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特朗普第一次舉起關稅大棒,發誓要把美國的貿易逆差壓下去。
對華加征關稅、啟動“301調查”、強化出口限制,一整套政策迅速落地。拜登執政期間又在此基礎上提出“友岸外包”,推動供應鏈重組。2025年,隨著特朗普重返白宮,貿易政策依舊圍繞關稅和產業回流展開。
但是現實總是不盡如人意的。根據美國商務部的數據,到2025年美國商品貿易逆差已經達到了12409億美元,再創新高。2017年的時候數字大概在八千億美元左右,在美國政府的一番操作之下,逆差規模反而是增加了三千多億美元。
政策不斷加大,但是逆差并沒有減少。問題出在什么地方?
過去幾年來,美國對華進口占比雖然下降了,但是進口總量并沒有隨之減少。原來主要集中在我國的訂單,逐漸轉移到了越南、墨西哥等地。
2017-2024年期間,美國從越南的進口量大大增加,從墨西哥的進口額也一直保持在高位。到2025年,美國對墨西哥、越南的貿易逆差分別擴大到1969億、1782億美元,數額較大。結構在變,但是總量還是很大。
其實很容易理解。美國的企業沒有大量把制造業遷回國內,而是去尋找新的組裝地點以及替代供應商。消費者的購買行為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電子產品、機械設備、日用品仍然要靠進口。貿易路線雖然改變,但是需求本身并沒有消失。
壓縮逆差主要體現為來源國再分配,而不是進口規模減少。
貿易逆差從來就不是簡單雙邊賬本的問題。宏觀上,一國的貿易差額實質上就是該國國內儲蓄和投資之間的差額。儲蓄不足、消費旺盛、財政赤字長期存在,就意味要依靠吸引外來資金來填補空缺。
美國正好符合這一點。政府支出很大,居民消費意愿很強,美元是世界上主要的儲備貨幣之一,能夠吸引到持續的國際資本流入。貿易逆差并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一個結構性的結果。
關稅能夠影響進口來源,但是很難影響到這樣的宏觀結構。只要儲蓄和投資之間存在缺口,逆差就將以某種形式持續下去。
無論是加征關稅還是推供應鏈轉移,政策工具主要在貿易領域。但是逆差形成的邏輯不僅僅局限于貿易本身。
在高度全球化的體系下,供應鏈很彈性。一處收縮的同時,另一處就會擴張。只要美國國內需求保持強勁,全球制造網絡就會找到新的出口途徑。單邊政策的邊際效果自然會越來越小。
這也就是說,對華貿易逆差減少,并沒有使總的貿易逆差出現實質性的回落。表面上是“誰賺誰賠”的博弈,但是其宏觀結構和政策目標并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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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國的逆差主要是結構性的結果,那么中國就不能只停留在被動應對的層面。
貿易問題在美國的政治體系中一直存在。不管誰當政,逆差都有可能被用作政策工具以及輿論話題。對中國而言,不如寄希望于下一屆政府政策轉向,而是做好長期博弈的準備。
在全球供應鏈重組的大背景下,中國并非被簡單替代的一個環節。很多東南亞國家以及拉美經濟體承接的是組裝環節,關鍵零部件和中間品依然依靠中國生產。為中國從“終端制造商”轉變為“供應鏈中心”提供了可能。加強中間品的優勢,提高技術水平比搶奪單個訂單更重要。
擴大內需比爭取外需更重要。14億人口的市場,本身就是最大的戰略緩沖。消費升級、服務業擴大、新能源和高端制造業的發展都可以給經濟提供更強大的內生動力。當國內市場成為增長的主要引擎的時候,外部波動帶來的沖擊自然就會變小。
最后,要以多邊框架來穩定規則預期。全球貿易體系正處在變革當中,單邊主義的影響依然存在。如果中國在區域合作與制度協調上能保持穩定,那么在不確定性中就可以獲得更多的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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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過去了,關稅層層疊疊,供應鏈也在不斷重組中,但是美國的貿易逆差卻在一路攀升。
表面上的原因是政策效果不好,深層次的原因是宏觀結構無法改變。
美國慌不慌,各方有不同的看法;特朗普是不是已經“沒轍”,也不是一句話可以說得清楚的。
但有一點很明確,那就是貿易可以被改道,卻很難徹底拋棄參與其中的任何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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