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勸和就是演戲，根本不想俄烏停火，只想坐收漁利太黑心！

四年前，數百萬烏克蘭人被警報聲和爆炸聲驚醒。當時很少有人能預料到，這場沖突會持續如此之久。

如今，我們跨越了歷史的分水嶺：這場沖突的持續時間已超過了偉大的衛國戰爭（1941-1945）——我們打破了無人愿創下的可怕紀錄。四年過去了，盡管尸橫遍野、難民如潮、城市盡毀，和平的前景卻連地平線都看不見。人們越來越擔心，這場戰爭的持續時間可能會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樣持續6年、甚至更久。

近期的俄美烏日內瓦談判，似乎給渴望和平的人們帶來了一絲曙光。但想要只憑談判解決問題是不夠的，俄烏問題的解決不僅依賴于各方進行形式上的談判，更依賴于各方改變各自的理念。筆者想要就這些問題，來談談沖突各方的理念與立場，以及到底是什么阻礙著俄烏和平談判取得真正的進展。

日內瓦會談

2026年，美俄烏終于實現了自2022年沖突爆發以來的首次三方直接接觸。自1月至今，美俄烏三方已在阿聯酋阿布扎比（兩輪）和瑞士日內瓦（一輪）舉行了三輪會談。會談的關鍵問題是頓涅茨克地區的歸屬問題以及扎波羅熱核電站的運行計劃。

談判的結果再次令人失望：澤連斯基始終堅持所謂“絕不向侵略者割讓領土”的立場，拒絕了美國在頓涅茨克地區設立非軍事區與自由貿易區的設想。對于扎波羅熱核電站的運營事宜，基輔當局堅持與美國合作，俄羅斯則對此表示反對。

至于結束戰爭的核心條件——烏克蘭的安全保障問題，在會上也毫無進展。基輔當局堅持需要“北約層面的強力干預”去防范“俄羅斯的再次入侵”。對此，法國與英國等歐洲國家表態將部署“多國維和部隊”來解決烏克蘭的安全問題，但美國卻向基輔當局施壓，稱“必須先完成領土問題談判”。

從會談的情況可以看出，美國的核心談判策略仍舊是“極限施壓”。美國要求烏克蘭“3月結束戰事，5月舉行總統選舉”，要求澤連斯基政府“接受民眾的評判”，澤連斯基對此予以拒絕。

俄羅斯的談判立場則顯得更為主動，明確堅持對頓巴斯地區的領土要求。同時，俄羅斯對歐洲的參與持否定態度，認為當前三方框架下，歐洲的介入無助于解決問題。俄羅斯更多是希望與美國進行直接、有效的對話，以達成符合自身安全利益的協議。

歐洲國家在談判中則詭異地處于一種“慕尼黑陰謀”式的尷尬境地，其被美國拒絕進入場地直接參與談判，只能進行“場外外交”。歐洲繼續重復著“任何解決烏克蘭問題的方案都必須符合歐洲和烏克蘭的利益”的老論調，致力于實現所謂“全面、公正、持久的和平”，立場依舊停留在原則性呼吁上，沒有提出突破當前僵局的具體方案。

把阿布扎比—日內瓦會談的全過程及各方立場再梳理一遍就能發現，其中最核心的問題仍然是：基輔當局將所謂安全保障視為討論領土問題的先決條件，而俄羅斯則堅持承認領土現狀，雙方訴求的先后順序完全顛倒，在邏輯上是根本矛盾的，這是俄烏和平談判難以取得進展的一大根源性問題。

盡管美、俄、烏、歐四方在“實現和平”這一大方向上表述一致，但各方對“和平”的定義不同，在實現何種和平以及如何實現的問題上也存在根本性分歧。俄羅斯尋求的是建立在其既得成果和安全紅線基礎上的穩定；烏克蘭追求的是依托外部強力擔保的“公正和平”；美國傾向于一種成本較低且能夠快速、和平抽身轉向其他事務的方式；而歐洲則希望達成沒有后患的“持久和平”。

一次又一次的談判并沒有為俄烏和平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反而表明了清晰的陣營劃分趨勢：歐洲與烏克蘭的立場深度綁定，是最為堅定的“主戰派”陣營。美俄兩國在原則性問題上達成了一種表面的共識，雙方均認為應基于當前戰場現實，由烏克蘭作出相應讓步以推動結束沖突。美國的立場本質上是由其意識形態（甚至可以說是特朗普的個人原因）驅動的，與俄羅斯追求的穩定安全有本質上的不同。這種情況讓和平談判演化成了一個三角陣營：立場驚人一致的歐烏、力求穩固勝利的俄羅斯，以及受意識形態驅動、隨時可能轉向的美國。

