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草地分兵，有4位中央紅軍將領選錯路，他們后來的結局如何？

1960年夏天，延安棗園里有人問起當年的長征細節。談著談著，話題繞回了1935年那一段草地行軍。有人輕聲說：“那是最難講的一頁。”屋里一時安靜下來，老紅軍們互相看了一眼，都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一年，在甘孜以北的高原、沼澤、陰雨、寒風之間，一場看上去只是“路線之爭”的分兵，實則牽動了許多人的一生，牽動了后來中國革命的走向。

1935年長征途中那一次“草地分兵”，今天回頭看，不僅是一段軍事決策的曲折史，更是一批干部在關鍵關頭如何“站隊”的歷史考驗。偏偏在這當中，有4位出身中央紅軍的將領，做出了后來自己也不愿再多提的選擇。多年以后，他們的名字出現在各種功勛榜、任職名單之中，又一次提醒后人：那一時的選擇，并沒有像刀子一樣把他們的命運徹底切斷，卻確實在每個人的履歷上留下了一道清晰的折痕。

有意思的是，草地分兵表面上只是兩路大軍朝不同方向前進，實質上，是對“聽誰指揮、跟誰走”的一次集中檢驗。試想一下，在高原陰雨中，在敵軍圍堵下，一邊是黨中央北上、一邊是身邊的上級命令，站在哪一邊，并不只是地圖上的路線問題。

一、從懋功會師到張國燾“要權”

時間往前推回1935年6月。那時，中央紅軍結束了湘江血戰、遵義會議、四渡赤水等一連串艱難轉折，從貴州、云南一線北上，歷經千山萬水，終于在四川懋功同紅四方面軍會師。

這次會師來之不易。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早就聽說過“井岡山的朱毛紅軍”，對毛澤東提出的“發動群眾、開辟根據地”的思想十分認同。得知中央紅軍要北上會合，他干脆提前命令部隊打草鞋、織毛襪，還組織慰問品，想讓遠道而來的戰友在高原上多少有一點“到家”的感覺。

先頭趕到懋功的是紅四方面軍30軍副政委李先念。多年以后，他回憶起那天見到毛澤東、見到中央縱隊時的情景，還帶著一點歉意：中央紅軍來得太快，準備得再充分，也總覺得不夠。雖說物資緊張，但從高層到普通戰士，確實是真心實意地歡迎。

短暫的喜悅氣氛掩不住現實的差距。會師時，紅四方面軍掌握著幾萬兵力，巔峰時曾高達八萬；中央紅軍卻只剩下萬余人，隊伍經過長征前期的慘烈消耗，既疲憊又減員嚴重。兵力上的此消彼長，很快在政治氣氛上有了反應。

6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中央領導人一起到毛兒蓋附近迎接趕來開會的張國燾。身材高大、出身科班、帶著大部隊而來，張國燾那天的舉止，更像一位“地主家大管家”接待遠方親戚。

當時在場的共產國際代表李德后來形容，張國燾給人的感覺就是“自負”，眼神里帶著對自己“優勢”的自覺。所謂“優勢”，就是手握主力兵團，背后有川陜根據地的基礎，還有一批聽他號令的干部隊伍。

不得不說，這種優勢很快轉化成了他對中央的要價。張國燾不但對中央此前的路線批評頗多，還公開反對繼續北上，認為“南下才有出路”。為了團結、為了先把主力集中、為了避免重蹈之前分散挨打的覆轍，中央領導層不得不一再讓步。

毛澤東當時看得很清楚，他后來回憶：“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也有野心，不給他一個相當的職位，一、四方面軍很難擰成一股繩。”張聞天甚至提出，可以把自己的總書記位置讓給張國燾。毛澤東立刻否了這個提議，他判斷張國燾真正看重的是軍權，于是提出讓他擔任“總政委”，既給了名義上的高位，又盡量保持中央的主導。

在這一番斡旋之后，雙方暫時達成一致：一、四方面軍混編成左、右兩路軍，準備北上甘南，沖出困局。表面上風平浪靜，內里卻已經埋下了下一步分裂的種子。

二、左右兩路軍的拉鋸與“草地分兵”

