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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伊朗,我只能說出一些概念,波斯、居魯士、阿拉伯、細密畫、巴列維王朝、霍梅尼、罩袍、兩伊戰爭、哈梅內伊……這些名詞貫穿幾千年歷史,正因如此,當一個神權符號被終結,該如何問責過往、如何看待當下、如何預測未來?我不知道。
就像六神磊磊說的,網上變成了平行次元,“一個是伊朗贏的次元,一個是美以贏的次元。在各自的次元里,他們都在贏。”在媒體報道里,伊朗人民有的歡慶勝利,有的如喪考妣。
我認知、層次和覺悟都很低,當不了國際評論家。我唯一知道的,當某個自詡掌握神諭的人開始掌握一個國家,并開始以神諭來統治,大抵其國民是沒有可能性的。神在人間年頭久了容易管得多,這個不許吃,那個不許碰,這個必須穿,哪個必須做……好多規則往往是古典時期形成的習慣,然后被固化成規矩,進而變成戒律。問題是,神往往是寬容博愛的,但神無言,那些以神之名發聲的人,就會給這些規矩賦魅,甚至摻雜有利于自己的解釋。
所謂有利于自己,便要將國民的可能性變得越來越少。你要是穿得五顏六色,吃得精細多變,到處旅游,隨地上網,知道更廣博的歷史,了解更多樣的制度,乃至可以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職業、婚姻、愛好和信仰……這種吃過見過心思活絡的人,便很難再舉著照片神情肅穆俯首帖耳了,人心散了,隊伍不好帶。
電影《逃離德黑蘭》里,飛機飛離伊朗領空,空姐說“現在開始我們供應酒類飲品”,主角和人質激動得歡呼起來。酒并非必需品,但可能性是。《我在伊朗長大》里,Marjane目睹過父輩追求主義而反抗,出走歐洲后產生身份認同的疑惑,重新回到故鄉,卻發現神權之下的故土又不是想象中的樣子,最終又告別那想象中的故鄉回到法國。以“我在伊朗長大”為題,Marjane真正長大的地方卻不是伊朗,她能借助家庭的力量在歐洲和伊朗進行生活切換,而真正在伊朗長大的人,卻沒有這種可能性。
因此,面對一個神權符號的消失,我作為佛弟子對其家庭成員生命的逝去表示哀悼。但就伊朗國民的可能性來說,就像《讓子彈飛》里那句臺詞,“沒有你,對我很重要。”對于政治家和觀察家們來說,權力、權利、程序、地緣、國際關系這些概念很重要,但對于被困住的國民,自己想吃什么、穿什么、說什么、做什么,這些可能性更重要。
我厭惡戰爭,甚至認為所有的戰爭都帶有“不義”的色彩,就像這次伊朗也有一所小學遭遇轟炸,那些死難的孩子無辜,普通人不該成為不惜一切的“代價”。但我又不至于天真到相信正義會自己降臨,“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面對這類激烈的歷史變局,我便會踟躕起來,不知道是否值得歡欣鼓舞,更不知道是否該焦慮或仇恨。我唯一知道、并給我安慰的,便是伊朗的每個人,都多了幾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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