俄烏沖突之所以不能結束，就是因為這三方的利益以及對局勢的看法存在分歧，這種看法及立場被帶到了談判桌上，所起到的自然是“各說各話”的效果。

筆者想分析的就是這三方的立場，以及分析他們的思維邏輯是什么、索求的又是什么。只有講清楚這些，我們才能了解俄烏沖突持久化的根源所在，并在和平的契機真正到來時，能夠及時洞察到它。

歐洲和基輔當局的立場

首先是“罪魁禍首”歐洲和基輔當局。筆者之所以稱他們為“罪魁禍首”，是因為這兩者才是俄烏沖突爆發并持續至今的真正源頭。這也許聽起來有些不符合“常識”，但只要撥開輿論迷霧、看清事件的來龍去脈，就會發現這一判斷是更貼近事實的。

自從俄烏談判開始以來，歐洲和基輔當局就一直號稱要實現“持久且公正的和平”。什么是“持久且公正的和平”？歐洲和基輔當局從未解釋過，但從他們的過往言論里不難解讀出這句話的意思：和平不能以俄羅斯獲利為最終結果，要堅持對抗，寄希望于用拖時間賭一個改變，拖到俄羅斯內部出現重大問題，或特朗普下臺、支持烏克蘭的民主黨建制派重新執政。

拋去虛偽的外交辭令，這實際上就是“戰斗到最后一名烏克蘭人”的真正含義。他們之所以做出這個選擇，是因為歐洲需要時間來準備與俄羅斯進行一場獨立的、漫長的政治軍事對抗，并最終讓“俄羅斯”這個國家概念被消解。

讀者們第一次看到這個表述可能會吃驚，不要驚訝，歐盟和烏克蘭的政客有自己的邏輯。他們堅信自己肩負著“歷史性使命”，絕不會戰敗。這本質上仍是排外的霸權理念，認為存在一種“政治真理”，拒絕“真理”就意味著邪惡。筆者不想再談基輔當局的立場，因為它與歐洲沒有本質區別。至于略有不同的地方，可能是戰爭繼續下去有利于他們繼續通過各種貪污腐敗來攫取財富。

在此，筆者必須糾正許多讀者們的一個觀點：很多人認為，歐洲是出于傀儡地位和美國的脅迫，才做出種種看似不利于他們的決策，而這都是為了迎合美國的反俄戰略。但事實可能恰恰相反，在特朗普美國已明確想從烏克蘭問題抽身的背景下，歐盟仍然堅持與基輔當局站在一起，堅持實現所謂的“持久而公正的和平”，如果他們真的是受美國脅迫，那在美國態度轉變的當下，歐洲為何不選擇與俄羅斯和解？只有一種解釋：歐洲的反俄行為完全是出自于他們自己對俄羅斯的厭惡和不安，和所謂的“美國脅迫”沒有任何關系。

上圖2023-2025年間，俄烏雙方所占領土變化情況，單位/平方公里，紅色為俄羅斯，藍色為烏克蘭。該數據截至2025年11月20日，該統計數據不涵蓋2022年2月24日前的領土情況。

例如，常被認為是親俄人士的匈牙利總理歐爾班，他做過的最激進的“反烏”舉動是停止向烏克蘭供應柴油，但他依舊維持著對烏的電力供應。因為烏克蘭的柴油缺口還可從其他渠道彌補，可一旦完全失去電力，基輔當局不出數周便會投降。而烏克蘭投降，對歐盟和匈牙利而言都是不可接受的。

與輿論的刻板印象不同，歐爾班之所以表現得“親俄”，只是因為基輔當局公然介入匈牙利內政，為匈牙利反對黨站臺，且歐爾班的意識形態盟友特朗普與歐洲自由建制派和基輔當局的矛盾徹底激化，多重因素疊加，歐爾班才決心反擊。只有當自身利益受嚴重侵犯，且有特朗普無條件支持時，歐爾班才會“反烏”。

