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馬到成功！馬匹才是撬動歐亞數千年文明的關鍵

時值中國農歷馬年，“馬”所承載的奮進、強健、敏捷等吉祥寓意早已深深融入東方文明的精神內核，成為跨越地域與時代的文化符號。而在美國學者戴維·查費茨的眼中，馬匹的意義遠不止于此——它是串聯歐亞大陸數千年文明的無形紐帶，是塑造權力秩序、經濟格局與文化形態的關鍵力量。其著作《馬匹與文明的締造》以獨特的“馬匹視角”重構歷史敘事，打破了傳統文明研究的邊界。

在專訪中，戴維·查費茨從馬年文化切入，探尋馬匹與文明互動的深層邏輯，以及這段厚重歷史留給當代的珍貴啟示。

馬越千年，何以為鑰

上觀新聞：今年是中國農歷馬年，中文里“龍馬精神”“馬到成功”“一馬當先”等詞語，無不彰顯著人們對馬的喜愛與推崇。您在書中將馬匹定義為“劫掠者、統治者、交易者”三重角色，這種定位與中國馬年的文化象征是否存在內在共鳴？

戴維·查費茨：我認為完全契合。十二生肖是中華文化中極為古老的組成部分。每種動物都既代表一種美德，也象征一種缺憾；既蘊含機遇，也潛藏危險。馬年的傳統特質，清晰地映照了馬匹在歷史中扮演的角色。馬具有攻擊性且性情急躁，因此可能引發紛爭，這對應“劫掠者”；馬強壯而威嚴，對應“統治者”；馬速度迅捷，促進了旅行、探索與貿易——這便是我所說的“交易者”。

我還發現，十二生肖歷法在歐亞大陸也被廣泛使用。我在阿富汗旅行時，當地人會通過自己的生肖來告知年齡。我剛了解到，塔吉克斯坦當下也在慶祝馬年。可見，馬匹不僅在整個歐亞大陸具有重要地位，其象征意義也被廣泛共享。

中國傳統剪紙，馬的形象。 新華社發（張紋綜攝）

上觀新聞：這種跨越文明的文化共鳴讓您萌生了“馬匹串聯歐亞文明”的想法嗎？還有哪些經歷或學術啟發，讓您最終確定以馬匹為核心線索講述人類文明史？

戴維·查費茨：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曾稱，他在羅馬廢墟中萌生了撰寫《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念頭，但我沒有這樣確切的、戲劇性的瞬間，我的研究視角是在多年碎片化經歷與學術思考中逐步成形的。

學生時代，我研讀了芝加哥大學世界史教授威廉·麥克尼爾的《西方的興起》，這本書給了我極大的啟發。麥克尼爾首次向美國讀者揭示了中國、印度與西方之間存在的深層聯系，并將歷史闡釋為一個相互作用的過程，他用“齒輪箱”做比喻——每個主要區域的運轉都會帶動鄰國加速，或受到鄰國的推動。這個比喻雖抽象，卻讓我陷入沉思：什么才是這些“齒輪”所代表的、能夠具象化連接不同文明的載體？

這個問題一直縈繞在我心頭。1976年，我前往阿富汗旅行，買了一匹馬，打算從西部的赫拉特騎行至東部的喀布爾。賣馬的經紀人看著我選中的馬，認真地說：“這是匹好馬，它能把你帶到喀布爾，甚至能一直帶你到中國。”一個阿富汗牲畜商販主動提及中國，這讓我十分驚訝。后來，我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軍械庫參觀時，看到了俄國統治者從草原鄰國那里收到的大量禮物和戰利品，其中大部分是馬具——鑲嵌珠寶的馬韁、工藝精湛的馬鞍、裝飾華麗的馬刀和馬鐙。這些展品讓我意識到，彼得大帝稱帝之前，莫斯科的大公與早期沙皇們，其生活方式與突厥人、蒙古人極為相似，而喀什巴扎的馬鞍匠，憑借他們的技藝，完全能造出類似的馬具（只是缺少那些貴重的珠寶裝飾）。

