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31日清晨,閩西龍巖郊外的山谷里霧氣沉沉,寒意直往棉襖縫隙里鉆。61歲的李紹為握著鋤頭,一鎬下去,火星四濺,石頭紋絲不動。他嘆了口氣,抬頭看了看身旁同村老伙計左家兵——一個比他小六歲的黑瘦漢子,此刻正用力掄錘,汗水把舊棉衣粘在背上。
兩人同吃同住已月余。原本,他們是沖著“包吃包住、一天六七十塊”來的。可落地才知是坑:地表全是堅硬巖層,挖溝要先打炮孔;計件標準臨時改成“泥土八十公分、石頭五十公分”;發錢像擠牙膏,干了一個月只摸到九十塊零頭。身上的盤纏早花光,返鄉路費都湊不齊,逃也逃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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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趟苦役的緣起,說來唏噓。李紹為是湖南衡陽雁峰區樟樹灣村的孤老農民,一輩子在田間刨食,沒成家,也沒什么積蓄。弟弟李志成原先包小工程還能接濟他,后來自己被工程款拖垮,再難伸手。左家兵則更艱難:土墻老屋、病妻在床、兩個兒子因學費輟學南下打工。兩位上了年紀的莊稼漢,搭上最后一點筋骨,隨小包工頭去闖福建,只為攢幾個“養老錢”和給孩子添磚加瓦。
元旦的前夜,干活的隊伍發了五斤散裝白酒,算是慰勞。窩囊事太多,大家一口接一口地灌。左家兵悶頭喝了三兩多,李紹為也沒攔成。“等過完年就回家,日子總會好些。”他拍拍兄弟的肩,算是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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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后,工地照常催人出發。氣溫零度出頭,地面結著薄冰。剛下車,左家兵腿一軟,直接靠在車門。眾人合力把他抬到路邊,他卻連一句整話都說不出,只是淚水直流。李紹為心里發慌,撥了120。醫院診斷:腦溢血,病危通知書隨后下達。手術費得兩萬,他們身上湊不出兩百。醫生說:“不治也就兩三個小時。”李紹為的嗓子發啞,只握著左家兵的手,重復一句:“你挺一挺,回家就好了。”
錢成了絕壁。當晚七點,趁護士換班,李紹為彎腰將一百三十斤的左家兵背上肩,順樓梯一路跑出醫院。汗水在冷風里結成霜,他不敢停,生怕腳下一滑把兄弟摔下來。幾個人攔摩托車,一路顛簸到火車站,用舊被子裹住仍帶余溫的尸體,灑點白酒,裝作醉漢。車廂昏暗,偶有乘客側目,李紹為就低聲說一句:“他喝多了,睡一會兒。”
1月2日凌晨,列車到廣州。錢又告罄,轉火車無望,只能找長途客車。眾人決定把遺體裝進木箱,分頭去尋包裹繩、麻袋。正忙著包扎時,巡警巡邏路過,看見“醉漢”毫無呼吸,當即盤問。派出所里,李紹為把前因后果一股腦講出。民警搖頭:私自運送尸體,已擾亂秩序。可核實無他意,終未追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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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我不懂,”李紹為垂著頭,“可人是我帶出來的,我得送他回去。”他解釋,若讓左家兵家屬自費趕到福建,費用得上千,對那家欠債累累的窮人而言是天文數字。此時,他把兜里僅存的一千四百零五角錢遞給警方,說那是左家兵全部工錢,“一分沒動,這是他的命錢。”
通知發回衡陽,左家兵的兩個兒子晝夜兼程趕來。見到父親冷硬的面容,大兒子紅了眼,卻把矛頭指向李紹為:“早說一聲,我們還能追責任,現在人帶回來了,線索都斷了!”親戚里傳出流言:是不是拿了老板封口費?李紹為當場舉手發誓:“要是我拿一分錢,就不得好死!”硝煙味在靈前彌散,兩家自此少有來往。
媒體介入后,“千里背尸”迅速刷屏。有人罵他糊涂,也有人稱他義氣。深圳一位潘先生打來電話,邀請李紹為去惠州農場看門種菜,包吃住,還給月薪四百。美國有位張姓華僑主動捐款。李紹為心里明白,這些都是一時熱度,但他還是去了惠州。太陽大,水土不服,只干了十多天便辭別,“還是老屋合口味”。返程火車上,他攥著別人捐的千元慰問金,卻被扒手順走,回到村子竟兩手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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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常德另一位老板也想幫他。農場里要踩高腳三輪運飼料,老人家沒站穩,干了三天就摔了筋。見狀,李紹為索性回到樟樹灣。白天種幾畝水稻,農閑接點零工——幫人拆舊屋、抬石塊。歲月沒再給予他特殊眷顧,日子依舊清苦,卻也安穩。他對鄰里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自己有手有腳,能動一天,就不求人。”
左家兵去世已近二十年,龍巖那片石質溝槽早被雨水和塵土填平。雁峰區樟樹灣村的老槐樹下,常能見到一個瘦小老人翻曬稻谷。有人問起當年的事,他擺擺手,只淡淡地說一句:“那是我欠他的。”再無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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