歐洲內部雖然在與俄羅斯對抗的形式、手段等問題上矛盾尖銳，但在核心原則上卻高度一致：最大限度削弱俄羅斯，將其與歐洲徹底隔離開。在烏克蘭問題上，以歐爾班為代表的歐洲右派認為，歐盟不應無償提供援助，而應借機使歐盟的利益最大化。而歐洲建制派則認為應盡全力援助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盡一切可能讓基輔當局戰斗至最后一個烏克蘭人，同時利用這段時間發展自身軍事工業，為未來對抗俄羅斯做準備。

顯然，雙方的爭論只關乎戰術，而非原則，證據就是歐洲的軍工綜合體正不斷擴張。近幾個月來，世界關于新型武器試驗和列裝的消息，大多來自歐洲。自2022年起，歐盟便在穩步提升自身軍事實力，甚至制定了未來五年乃至十年的軍備擴張目標。這與俄烏沖突爆發前基輔當局的做法驚人地相似——當時，基輔當局利用明斯克協議制造的空檔瘋狂擴張軍備，并試圖“收復”克里米亞和烏東。

考慮到沉沒成本，歐洲的擴軍腳步很難再停下來。也正因如此，俄羅斯曾幾度公開表態：與歐洲的沖突一定會升級為核戰爭，這是俄羅斯破解歐洲“消耗戰略”的唯一手段。

所以，俄烏沖突本質上是俄歐對抗。歐洲并不是人們想象中的美國提線木偶，而是“恐俄癥”的發源地和最大傳播者。甚至可以說，基輔當局在邁丹顏色革命后的一切行動，策源地也都是歐盟。基輔當局和歐盟在談判問題上立場驚人地一致，這是非常合理的，因為基輔當局本就信仰的是歐洲的信條、執行的是歐洲的命令。

俄烏沖突是否能夠結束，實際上并不取決于基輔當局會不會崩潰、投降，歐洲（包括基輔當局）根深蒂固的“俄羅斯不應存在”“俄羅斯是賤民國家”的“恐俄”理念才是沖突無法結束的最大根源。歐洲將自己包裝成急于實現和平的善良人士，而實際上，沖突是由歐洲主動挑起的，俄羅斯只是采用了最暴烈、最直接的方式試圖解決問題。因此，歐洲的價值觀決定了俄烏沖突是否能夠結束，其反俄的價值觀一天不改變，和平談判就無法取得實質性進展，因為俄羅斯單方面試圖和解的行為是無濟于事的。

美國和俄羅斯的立場

現在筆者談談美國和俄羅斯的立場。在普遍的輿論認知中，美國被認為是“歐洲的主人”，是俄羅斯最大的對抗目標，但實際上美國并非這種角色。

在筆者看來，拜登時期盛行的跨大西洋主義和狂熱支持烏克蘭的行為，很難說是不是曇花一現，而當前美國的立場，才是更遵循美國利益邏輯的正常態度。美國表現出了快速抽身的意愿，這符合俄羅斯的利益和訴求，也因此，特朗普美國的理念在西方引發了不少爭議。但筆者認為，對美國的這種淺層解讀是一種懶惰的分析，它忽略了美俄在結束沖突的目的和利益訴求方面的本質區別。

之所以說是“看似一致”，是因為美俄在結束沖突方面存在原則性共識，這一點與歐洲和基輔當局堅持的對抗思維不同。但原則性共識畢竟只是“原則”，美俄在相關問題上也有不小的分歧。

俄羅斯的立場從沖突爆發以來就沒有變動過，核心是構建排除外部威脅的安全空間，首要目標是迫使烏克蘭確立中立地位，并要求北約終結東擴。對此，俄羅斯對已并入版圖的烏克蘭領土態度強硬，拒絕任何讓步。

那么美國當前的立場和動機是什么？結合特朗普政府上臺以來四處出擊、又四處“勸和”的做法，美國想要的是在“去義務化”的同時繼續充當“世界警察”牟利。其高調姿態是為了鞏固自身不可替代的地位，而“世界警察”需要混亂，這是特朗普對外政策的出發點。

為此，特朗普政府積極推動調解進程，并在莫斯科、基輔和歐洲之間開展“穿梭外交”。公正地講，美國確實為促成和談發揮了巨大作用，態度值得肯定，但其意圖卻沒有那么簡單。

盡管特朗普政府宣稱促成俄烏和談是“為了和平”，但這種“利他主義”的論調（特別是由美國提出）是不可信的：如果美國真的迫切想要抽身于沖突，早已會像當年美軍迅速撤離阿富汗那樣不計代價地脫身。而事實上，美國在試圖掌控談判進程，這是美國實現自身目標、制造混亂的必要手段。