大約5年前，我讀到一份波斯語史料，其中記載了永樂年間阿富汗地區遣使入明一事，使團特意為皇帝獻上了幾匹珍奇的馬。這讓我想起了多年前赫拉特那個馬販的話——原來，阿富汗的馬匹真的抵達過中國！這一刻，之前的經歷與疑問突然串聯起來。至此，我終于確定，威廉·麥克尼爾所描述的、讓歐亞各國歷經數千年對話與交流的“相互咬合的齒輪”，正是馬匹本身。

上觀新聞：在研究過程中，關于馬匹與文明的關系，哪些發現讓您感到最為意外？

戴維·查費茨：這樣的發現有很多，盡管有些驚喜其實一直擺在眼前。例如，戰車作戰居然早于騎兵出現。在中國商朝、荷馬時代的希臘以及吠陀時代的印度，武士們都乘坐戰車作戰。我曾以為，既然戰車在技術上比單純騎乘馬匹更為復雜，那么馬匹被馴化后，騎兵就應隨之出現。但事實上，戰車作戰比騎兵作戰早出現千余年。原來，古代的馬匹體形不夠大、力量也不足，無法承載身著盔甲的騎兵。而且，馬具的發展也未達到支持騎兵作戰的水平：要在混戰中揮舞劍、長矛，需要特制的馬韁、馬銜和馬鞍。事實上，最早的騎乘作戰形式是射箭，但這源于乘坐戰車參戰的弓箭手。

還有一個令人意外的發現——草原居民掌握著精湛的技藝，尤其是冶金術。輻條輪正是他們的發明。誰能想到，如此精巧的交通工具，竟誕生于我們眼中荒涼且欠發達的土地？其實，草原民族竭力完善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流動性對他們至關重要，因此他們發明了戰車。

最后一個相關的驚喜是：此后所有的戰車，都以公元前2世紀歐亞草原上發展出的模型為基礎，并迅速傳播開，東至中國，西至愛爾蘭。這是早期全球化和技術快速擴散的一個極佳例證，就如同如今的電動汽車。

上觀新聞：在中文版序言中，您感謝了中國友人給予的幫助。中國的歷史研究資源，如何影響了您對馬匹與文明關系的理解？

戴維·查費茨：《史記》和《漢書》是研究中國早期歷史的核心文獻，這兩部書中都有大量關于馬匹的記載，既有直接提及，也有間接體現。例如，我們從中得知，秦國有強大的騎兵，這助力他們統一了中國——這是直接記載。但同樣有趣的是，秦始皇的祖先曾是周朝的世襲馬夫。由此可見，騎兵在戰爭中固然重要，而從事養馬和馴馬的家族，往往也能躋身最高階層——這是關于馬匹重要性的間接體現。我們還從這些文獻中了解到，馬匹在漢代兼具象征意義與實用價值。漢朝初期，馬匹稀缺，皇帝甚至無法為其戰車配備擁有同一種祥瑞毛色的馬匹。馬匹的實際短缺導致其儀式性或象征性用途被（暫時）擱置。基于這段記載，我認為我們可以推斷出漢朝為何停止了秦朝及更早朝代用真馬殉葬的習俗。正是由于馬匹的稀缺性，或是其日益增長的實用價值，人們開始用陶馬替代真馬陪葬。這同樣從側面反映了馬匹在古代中國的重要性——它們太過珍貴，不應為了古代的儀式而被隨意銷毀。因此，仔細研讀這些核心文獻，能讓我們深入洞察馬匹在古代中國所扮演的角色。

馬馭長風，重塑文明

上觀新聞：您提出“馬匹之路”的概念，與“絲綢之路”形成對照。馬匹貿易與絲綢貿易在古代歐亞交流中，分別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戴維·查費茨：傳統觀點認為漢朝開辟西域是為了出口絲綢，但我發現核心需求是獲取馬匹，以擺脫對匈奴的依賴。漢朝與匈奴長期交戰，匈奴騎兵憑借優良馬匹和精湛騎射技能，機動性極強，給漢朝軍隊造成了巨大壓力。然而，中國本土的氣候與地理條件，難以培育出足夠強壯、耐力十足的軍用馬匹，而匈奴則憑借草原優勢，壟斷了這類優質馬匹的供應。如果向匈奴購買馬匹，無異于增強對手的軍事實力，這是漢朝統治者不愿看到的。因此，漢武帝才下定決心，從匈奴以西更遠的地方——如今的烏茲別克斯坦一帶的大宛國，獲取被稱為“汗血馬”（又稱天馬、大宛馬）的優良馬匹。這段歷史因“李廣利伐大宛”的著名事件而被銘記，也正是這段遠征，開啟了真正意義上的“馬匹之路”。

