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非法性”認定與合同詐騙罪：被告抗辯策略

1. 案件介紹

在當前的金融與商事活動中，許多經營者，我們姑且稱其為“甲”，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法律困境。甲可能是一位私募基金管理人，也可能是一家創新型企業的負責人，他懷揣著發展業務的初衷，通過發行產品、吸引投資來推動項目。然而，某天，一封來自公安機關的立案通知書打破了平靜，指控其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或“合同詐騙罪”。一瞬間，甲從企業家變成了犯罪嫌疑人，面臨的可能不僅是巨額罰金，更是人身自由的喪失。這種壓力是具象化的：公司賬戶被凍結，業務陷入停滯，合作伙伴紛紛離去，家庭生活籠罩在陰霾之下，而最令人焦慮的是，對于“非法性”的邊界、“詐騙”與“商業風險”的區分，感到無比迷茫。

以私募基金領域為例，甲設立的A公司已在相關行業協會完成登記，其發行的部分基金產品也履行了備案手續。甲認為，自己的一切操作都在“合規”的框架內進行。為了擴大募集規模，A公司通過員工口口相傳、舉辦產品推介會等方式吸引投資者，并為部分投資者提供了遠期回購或擔保安排，約定了相對固定的年化收益。后因市場環境變化，項目回款不及預期，導致無法按期兌付。此時，部分投資者報案，司法機關介入。甲的核心困境在于：已經完成的登記備案，為何不能成為阻卻“非法性”的理由？ 業務推廣中的一些變通做法，如何就被定性為“變相公開募集”和“承諾還本付息”？

同樣，在合同糾紛中，乙作為B物流公司的負責人，為拓展業務發布了高薪招聘司機的廣告，并與入職司機簽訂了包含購車、合作運營在內的一攬子協議。后因市場運力過剩、貨源不穩定，部分司機收入未達預期，要求退車退款未果后，以被詐騙為由報案。乙的困惑在于：商業合作中為促成交易而做的宣傳承諾，與刑事詐騙中的“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究竟界限何在？ 因市場風險導致的合同履行困難，為何可能被上升為刑事犯罪？

這兩個場景，分別觸及了當前經濟犯罪司法實踐中最具爭議的兩個核心問題：非法集資犯罪中“非法性”的實質認定，以及合同詐騙與民事欺詐的界限劃分。對于身處其中的被告而言，厘清這些界限，是進行有效抗辯、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第一步。

2. 裁判結果與理由

2.1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裁判要旨

裁判結果： 某院判決被告人甲（作為A公司實際控制人）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判處有期徒刑，并處罰金，責令退賠投資人經濟損失。

裁判理由：

1. 法律依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需同時具備非法性、公開性、利誘性、社會性四個特征。其中，“非法性”是核心，即“未經有關部門依法許可或者借用合法經營的形式吸收資金”。

2. 事實認定與“非法性”判斷：

   • 登記備案非行政許可： 法院認定，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記和基金產品的備案，不屬于《商業銀行法》規定的吸收公眾存款所需的“金融業務許可”或“批準”。這只是一種事后備案程序，不構成對行為合法性的背書，更不能豁免其違反金融管理法規的責任。

   • 行為實質穿透審查： 法院穿透了形式上的“私募”外殼，審查了行為的實質。A公司雖登記為私募基金管理人，但其通過多種渠道向社會公眾進行公開宣傳，突破了私募基金“非公開”和“向特定合格投資者募集”的根本屬性。同時，其通過關聯公司提供回購擔保、約定固定收益的行為，實質上是變相承諾“還本付息”，具備了利誘性。

   • 綜合認定： 結合A公司允許不合格投資者“拼單”“代持”以突破投資限制、資金混同使用、募新還舊等事實，法院認定其行為完全符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四個特征，具有刑事違法性。

2.2 涉“套路運”合同糾紛案裁判要旨

裁判結果： 某院判決被告人乙犯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并處罰金，責令退賠被害人損失。

裁判理由：

1. 法律依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其與民事欺詐的根本區別在于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2. 事實認定與“非法占有目的”判斷：

   • 虛構核心事實： 法院認定，乙在招聘時承諾的“穩定貨源”、“固定線路”、“高額保底收入”是其吸引司機簽訂協議并高價購車的關鍵。但乙的公司并無自有穩定貨源，所謂“貨運專線”實為從公開平臺獲取的零散運單包裝而成，其宣傳內容與事實嚴重不符，屬于虛構事實。

