2023年，上海市發布《科技成果轉化創新改革試點實施方案》，面向本市高校實施7項改革試點任務。以華東師大為代表的高校正是抓住了此次試點機會，開始大刀闊斧地進行校內科技成果轉化改革。改革試點發布已過去兩年，2025年以復旦、交大和華東師大為代表的三所高校在進一步推動校內科技成果轉化制度建設方面有如下新進展。

第一，進一步簡化校內科技成果轉化的相關流程，降低行政成本。復旦、上海交大、華東師大三所高校均成立了統籌部門（參見表1），把校內外流程打通，老師只對接一個窗口/專員即可完成所有申請，提高了效率，避免各個部門之間“踢皮球”，主體責任不清楚，轉化流程繁瑣、模糊、不合理等情況。

數據來源：復旦大學：https://ist.fudan.edu.cn/Data/List/zzfw；華東師范大學：https://kjc.ecnu.edu.cn/15/9d/c8518a398749/page.htm、https://kjc.ecnu.edu.cn/59/11/c8520a743697/page.htm；上海交通大學：https://aitri.sjtu.edu.cn/aitri/strut ；人員配置數據由各高校提供。謝秋伊制表。

圖說：華東師范大學技術轉移中心大刀闊斧地簡化和優化了原有科技成果轉化管理辦法，將13份分散的文件濃縮成3份管理辦法。圖片來源：華東師范大學科技處

交大的轉化服務嘗試更往“前”一步，讓專員主動找老師。上海交通大學讓技術轉移專員主動找老師，由他們負責拉動包括項目挖掘、概念驗證、知識產權管理、市場分析、投融資對接和產業資源協調等全流程“進度條”。劉歡喜說，這些專員一對一“7X24”小時為老師提供“管家式”服務，負責主動推進項目進度，最大程度上減少了老師需要付出的精力。

第二，“全賦權”改革降低創業成本。三所高校都提到了允許教師在創業初期免費使用知識產權的創新安排。這種安排鼓勵教師先去嘗試產業化，學校不占股，僅在一定期限內（6-10年不等）盈利后按約定比例返還收益，未盈利前無需支付費用。這種“先賦權，后轉讓”有效降低了創業啟動成本。

圖說：上海交通大學全國首創“全賦權”“雙賦權”等模式，IP轉讓可分3-7年付清，降低創業起步成本。圖片來源：上海交通大學先進產業技術研究院

第三，科技成果單列管理改革。成果作價入股形成國有股權后，這些股權被視為國有資產。對國資的考核往往強調“保值增值率”和“流動性”（即要求盡快退出變現，落袋為安）。然而，硬科技企業的成長周期通常很長（5-10年），前幾年往往是燒錢研發、負收益的狀態。如果考核機制要求“每年必須增值”或者“幾年內必須退出（避免持股風險）”，就會形成巨大的短期壓力，導致高校院所被迫在估值較低時（如A輪）就賣掉所有股權，無法分享企業成長帶來的長期紅利，既違背了“長期主義”的科研規律，也造成了國有資本潛在長期收益的流失。如果作為國有資產的科研成果市場化定價問題不解決，高校科研人員和管理人員對國有股權的管理有較大顧慮。

上海交通大學率先承擔了科技成果單列管理改革任務，相關改革經驗進行了復制推廣。當前，在交大和華東師大，職務科技成果無形資產在國有資產管理中實行單列管理；根據科技成果是否能轉化，分別標記“研究階段”和“開發階段”；研究階段不做無形資產記賬和資產確認；有轉化意向后，按成果取得及維持的費用確定賬面價值。這樣就避免了早期成果價值不明，導致賬目混亂或估值不清的情況。

第四，更加保護教師權益、鼓勵教師創業。免責方面，三所高校都出臺了免責具體文件。仲實介紹“只要老師是按流程辦事，原則上不會出任何問題。”鼓勵方面，上海交通大學率先專設科研人員從事技術轉移轉化的職稱評定制度；華東師大允許科研人員延期支付賦權成果的30%的對應價值，如到時無法支付，還可以通過“成果回轉”機制，將賦權成果返還到學校銷賬。

澎湃研究所研究員調研發現，2023年后上海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建設工作明顯加速。“雖然之前也一直在做，但這兩年才‘真做’，受到關注更多，我們的壓力特別大。”工作人員如此表示。

挑戰：行政班子打造市場化服務的兩個辦法

在完善“細繩子”的基礎上，當前工作重點是提高轉化服務水平。熊申展告訴澎湃研究所：“框架已經搭得差不多了，現在的難點是推動項目產業化落地，這要求我們在公司運營、產品開發和商業模式上也能提供支持”。仲實認為“現在制度層面已經沒有明顯的堵點了，難的是我們能不能真的懂產業、找對資源。這是市場化能力的問題，對高校來說難度不小。”