隨著購馬渠道開通，大規模貿易應運而生。漢朝每年需購買數萬匹馬，如此龐大的采購量，意味著必須出口同等價值的商品作為交換。當時的中國，能夠大量生產且在西方市場受歡迎的商品正是絲綢——但并非那種供貴族享用的精織奢侈品，而是相對粗糙的生絲。根據史料記載，在唐代，40匹生絲就能換一匹優質戰馬。此時的生絲，其屬性更像是一種“紙幣”，而非單純的消費品。這也解釋了為何我們在絲綢之路的考古遺址中，會發現大量生絲被埋藏——古人將生絲當作財富儲存，就像如今我們埋藏錢幣一樣。

絲綢貿易服務于馬匹需求，兩者共同推動了歐亞經濟交流：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以及重要的植物品種源源不斷地向西傳播；西方的瑣羅亞斯德教、基督教等宗教，以及音樂、舞蹈、藝術等文化元素，隨著商人、使者傳入中國。敦煌的白馬塔正是為了紀念偉大的佛教學者鳩摩羅什的坐騎白馬——他東傳佛法途經敦煌時，其坐騎白馬病死；而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經，其坐騎在《西游記》中化身為白龍馬，這一文學形象的背后，也正是這段文化交流的真實寫照。

國家動漫園門前的西游記師徒四人形象。新華社記者 毛振華 攝

上觀新聞：馬匹在歐亞草原民族與中國各朝代的互動中，扮演了怎樣的雙重角色？

戴維·查費茨：傳統馬匹在諸多方面都獨具特殊性。作為商品，它能自行運輸。當馬商從遙遠的大宛或撒馬爾罕前往中國時，他們會趕著馬群前行，沿途放牧。在某種程度上，旅程耗時一年還是兩年并不重要——只要能往返，他們就認為這是一筆不錯的生意。與此同時，馬商隊伍很容易轉變為伺機而動的劫掠者，因為他們總是隨身攜帶武器，且具備突襲和機動的優勢。中國歷代政府都堅持要求草原養馬民族在邊境特定的市場（即所謂的“馬市”）進行交易，這一政策確保了外來者不會威脅公共安寧。有時，養馬民族會蓄意發動對中原地區的進攻。例如，當他們的馬匹售價過低，或者馬匹存欄過多（通常發生在牧草豐美的年份）導致價格下跌時，就可能出現這種情況。而在戰爭狀態下，中國對馬匹的需求會增加，馬匹價格也會上漲。因此，盡管看似奇怪，草原養馬民族的確有動機對中原地區開戰。

貿易的進行方式讓情況更加復雜。有些貿易包含儀式性的禮物交換——草原民族贈送良馬，中原回贈華服或珍貴器物。對禮儀的誤解或不對等的回報，都可能導致貿易破裂。在這種微妙的交換過程中，雙方都能迅速察覺對方的敵意信號。其中還有經濟層面的因素。草原勢力越大，養馬民族就越能向中原抬高馬匹價格，因為他們能壟斷馬匹供應。中原政權更傾向于與相互競爭的小型草原勢力進行交易——這正是漢武帝決定從大宛購買馬匹的考量。簡而言之，中原這個馬匹買家與草原馬匹賣家之間的貿易關系充滿了緊張態勢。數千年來，草原民族和中原地區的治國之道都在不斷適應這些挑戰。