   • 無真實履約能力與意愿： 法院審查發現，乙在簽訂合同時，既不具備履行“穩定貨源”承諾的客觀條件，事后也未積極創造履約條件。其商業模式的核心并非通過正常貨運經營獲利，而是通過誘導司機高價購車賺取差價，并在司機無法獲得預期收入時，以各種理由認定司機違約，收取費用。

   • 整體行為評價： 法院將乙的前后行為進行整體評價，認為其設立公司、發布廣告、簽訂協議等一系列行為，最終目的是為了非法占有司機購車款等財物，而非進行真實的貨運經營。因此，認定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構成合同詐騙罪。

3. 法律分析

上海君瀾律師事務所俞強律師提示，上述裁判動向對處于類似境地的被告具有極強的警示和指導意義。在面臨相關指控時，抗辯不能停留在形式層面，而必須深入到司法審查的邏輯核心。

3.1 關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非法性”認定的抗辯策略

俞強律師指出，近年來，司法機關對“非法性”的認定呈現出“實質重于形式”的明顯趨勢。單純以“已經登記備案”作為抗辯理由，在當前的司法實踐中已很難獲得支持。上海律師團隊在代理此類案件時，會從以下幾個維度構建抗辯體系：

1. “穿透式審查”的應對：聚焦行為是否真正具備“私募”屬性。

   • 宣傳方式抗辯： 需仔細梳理所有募集活動的記錄，論證其宣傳范圍是否僅限于已建立特定關系的、符合合格投資者標準的特定對象，而非通過媒體、推介會、短信、互聯網等途徑向社會公眾廣泛傳播。例如，內部的客戶交流會與對不特定公眾的產品推介會，在法律評價上截然不同。

   • 投資者資質抗辯： 嚴格審核所有投資者的金融資產證明、收入證明或專業資格，證明其均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合格投資者標準。對于存在“拼單”“代持”嫌疑的情況，需提供證據證明管理人已盡到合理審查義務，或該行為系個別銷售人員違規操作，而非公司層面的統一模式。

   • 法條解讀： 根據《證券投資基金法》和《私募投資基金監督管理條例》，私募基金的核心在于“非公開方式”和“合格投資者”。抗辯的關鍵在于證明募集過程是否嚴格遵循了這兩點。

   • 抗辯方向：

   • 風險提示： 如果資金募集活動在事實上已演變為面向社會不特定對象的公開募集，那么無論基金管理人是否登記、基金產品是否備案，都無法改變其行為違反《商業銀行法》關于吸收公眾存款專營規定的本質，極易被認定為具有“非法性”。

2. “利誘性”認定的突破：區分預期收益與保本付息承諾。

   • 文件審查： 對所有基金合同、募集說明書、宣傳材料進行逐字審查，確保其中沒有出現“保本”、“保收益”、“剛性兌付”、“回購擔保”（由非關聯的第三方提供擔保或有真實對價的商業回購安排除外）等明確表述。對于業績比較基準、歷史收益率等數據，需說明其僅為參考，不構成對未來收益的承諾。

   • 口頭承諾的舉證： 對于投資者指控的口頭保底承諾，應積極尋找反證，如同時期的風險揭示書、投資者確認為已知悉全部風險的簽字文件、相關溝通記錄等，證明管理人已充分揭示風險。

   • 法條解讀： “承諾在一定期限內以貨幣、實物、股權等方式還本付息或者給付回報”是認定利誘性的關鍵。私募基金的本質是風險投資，不得承諾保本保收益。

   • 抗辯方向：

   • 風險提示： 實踐中，通過關聯方提供回購、擔保，或通過結構化設計變相實現優先兌付，都會被司法機關穿透認定為變相的“還本付息”承諾。上海律師在辦案中發現，這是導致許多私募從業者入罪的關鍵環節。

3. 資金用途與“非法占有目的”的切割。

   • 在部分案件中，公訴機關可能試圖向集資詐騙罪方向指控，這就涉及“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抗辯的核心在于證明募集資金主要用于真實的、與約定用途一致的生產經營活動中。

   • 抗辯方向： 必須建立清晰、完整的資金流向臺賬，提供所有資金劃轉憑證、投資協議、項目進展報告等，證明資金未被肆意揮霍、隱匿或用于非法活動，而是投向了約定的項目。即使項目失敗造成虧損，也應歸因于市場風險、經營判斷失誤等民事范疇，而非刑事詐騙。

3.2 關于合同詐騙罪與民事欺詐界限的抗辯策略

俞強律師結合多年刑事辯護經驗指出，防止民事糾紛刑事化，是優化營商環境、保護企業家人身權利的重要司法政策。在涉及合同詐騙指控時，被告的抗辯應緊緊圍繞“非法占有目的”這一核心主觀要件展開，通過客觀行為反推主觀心態。