多項研究表明，中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工作在服務質量方面存在明顯短板，突出表現為技術轉移隊伍專業化程度不足，以及與企業、投資機構的聯動能力偏弱等現象。業內普遍認為，這與高校科技成果轉化辦公室的行政化運作模式密切相關——不少辦公室人手有限、以行政編制為主，日常工作更多停留在審批、蓋章和文件管理層面。數據顯示，全國平均每所高校僅配備專職科技成果轉化人員4.49 人。此外，也有工作人員提到，當學校與國有企業合作時，也因國有企業的管理偏行政化導致溝通阻礙較多。

高效行政班底難以提供市場化轉化服務是一個世界性挑戰。英國媒體《泰晤士報》于2025年11月發表批評稱，英國負責商業化的大學技術轉移辦公室（TTO）作為內部行政機構效率低下且短視，與投資機構和企業的利益存在結構性差異。他們持有大量股份卻沒有為初創企業提供足夠的支持，特別是在提供資金類的支持方面格外薄弱，導致大量有潛力的英國企業未能獲得有效支持。

澎湃研究所針對華東師大、復旦、交大的調研顯示，上海高校當前應對這一挑戰的思路是撬動外部資源以補足專業能力的缺失，具體分兩步。

一是通過外聘兼職的方式提高技術轉移專員的隊伍專業度。上海交通大學知識產權運營服務中心僅2位有編制的技術轉移專員，但外聘了36名兼職專員。這些專員主要來自其他市場化機構。交大為這部分專業化團隊提供市場化薪酬，執行末位淘汰制管理，并且支持專員職稱評定。

二是通過與第三方合作增強服務能力，搭建成果轉化“生態圈”。常見第三方包括各類投資機構提供概念驗證的資金，孵化器和產業園提供孵化載體，大企業提供應用場景，市場化的技術轉移機構提供專業化服務，以及地方政府提供綜合資源對接。

仲實說復旦大學正嘗試建立科技成果轉化“大生態圈”，包括復旦大學科學技術研究院、學校相關職能部門、學校六大創新學院、復旦大學國家大學科技園、復旦科創母基金、上海祖泉創新轉化研究院等機構。

交大試圖打造一個開放型技術中心，與企業伙伴、服務機構和地方政府緊密合作。地方政府通過對接專員推動項目落地，服務機構尋找技術與企業合作獲益，投融資機構尋找創業項目投資。

華東師大將探索“全鏈條統籌+分階段支持”的模式。技術轉移中心負責跟進整個轉化流程，持續監督推進情況，確保“接力式”服務高效運行。優先支持產業需求明確、技術攻關迫切的項目。

“構建生態”也是牛津大學校長艾琳·特雷西（Prof.Irene Tracey）在2023年發表的《大學衍生公司獨立評估報告》（Independent Review of University Spin-out Companies）中為英國高校提出的建議。

她說：“應當優先快速創建具有市場競爭力的衍生企業。長遠來看，英國的目標應當是構建高效的大學衍生企業生態系統，讓大學在建立公私合作機制中發揮關鍵作用，推動整個生態系統的成熟發展。”

她認為，這種生態系統中應當包含學術創始人、資深初創企業運營者、知識產權人才、孵化器等專業服務機構、投資機構、大型科技企業、高校提供的基礎設施和優秀技術轉移員工等角色。

特雷西校長還提出了以下建議，可為中國高校借鑒：第一，英國大學鼓勵創業者、投資人、企業和學校共同參與制定科技成果轉化政策。第二，通過英國高等教育創新基金，減少大學從科技成果轉化收入中獲取承擔技術轉讓辦公室成本的壓力，并增加公共財政對概念驗證資金的資助。第三，為小型研究型大學的衍生企業創建共享技術轉讓辦公室，以幫助預算不足的高校形成規模效應。

結語：區域創新生態中的高校角色再提位

高校教師參與成果轉化的熱情正在提升。新時期，高校作為原創技術的主要來源，應在區域創新生態中發揮更有機的作用。

高校創新比企業創新更有前瞻性。仲實認為，高校應專注于企業未來3–5年的技術方向，這些技術由于企業面臨生存壓力很難做好。劉歡喜也指出，高校在合作網絡中最大的吸引力仍是其最接近原創技術源頭的結構性特點。

有了技術“苗子”后，高校應將這些成果有效傳導至最適合孵化它的主體手中，從而最大化其對區域創新的帶動作用。上海高校打造開放式創新生態，正是一種建設這種網絡的努力。

高校“搭臺”，能否真正運轉起來，取決于后續合作機制的設計與執行。不少高校科技成果轉化辦公室負責人仍以行政管理背景為主，如何高效領導，如何與專業、市場化主體的合作，是一道更難的題。

尾注：

[1] 相關改革意見文件參照：《教育部 科技部關于加強高等學校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工作的若干意見（2016）》《上海市科技成果轉化創新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3）》等文件和二十大、“十五五”規劃等頂層文件的相關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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