上觀新聞：對比中國、印度、俄羅斯等歐亞文明，馬匹在塑造軍事和社會結構方面，有哪些共通之處與獨特性？

戴維·查費茨：共性十分明顯：三國都與草原相鄰，核心區域養馬能力不足，需通過貿易獲取馬匹，因此管理馬貿的人權力巨大，精通馬術者構成精英階層。例如，印度的莫臥兒帝國統治者源自草原，馬術與騎射是貴族的必備技能，負責馬貿的官員往往能進入權力核心；俄國的貴族階層也以馬術精湛為榮，馬術訓練是貴族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草原與定居文明的精英流動性強，共享禮儀與戰斗倫理，如安祿山作為胡人將領，憑借精湛馬術與軍事才能成為唐代節度使；蒙古人在羅斯地區建立金帳汗國后，不少蒙古貴族融入當地上層社會。軍事上，三國騎兵裝備、訓練都借鑒草原模式，騎兵是戰場主力，良馬是重要獎賞，軍銜高低往往與統領騎兵的數量相關。

獨特性也很突出：中國南方多河流、湖泊，地形復雜，騎兵難以發揮優勢，因此內河水軍成為南方軍事力量的核心，僅北方地區騎兵占主導。印度的南部多山地、叢林，大象和步兵比騎兵更適合當地地形，成為投射力量的主要兵種。而俄羅斯的哥薩克騎兵最為特別，他們源自歐洲，卻主動采納草原生活方式，擅長騎射、機動性極強。即便彼得大帝推行西化改革，建立西式軍隊，哥薩克騎兵仍被保留，他們在1812年擊敗拿破侖的戰爭中，憑借靈活戰術重創法軍，1914年仍有35萬哥薩克騎兵，成為歐洲軍隊的獨例，其獨特的文化與軍事角色，成為俄羅斯文明的重要標志。

馬載風骨，綿延傳承

上觀新聞：從唐代馬舞、馬球到阿富汗的布茲卡謝比賽，馬匹如何從實用工具演變為文化符號？

戴維·查費茨：這種演變背后是人類對馬匹特質的感知與需求的不斷深化。或許在人類馴化馬匹之前，它就已成為文化符號——洞穴壁畫中最常見的哺乳動物就是馬，在法國拉斯科洞窟、西班牙阿爾塔米拉洞窟等遺址中，都有大量精美的馬形壁畫，展現了早期人類對馬的關注。馬未被馴化時，人類墓葬中就已出現馬骨，表明馬在當時被視為與靈魂相關的特殊存在。

嘉峪關新城魏晉墓群六號墓拍攝的畫像磚《畜收圖》。新華社記者 馬希平 攝

馴化后，馬匹成為權力象征。歐亞大陸廣泛存在人馬合葬習俗，直到19世紀中葉的哈薩克人仍延續這一傳統。在中國，隨著馬匹重要性的提升，殉葬中的真馬逐漸被陶馬替代，秦始皇陵兵馬俑中的陶馬、唐代的三彩馬，造型精美，不僅是喪葬用品，更成為承載時代審美與文化精神的藝術珍品。

唐代，馬文化藝術走向成熟，馬球、馬舞等儀式化活動出現，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平民百姓，都對與馬相關的活動充滿熱情。唐代畫家以馬匹為核心題材，創作了大量傳世名作，如韓幹的《照夜白圖》，展現了馬匹的雄健姿態，傳遞出昂揚向上的時代精神。元代的馬匹繪畫影響了波斯的書籍插圖藝術，莫臥兒王朝的畫冊則融合了中國、波斯、歐洲的藝術風格，形成獨特的馬文化表達。總結來看，馬匹從實用工具到文化符號的演變，遵循著“實用價值—權力象征—審美表達—精神共鳴”的清晰路徑，背后是人類對力量、自由、秩序的永恒追求。

上觀新聞：中西方對馬匹的文化象征存在差異，這種差異反映了怎樣的文明特質？

戴維·查費茨：西方馬匹的兩大角色在中國并不突出：一是農業用途，歐洲農民用馬耕地、拉車，馬匹是農業生產的核心勞動力，象征著和平與繁榮，類似中國的水牛。這種綁定一直持續到20世紀50年代，拖拉機普及后，馬拉耕地才退出歷史舞臺，如今不少歐洲老人仍對耕馬充滿懷舊之情。二是貴族身份標志，7—8世紀草原民族入侵歐洲，歐洲國王和貴族組建騎兵防御部隊，逐漸形成騎士階層。國王將土地分封給騎士，讓他們自行承擔馬匹、盔甲的養護費用，一匹戰馬的飼養成本相當于一個村莊的年收入，稀缺性讓騎士成為特權階層。