所以，美國的藍圖是：從沖突中抽身，實現“去義務化”，將安全包袱甩掉，將烏克蘭打造成一個“漏斗”，讓所有矛盾和不穩定因素都滲透其中，使烏克蘭問題徹底混亂化，讓俄歐自行在混亂的局面中博弈，美國則作為第三方力量坐收漁利。這與歐洲的區別在于：美國想在“混亂平衡”充當坐收漁利的第三者，而歐洲因自身能力不足，堅持要求美國繼續領導西方世界對抗俄羅斯。

秉持這一目標，美國不可能從根本上同情俄羅斯的訴求。因此，美俄在結束沖突上有原則性共識，但也僅限于此。俄羅斯追求的穩定安全與美國追求的“混亂平衡”有本質上的不同。俄羅斯追求消除威脅、確立穩定秩序；美國謀求轉嫁責任、制造混亂以漁利；歐洲則一邊堅定地反俄，一邊焦慮于能力不足。

有共同區間，卻沒有共識，這是這三方立場混雜在一起后的最大突出特征，這最終導致沖突陷入打打停停的僵局，真正的和平遲遲無法到來。

要想實現和平，要做些什么？

筆者堅信談判能夠帶來和平，這不是外交辭令式的空話，而是一個基于事實的樸素判斷。但談判必須有誠意、有真心。要做到這一點，各方就必須審視那些根深蒂固的、早已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理念，這是實現和平必須要做的。

首先是歐洲和基輔當局。作為這場沖突的策源地，也作為堅持將戰爭延續下去的“死硬分子”，他們必須思考，和平的前提，究竟是對方的消亡，還是自身的安寧？

歐洲必須明白，將“俄羅斯不應存在”視為政治信條是危險的。恐俄癥是自我實現的預言，當你把鄰居定義為必須鏟除的邪惡，你就已經剝奪了自己與鄰居共存的一切可能。

有一個問題特別值得思考：烏克蘭民族的獨立與自由，真的必須建立在仇恨的基礎上嗎？排外不是愛國主義，極端民族主義不是國家認同。一個健康的烏克蘭，可以在不否定俄羅斯存在的前提下確立自己的身份，應該有能力選擇和平，而不是被綁在永無止境的對抗戰車上。只有當歐洲和基輔當局放棄了“以他者的死亡作為自身安全的保障”這種有毒邏輯，仇恨之輪才有可能真正停止轉動。

再來看美國。如果美國真心希望結束這場戰爭，它就不應該把烏克蘭視為制造混亂的“漏斗”。烏克蘭不應該是混亂的發源地，也不應該是消耗參與者實力的斗獸場。美國需要想清楚：世界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是門羅主義的變種，還是一個真正尊重各國主權、利益與平等共處的和平秩序？美國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是四處點火、唯恐天下不亂以便趁火打劫的“收縮”，還是一個真正收回霸權觸角、將精力和財力集中于內政的、健康的美國？

只有放棄新帝國主義的妄想，放棄投機心態，美國才能在和平談判問題上發揮真正建設性的作用。如果特朗普治下的美國能把這些想明白，它就能成為和平的推動者，而非混亂的制造者。

最后是俄羅斯。普京政府拋出的談判方案大體是理性的。但理性不等于完全的正義，多年的戰爭下，俄羅斯給烏克蘭帶來了深重災難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城市成墟、平民罹難、千萬人流離失所，這些傷痛不會因為和平而自動消失。戰后的重建、傷痛的彌補，俄羅斯不能推卸責任，不能任由種族歧視者、地域歧視者在輿論上肆意散播仇恨。和解不是遺忘，而是在承認傷痛的前提下選擇共存。只有消除仇恨的土壤，俄烏之間才有可能建立長久的和平根基。俄羅斯可以贏得戰爭，但只有與烏克蘭達成真正的和解，才能贏得和平。

和平不是簽字那一刻的儀式，而是理念轉變后的結果。只有當這些“理念的妥協”同時發生，談判桌上的條款才有了落地的可能。否則，我們只會一次次見證新的日內瓦、新的阿布扎比，然后繼續在打打停停的泥潭中，迎接這場戰爭的第五年、第六年，乃至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