按照當時的部署，以紅四方面軍為主力的左路軍，由朱德、張國燾率領；以紅一方面軍和四方面軍部分部隊組成的右路軍，則由毛澤東、周恩來、徐向前、陳昌浩率領，兩路大軍本應齊頭并進，向甘南突圍，力爭與陜北紅軍取得聯系。

徐向前贊同集中兵力出甘南的設想，行軍打仗也極其干脆。他率領右路軍一路疾進，還打下了包座，殲滅了胡宗南部一個師，硬是打開了北上的通道。這一戰打得很提氣，也證明右路軍這一路線可行，出路就在前面。

可與右路軍的迅猛相比，左路軍明顯“拖著腳鐐”前進。張國燾一會兒借口要整頓，一會兒說情況不明，一會兒又強調補給困難，總之就是遲遲不肯真正跨出決定性的一步。朱德、劉伯承等編在左路軍中的中央紅軍干部，不停做工作，希望按既定計劃向北。催促的電報一封接一封發向左路軍和張國燾。

右路軍這邊看得著急。徐向前、陳昌浩連發急電，措辭一度相當嚴厲，用上了“遲疑則誤盡中國革命大事”這樣重量級的話。對一個習慣掌握軍權的人來說，這么直接的提醒，難免刺耳。

張國燾明白，既不能再無休止拖著，也不敢公開否決中央決議，于是下令左路軍開始進入草地。不過隊伍剛剛開拔，他馬上又以“久雨不晴”“河水不退”“道路危險”為由不斷減緩速度。草地上的河道究竟有多難走，身在部隊中的人心里其實有數。

當時擔任紅五軍團團長的董振堂就站出來，明確表示草地河水并不深，可以行軍。他親自查看過地形，知道并非不可逾越。可這樣的意見在張國燾那里不但沒被采納，反而遭到了身邊秘書的斥責。董振堂沒再爭辯，只能忍下這口氣。他很清楚，此刻表面上的團結，比個人的情緒重要得多。

轉折點出現在1935年9月8日。這一天，張國燾干脆撕下顧慮，以極為強硬的語氣發電，命令徐向前、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理由是“執行新的戰略決策”。這份電報刻意繞過中央，完全不提報請批準的程序。

擔任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的葉劍英一看到這份電文，立刻意識到事情性質已經變了。他截下一份，送給毛澤東。中央很快抄錄電文，張聞天、周恩來等核心領導仔細研究后得出一致判斷：如果再繼續停留在張國燾控制的區域，中央本身的安全就成了大問題，更不要說北上與陜北會合的大局。

毛澤東找徐向前談了一次，很直接地問他對南下的看法。徐向前心里明白，南下意味著脫離黨中央原有路線，也意味著紅四方面軍可能被拖入新的危險。他顧慮的，卻不僅是路線問題，還有親手帶大的部隊是否會被撕裂。他的態度有些矛盾，這種矛盾也正是當時不少指揮員的真實心態。

9月9日，中央委員會作出一個關鍵決定：由中央紅軍和部分部隊單獨北上，不再與張國燾同行。一、四方面軍在草地前后地帶分為兩路，從此各走各的方向。表面上，這是一次“分兵”，實質上，已經是政治路線的分道揚鑣。

這一決策做出時，很多原本編在左路軍的中央紅軍干部，頓時陷入兩難。一邊是中央已經啟程北上，一邊是當前的直接上級命令還在這里。站在哪頭，不只是升遷前途的問題，更牽涉到個人政治立場的判斷。

三、阿壩、卓木碉會議與“四人站隊”

草地分兵之后，張國燾并沒有收手。他一面命徐向前、陳昌浩折返草地，準備重新整編，一面加緊在自己控制區域內布局。還沒等右路軍主力回來，他就抓緊召開了阿壩會議，隨后又在卓木碉召集更大范圍的會議，著手推進他所謂的“另立中央”。