西方語言中，“騎士”與“騎手”同源，德語“Ritter”、法語“Chevalier”皆如此，騎馬、狩獵成為統治階級的身份標識。盡管后來社會結構變化，騎士精神仍被視為統治階級的價值觀延續。而中國的馬匹更多是實用工具，官員配馬是為了出行，軍隊中的馬匹用于提升戰力，民間馬匹多用于運輸、耕作。中國皇帝的畫像多安坐寶座，象征皇權的穩定與秩序；歐洲國王則常被刻畫為騎在馬背上，彰顯勇武與開拓精神。這種差異折射出文明特質：西方文明凸顯個體的勇武與榮譽，中華文明則強調集體和諧與秩序穩定。

馬啟新程，對話古今

上觀新聞：工業革命后馬匹退出歷史核心舞臺，但其文化遺產是否仍在影響今天？

戴維·查費茨：馬匹的文化遺產從未消失：蒙古那達慕大會的賽馬是核心項目，展現民族精神；阿根廷、巴基斯坦的馬球運動是國家文化象征；中亞國家的布茲卡謝、騎射傳承著祖先的技藝；韓國、日本的騎射被視為珍貴傳統，得到大力保護；阿拉伯國家致力于推廣阿拉伯馬品種，海灣地區投入數十億美元建立馬場；奧運會的馬術項目延續著對騎兵作戰、皇家狩獵的記憶；美國西部的牛仔競技讓人們銘記馬匹在牧場經營中的作用。

在中國，馬文化也迎來復興。各地博物館中，秦始皇陵陶馬、唐代三彩馬等文物展覽層出不窮；馬術俱樂部在各大城市涌現，馬球、盛裝舞步等運動走進公眾視野；與馬相關的文創產品、影視作品不斷涌現，讓馬文化以更現代的方式融入當今社會。這些都是馬匹文明遺產的鮮活體現。

上觀新聞：當下，在資源競爭、文明對話方面，我們能從馬匹與文明的互動中汲取哪些啟示？

戴維·查費茨：核心啟示是，合作需建立共同基礎，互補才能實現共贏。草原民族擁有優質馬匹，卻缺乏糧食、絲綢等物資；中原王朝有豐富農產品與手工業品，卻急需軍用馬匹。這種互補性是雙方長期貿易的基礎，雙方都從合作中獲益。這告訴我們，當代資源競爭中，與其陷入“零和博弈”，不如尋找互補性，構建“互利共贏”的合作體系。在資源競爭中，構建互補合作體系，找到共同利益與文化共鳴，是馬匹貿易留給當代的重要智慧。

上觀新聞：您希望讀者朋友們從這本書中獲得怎樣的啟發？

戴維·查費茨：我們常以日期、朝代教授歷史，但人們更想知道“為何”。我希望他們明白，人類并非孤獨的世界主宰，動物是文明的重要伙伴。馬匹推動歐亞文明交流，牛、羊改變農業生產方式，狗陪伴人類狩獵與生活，動物在人類文明的節點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我們與這些動物一起改變了世界，如今仍在與它們共同塑造未來。

從更宏大的視角來看，歷史本質上是人類與其他物種、與生物圈相互作用、共同進化的故事。自人類出現以來，就通過馴化動物、改造環境適應生存需求，而動物也影響著人類的生活方式、社會結構與文化形態。這種“人與動物的互動”是貫穿歷史的核心線索，也是理解當今世界的重要鑰匙。

我希望讀者意識到，身邊的動物不僅是寵物、食物或工具，更是人類文明的參與者、見證者與塑造者。重新審視這種關系，能讓他們以更包容、全面的視角看待歷史，學會尊重和珍惜不同物種的價值，理解人與自然、人與動物和諧共生的重要性，這對于應對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減少等全球性挑戰至關重要。

《馬匹與文明的締造》

[美]戴維·查費茨 著

扈喜林 譯

中信出版集團

原標題：《不止馬到成功！馬匹才是撬動歐亞數千年文明的關鍵》

來源：作者：解放日報 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