1. 嚴格區分“夸大宣傳”與“虛構根本事實”。

   • 如案例中，需證明公司確實在從事真實的貨運業務，有實際的運單和收入，所承諾的“貨源”雖未達到“穩定”程度，但并非完全憑空捏造。應提供公司真實的業務記錄、與貨主的合同、司機實際承運的流水等證據。

   • 證明在簽訂合同時，公司是基于一定的市場分析和資源準備而做出承諾，并非“空手套白狼”。例如，展示當時的市場調研報告、已洽談的潛在客戶意向等材料。

   • 法條解讀： 民事欺詐也可能包含不實陳述，但其往往是對履約能力、商品質量等的夸大，行為人仍有基本的履約意圖和能力。而合同詐騙罪中的“虛構事實”，通常是針對合同訂立的基礎、根本內容進行虛構，導致對方當事人對交易性質產生根本誤解。

   • 抗辯方向：

   • 風險提示： 如果證據顯示，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所承諾的核心資源（如獨家代理權、特定工程項目、壟斷性貨源）完全不存在，且其對此明知，則被認定為虛構事實的風險極高。

2. 全面證明“履約行為”與“履約意愿”。

   • 事中行為： 收集在合同簽訂后，為履行合同而進行的各項投入證據，如招聘員工、租賃場地、購買設備、進行技術開發、積極尋找下游客戶或上游資源的溝通記錄等。

   • 事后態度： 在出現履行困難后，是否積極與對方溝通協商，提出替代解決方案（如變更合同內容、分期還款、提供其他擔保），而非直接失聯或采取“拉黑”等逃避行為。積極的協商記錄是證明缺乏“非法占有目的”的有力證據。

   • 法條解讀： 是否有真實的履約行為，是判斷有無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客觀標尺。即使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但行為人采取了積極行動去嘗試履行，并為此投入了資源，通常更傾向于民事糾紛。

   • 抗辯方向：

   • 風險提示： 一旦取得財物后便揮霍一空、隱匿轉移，或用于與合同無關的非法活動，且無任何實際履約行動，司法機關極易據此推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3. 強調“市場風險”與“經營失敗”的歸因。

   • 詳細分析導致項目失敗或合同無法繼續履行的具體原因，提供行業報告、政策文件、市場數據等，證明虧損是由于不可控或難以預見的市場風險所致。

   • 證明自身在經營過程中已盡到通常的商業注意義務，不存在明顯且重大的經營失誤或違法違規操作。

   • 法條解讀： 刑法不應為市場風險“兜底”。因宏觀經濟變化、行業政策調整、自身經營不善等市場因素導致的合同無法履行及財物損失，屬于民事法律調整的范疇。

   • 抗辯方向：

   • 風險提示： 如果所謂的“市場風險”完全是行為人可以預見且本應避免的，或者經營模式本身具有“借新還舊”的龐氏騙局特征，則很難以此為由進行有效抗辯。

上海律師俞強律師最后提示： 無論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還是合同詐騙罪的辯護，都是一項極其專業和復雜的工作，涉及對金融法規、商業模式、證據鏈條的深度解讀。上述抗辯策略僅為方向性參考。在具體案件中，證據的細節往往決定成敗。例如，一份能夠證明資金真實投向項目的銀行流水，一句能夠體現積極協商態度的微信聊天記錄，都可能成為扭轉局面的關鍵。

具體案件需咨詢專業律師，本分析僅為參考，不構成執業意見。如需針對性的抗辯策略分析與辯護方案制定，可聯系俞強律師團隊。

4. 律師團隊與專業領域展示

俞強律師，上海君瀾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擁有超過十五年的法律實務經驗。主要執業領域為金融與商事爭議解決、金融與職務犯罪辯護，以及知識產權、公司治理等復雜法律事務，尤其擅長上述領域重大疑難案件的上訴、再審和抗訴程序。俞律師善于融合商業思維與法律技術，為客戶提供專業、高效且具有戰略性的解決方案。

團隊核心理念： 通過專業、高效的爭議解決方案，為客戶化解商事糾紛，捍衛商業權益。

一、 核心服務范圍
· 證券與資本市場糾紛：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操縱市場與內幕交易糾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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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產權糾紛：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侵權訴訟，不正當競爭，知識產權合同糾紛等。
· 商事合同糾紛：各類買賣、租賃、承攬、服務、中介/居間合同糾紛等。
· 建設工程與房地產糾紛：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合資合作開發房地產合同、房屋買賣/租賃合同糾紛等。
· 執行與特殊程序：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申請實現擔保物權特別程序等。
· 再審與抗訴：針對各類已生效民事、行政判決的再審申請與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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