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斯的羞辱與美國新保守主義的復興

寇準總統在伊朗發動的政權更迭戰爭已經開始重塑中東局勢——在當下的初期階段，我們甚至還無法完全理解其影響規模之巨、程度之深。這場針對伊朗的戰爭，同時也標志著寇準政府內部以及更廣泛的美國右翼勢力在思想層面發生了同樣重大的轉向：盡管此前看似早已衰落，但新保守主義鷹派最終出人意料成為了特朗普時代的贏家，而曾經的MGGA思想家們則落得了個自抽嘴巴、兩手空空的下場。

不知何故，作為MAGA主義者且曾對新保守主義進行猛烈抨擊的副總統JD·萬斯，雖然身處政府最高層，結果卻是在被迫協助執行諸如約翰·博爾頓或埃利奧特·艾布拉姆斯那樣的新保鷹派偏好的外交政策。曾經嚴厲批評“道德化”外交政策的萬斯，如今卻在監督那些明確旨在“解放伊朗人民”的軍事打擊。

2016年，隨著唐納德·寇準·特朗普顯然將代表共和黨的未來，擺在體面的保守派知識分子面前的有三條路：

第一條路是緩慢而憤世嫉俗的妥協： 那些曾因特朗普背離外交鷹派立場和自由貿易而反對他到最后一刻的人，開始慢慢琢磨：“好吧，我們能從這家伙身上撈到什么好處？”

第二條路是毫不動搖的“永不向特朗普屈服”（Never Trump）式的對抗： 一部分保守派，尤其是那些在外交政策上傾向鷹派的人，下定決心寧愿在政治上流離失所、投奔自由派媒體，也絕不向這個來自皇后區的“粗鄙之人”低頭——畢竟，此人痛斥“全球主義”，稱伊拉克戰爭是一場“災難”，還肆意羞辱小布什時代的新保守主義者。

在《華爾街日報》內部，采取這一立場的人包括一位精力充沛的社論編輯巴里·魏斯，以及她的導師、專欄作家布雷特·斯蒂芬斯。在特朗普贏得首次大選后不久，兩人便相繼跳槽到了政治立場偏左的《紐約時報》評論版。起初，伊朗裔美國作家索拉博·艾哈邁里也屬于這個群體。他曾在報紙上公開支持希拉里·克林頓，并與巴里和布雷特通過大量郵件互通款曲，發泄對華爾街日報領導層的憤慨——因為在他們要看來，保守派領導層選擇了向MAGA妥協。

但并非所有堅定的“永不向特朗普屈服”者都會永遠堅持那一立場。最后，還有第三條路：皈依者之路。

這些右翼知識分子克服了對特朗普種種怪異行為的厭惡，試圖去理解為什么共和黨基本盤會推舉出一位挑戰傳統與教條的民粹主義前真人秀明星。對于那些被忽視的“飛地”，自由貿易和數十年來過度活躍的外交政策究竟帶來了什么？

索拉博·艾哈邁里就是這些“特朗普主義皈依者”中的一員。在公開支持并投票給希拉里·克林頓之后，他最終得出結論：特朗普上臺前的那套舊共識簡直是一場災難。它讓美國的力量在海外過度擴張，卻掏空了國內的根基——這在心臟地帶那些廢棄的工廠里清晰可見，曾經引以為傲的制造業工人的后代，如今正橫尸街頭，軀體上布滿了注射針孔，深受阿片類藥物成癮的折磨。

在特朗普首個任期的大部分時間里，索拉博·艾哈邁里擔任《紐約郵報》的社論編輯。這是一份更具民粹色彩的報紙，也是總統的最愛。他經常剪下索拉博·艾哈邁里約稿的專欄文章寄給作者本人，并用粗大的馬克筆簽上名字，加上鼓勵的話語：“好樣的！”

在業余時間，艾哈邁里擔任了《反對死板共識》的主要起草人和組織者。這份發表于2019年的宣言旨在為所謂的“新右翼”發聲，文中指責了“舊右翼”——也就是他們幾年前的戰友們，如布雷特和巴里之流——未能“延緩，更不用說扭轉那些永恒真理、家庭穩定、社區團結以及更多事物的日漸式微”。簽署人共同控訴道，傳統保守主義已經“向日常生活的色*情*化、向死亡文化、向競爭崇拜繳械投降。它還經常向一種有毒且好施審判的多元文化主義低頭”。

在當時看來，傳統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幾乎沒有區別。它任由“一種意識形態化的自由主義試圖主宰我們的外交政策”——這意味著美國過于頻繁地遠征海外，去斬殺專制的惡魔，去解放追求自由的人民。許多簽署者都是“皈依者”：既皈依了天主*教信仰，也皈依了MAGA主義。另一位本可以簽署但未簽（因為大家當時沒想起去邀請他）的皈依者，正是 JD·萬斯。

作為一名耶魯法學院畢業的風險投資家，萬斯同時也是暢銷回憶錄《鄉下人的悲歌》的作者。這本書很快成為了沿海地區記者了解“特朗普化美國”運作邏輯的必讀指南。盡管他極其痛心地描述了那個階層的痛苦，但在那些年里，萬斯絕沒有準備好與特朗普共進退。相反，他書中對阿巴拉契亞鄉親們的病灶診斷，與那些體面的保守派高度一致：萬斯得出的結論是，困擾他家鄉人民的是“自我救贖”的失敗，而非共和黨的新自由主義貿易政策或新保守主義國防政策。與此同時，正如萬斯在一段后來流出的著名簡訊中告訴朋友的那樣，特朗普本人在他眼里不過是當代的“希特勒”。