阿壩會議上，朱德被點名發言。面對張國燾及其身邊一圈干部，他沒有繞彎子，而是說了一句極不好聽卻異常堅定的話：“朱毛朱毛，我朱德怎么能反毛澤東？你可以把我劈成兩半，也割不斷我和毛澤東同志的關系。”這句話，當場就把會議氣氛撕開了一個口子。

朱德接著又緩一緩語氣，勸告說：“南下是沒有出路的。”這既是對眼前形勢的判斷，也是對在場干部的勸誡。有人聽進去了，有人沒聽進去，有人則是有心無力。

真正讓許多人“傻眼”的，是此后在卓木碉會議上發生的事。那次會議，張國燾公開提出自任“主席”，相當于宣布另有一套“中央”。徐向前后來回憶，當時消息來得突然，會場上氣氛極為緊張，絕大多數人不愿成為出頭鳥，生怕一句話站錯了邊。

張國燾明白，如果只是讓自己一手提拔的干部表態，很難服眾，于是點名讓原中央紅軍的高級干部發言，起“帶頭作用”。被點到的四個人，是原紅九軍團政委何長工、團長羅炳輝，以及原紅五軍團政委李卓然、工作部部長邵式平。

這四人并非一般人物。何長工1927年就參加秋收起義、上井岡山，是早期就跟著毛澤東鬧革命的老資格；羅炳輝1929年參加紅軍，以能打硬仗著稱，在紅九軍團中聲望很高；李卓然曾在毛澤東身邊擔任辦公室主任，是極其熟悉中央情況的干部；邵式平在贛東北與方志敏并肩作戰，當地曾流傳“上有朱毛好主張，下有方邵打豺狼”的民謠，他是紅十軍的創始人之一。

就是這樣一批在井岡山、中央蘇區時期與毛澤東站在一起的人，在卓木碉會議上卻站到了張國燾那一邊。會場上不少人心里發涼：連這些從中央來的人都表態支持，別的干部又怎么開口反對？這種“示范效應”，正是張國燾當時所依仗的。

不得不說，這四人的選擇背后都有各自的處境與情緒。有的長期擔當后衛，部隊傷亡巨大，對之前的一些決策難免有怨氣；有的身處張國燾控制區域之內，面臨現實壓力；有的想著“先顧眼前”，對政治后果估計不足。他們站出來講話的那一刻，也許并沒有意識到，這幾句表態，會在自己履歷上留下多么深的印記。

四、四位將領后來的道路

事情發展到1936年，歷史的方向已經越來越清晰。張國燾的南下路線不斷碰壁，部隊損失嚴重，而北上的中央紅軍則與陜北紅軍實現了會合。1936年10月9日，一、二、四方面軍終于在甘肅會寧勝利大會師，此前被帶往川康一線的許多部隊，陸續回到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之下。

張國燾的分裂路線，隨著形勢發展逐步破產。他所依托的“實力優勢”，轉瞬間土崩瓦解。而當初在卓木碉會議上站錯了隊的那四位將領，也在新的歷史階段，走向各自不同的后半生。

先看羅炳輝。他的人生軌跡很有代表性：早年在滇軍服役，見識過舊軍隊內部黑暗，1929年轉入紅軍后，很快展露出極高的指揮才能。長征中，紅九軍團屢屢承擔殿后任務，他一次次把主力安全送出險境，自己部隊的傷亡卻極大。長時間高壓作戰，再加上看著身邊戰士不斷倒下，一個指揮員心里難免會有郁結。

卓木碉會議上，他在壓迫和情緒作用下發表了站在張國燾一邊的講話，這給他后來的人生增加了不小的負擔。張國燾路線被否定后，羅炳輝隨部隊回到延安，主動承認錯誤，坦率說明當時的思想情況。毛澤東評價他“正派耿直”“在滇軍中是革命的”，并沒有借此打死一棒，而是繼續給他以重任。

抗戰時期，羅炳輝擔任新四軍副軍長，指揮多次戰斗，戰功顯赫。遺憾的是，多年征戰留下的病根越來越重，1946年6月，他因病逝世，年僅四十多歲。可以說，這位曾經在草地上“站錯過隊”的將領，用后來的實際行動，贏回了對自己最重要的評價。

何長工的經歷則更多是從前線走向后方。他1927年就參加秋收起義，是早期井岡山斗爭的骨干之一，后來長期在紅九軍團擔任政工領導。在草地分兵那段時間，他同樣處于張國燾控制區域內，既有“紅九軍團損失太大”的心結，也有對眼前力量對比的現實考量。在卓木碉會議上，他的表態，無疑讓不少原中央紅軍同志感到失望。

到了延安之后，何長工主動作了系統檢討，對毛澤東、周恩來坦誠承認自己的錯誤。中央考慮到他的歷史貢獻和態度，接受了檢討，但分配的工作明顯有了調整。此后，他基本離開了一線指揮崗位，先后在抗日軍政大學總校擔任教育長、副校長。解放后，他主要從事軍工和工業管理方面工作，曾任東北軍事政治大學副校長、東北局軍工部部長，1980年當選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晚年回憶那段歷史時，他說過一句話：“我們被分到左路軍的同志，有一部分跟著張國燾鉆進了死胡同，這里有很多曲折和壓力，但最主要的還是我犯了主觀錯誤。”這句話，道出了當年不少人的心理：環境確實復雜，但決定最后一筆賬的，還是個人的判斷和選擇。

李卓然則是從“毛澤東身邊的秘書”，轉到“另一個中央的重要干部”，再回到統戰、宣傳崗位的一條曲折路線。他早年赴蘇聯學習，理論功底很扎實，回國后擔任過毛澤東的辦公室主任，在毛澤東一度被錯誤批判、職務被剝奪的時候，他并沒有隨風轉舵，而是公開支持，被認為是“在困難時候站在毛澤東一邊的人”之一。

正因如此，卓木碉會議上的那一幕更讓人意外。這個曾在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老干部，在張國燾的地盤上卻選擇了隨聲附和。原因固然復雜，但從結果看，他也因此被卷入了那一段“另立中央”的過程，后來一度在紅四方面軍擔任總政治部主任一類的重要職務。

1936年以后，隨著西路軍西征失敗，紅四方面軍大量干部、戰士犧牲或失散，李卓然也經受了巨大的挫折。回到延安后，他逐漸轉向宣傳、理論工作。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中央宣傳部部長，長期在黨內重要崗位上從事宣傳理論工作，1989年逝世，享年90歲。長壽本身已經說明，他在后半生中始終站在新中國建設的陣線前列。

至于邵式平，他的名字在贛東北極有分量。早年與方志敏一起組織武裝斗爭，被當地民謠并列稱贊。紅十軍的創建和發展，與他的工作密不可分。這個出身基層的將領，長期在激烈斗爭環境中摸爬滾打，在蘇區群眾心目中有很高威信。

草地分兵那段時間，他擔任紅五軍團工作部部長，負責大量組織、宣傳、政治工作。在卓木碉會議上，他站在張國燾一邊，確實讓不少熟悉他早年經歷的人感到錯愕。不過，從他后來的經歷來看，這一選擇并沒有把他的人生鎖死在“錯誤的一邊”。

中央重新統一后，毛澤東在安排地方領導時，點名讓邵式平擔任新中國首任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一個曾被蘇區群眾稱為“第二將軍”的人，又回到當年的革命起點，在江西工作了整整16年，從政務到地方建設，幾乎把剩下的全部精力都奉獻給贛鄱大地。1965年，他在南昌病逝，終年65歲。

從這四人的軌跡來看，有人早逝，有人從軍隊轉向地方，有人從前線轉到宣傳，有人繼續在重要崗位上工作。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在關鍵時刻曾經站錯過隊，但在隨后的歲月里又都選擇了回到正確的方向，并以各自的努力填補了曾留下的那道裂縫。

草地分兵本身，是一段沉重的往事。但對這些具體的人來說，它既是一次深刻的教訓，也是一次痛苦的轉折。立場問題的嚴肅性不用多說，革命隊伍對這點從來有嚴格要求。然而，一個人在漫長的一生中不可能完全不犯錯，關鍵在于錯后怎樣面對，怎樣糾正，怎樣用腳下的路來證明自己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