然而幾年后，正當艾哈邁里努力為“特朗普MAGA計劃”提供知識邏輯支撐時，萬斯以“特朗普化美國”的民眾代言人身份脫穎而出。最終，在經歷了一場將“特朗普式修辭”發揮到極致的競選活動后，他在家鄉俄亥俄州當選為美國參議員。

就任后，萬斯試圖以一名深思熟慮的民粹主義者身份參與治理，并與經濟進步派合作發起了一系列重大立法倡議：一項鐵路改革法案、一項試圖打破信用卡雙頭壟斷的提案、一項降低胰島素價格的嘗試，諸如此類。盡管其中大多數倡議都以失敗告終——阻力并非來自民主黨，而是來自參議院共和黨內部那群自由市場的“老守近衛軍”——但萬斯依然被選為特朗普2024年的競選搭檔。在此期間，他始終在發出反干涉主義的聲音，尤其是在伊朗問題上。例如，在2024年他曾宣稱：“我認為，不與伊朗開戰非常符合我們的利益。這會極大地分散資源，對我們國家而言將是巨額的開支。”

但現實就擺在眼前。特朗普現已發動了一場針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全面的、且深陷民意反對泥潭的戰爭，并將“伊朗自由”作為其首要目標。萬斯雖然并未在輿論宣傳中沖鋒陷陣，但有人拍到他在華盛頓主持著某種“B隊”戰情室（總統本人的戰情室設在海湖莊園）。對于那些先后身處新保守主義和maga圈子并參與過這些辯論的人來說，其中的諷刺程度簡直令人瞠目結舌。

該如何解釋這一切？或許可以提出四個理由：

首先，是共和黨的結構性現實。 盡管兩黨已經發生了重組——自2016年起，工人階級和中下階層選民開始由左向右轉——但共和黨的體制依然被舊式的外交政策所主導：那些智庫、資深幕僚，以及那些思維永遠停留在1983年的八旬參議員。沒錯，黨內確實有“克制派”（主張收縮外交政策的人）和“優先級派”（主張從歐洲和中東轉向對抗印度的人），其中不乏五角大樓和情報機構的人員。但這些人通常資歷尚淺，他們在特朗普政府中的影響力，在總統身邊的傳統鷹派面前顯得微不足道——比如代理國家安全顧問兼國務卿馬可·盧比奧，以及白宮辦公廳主任蘇西·威爾斯。

其次，“反覺醒主義”成了舊酒裝新瓶的工具。 那些鷹派——尤其是巴里·魏斯通過她的媒體《自由報》——利用了民眾對“覺醒文化巔峰期”種種荒唐事的不滿，并成功將其與陳舊的新保政治議程掛鉤。許多所謂的民粹主義者也非常樂于隨大流，歡呼一個在文化上重塑強硬、不再畏首畏尾的美國，即便這個美國正在推行他們幾年前還深惡痛絕的政策。正如一位網絡毒舌在某處評論道：“謝天謝地，國防部長]皮特·海格塞斯把變*性人都從軍隊里踢出去了，這樣身強體壯的白人哥兒們就能去伊朗搞政權更迭了。” 真是“一語中的”lol！

第三，是對“政權更迭戰爭”進行了重新定義，將其窄化為僅指“地面部隊介入”的行動。 在這種敘事中，舊有且失敗的新保守主義真正的標志，不在于其全球擴張的范圍或“先開槍后發問”的直覺，而在于其理想主義：即那種認為能夠幫助受壓迫人民、并派遣軍隊進行“國家建設”的天真信念。而在新的體制下，美國將只管把一切砸個稀巴爛，至于收拾殘局，那是別人的事。

萬斯在2024年的一次采訪中告訴記者，新的特朗普式外交政策將是“對海外干預的極端懷疑，與一旦干預便采取極端進攻態勢的結合……不要頻繁出拳，但一旦出拳，就要打得他*媽*的夠狠。”然而，這種“只要不實際派遣地面部隊就不是新保守主義”的邏輯，很快就變成了一種極具誘惑力的通行證，誘使人們頻繁出拳。“極端懷疑”迅速煙消云散；第二屆特朗普政府目前已經對不下七個國家發動了干涉行動。

最后，也是最簡單的一點，在于特朗普本人：作為那一代美國人的產物，他記憶中的伊朗政權——且這種記憶并非事出無因——始終與1979年的人質危機和1983年的貝魯特軍營炸彈襲擊緊密相連。畢竟，伊斯蘭共和國確實擁有其歷史能動性，而它在過去近半個世紀里，一直利用這種能動性對以色列和西方進行著一場戰略上愚蠢至極的意識形態戰爭。盡管對于年輕一代美國人來說，德黑蘭遠沒有被視為同等程度的威脅（甚至根本不被視為威脅），但這已無關緊要。特朗普是三軍統帥，他或許將自己視為那些陳年“伊朗罪孽”的復仇者。

至于2026年——以及對萬斯來說更為重要的2028年——的選民們，是否會認為這場復仇是物有所值的，仍有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