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彈從頭頂飛過，約旦街頭充滿了怪誕的平靜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雪辰】

2月28日中午12時30分左右，我正準備下樓買菜。剛走出樓門，刺耳的防空警報聲突然打破了平靜，響徹在安曼上空。

那種聲音并不只是“響”，而是帶著一種明顯的壓迫感。起初，我沒有立刻反應過來那是什么聲音，只覺得情況異常，于是匆忙問了一位一邊看手機、一邊往回走的大爺。大爺不慌不忙，抬手往天上一指，笑著說：“伊朗和以色列在對射導彈。導彈，你知道吧？”

那一刻，緊張感和荒誕感幾乎是同時涌上來的。緊張在于，戰爭的陰影終于不再只是手機里的快訊和人們的猜測；荒誕在于，大爺描述戰爭的語氣像是在講一件再平常不過的事。

隨之而來的還有一種奇怪的“解脫感”：從年初開始，美、以、伊之間將爆發更大規模沖突的各路小道消息就沒有斷過。從幾天前開始，安曼上空的戰機異動也比平時頻繁了許多——該來的，終究還是來了。

從這一輪沖突升級開始到3月1日晚間，防空警報聲斷斷續續地響個不停，我數次在睡夢中被警報聲吵醒。隨后，我打開了和家人的視頻通話。這份不確定性中的微小確定陪伴著我，從最初的緊張、亢奮，一直聽到后來的輕微麻木。

約旦的防空警報分為兩種：一種提示危險來臨，一種提示危險解除，二者的音調和時長都有明顯區別。但如果把警報和實時沖突新聞對照起來看，就會發現所謂“危險解除”，很多時候也并不意味著真正安心。

隨之而來的音爆頻率也不算低：我先后聽見多次沉悶但清晰的音爆，其中有幾次強度尤其明顯。2月28日晚上7時左右，我坐在書桌前寫東西時，最強烈的一次音爆悶聲襲來，窗戶和墻體都輕微發顫，窗簾也明顯抖動起來。那一瞬間，戰爭不再是抽象的地緣政治，它跨越重重山脈、穿過空氣、玻璃和混凝土的屏障，直挺挺地壓在了人的感官上。

但與此同時，安曼并沒有真正進入一種如臨大敵的狀態。恰恰相反，在沖突爆發頭兩天、導彈接二連三劃過天際時，這座城市不僅沒有陷入失序和恐慌，反而體現出了一種近乎頑固的日常感。

約旦街頭日常（資料圖）

戰爭陰云下的安曼城，不受干擾的怪誕日常

約旦本地流傳著一句玩笑話：“導彈來的時候，500個阿拉伯人會爬到房頂上，500個以色列人會鉆到地洞里。”乍一聽，這句話似乎有點夸張。但在安曼，至少在“500個阿拉伯人”這個層面上，它是可以得到驗證的。

防空警報稍微平靜一點后，我對面居民樓里的年輕人就像沒事人一樣，披著老式阿拉伯大衣，慢慢悠悠地走上屋頂陽臺，一邊閑逛，一邊望天；樓下大娘端著一盤新鮮的下水，大搖大擺地走出房門，呼喚著那只常在附近徘徊的胖乎乎的流浪貓的名字。

晚些時候，我打開社交媒體，安曼西北部山頂一家本地飯館發的視頻也差不多是這種風格：鏡頭下的顧客們站在飯店的高處，興奮地朝遠處天際張望圍觀導彈軌跡，仿佛在看一場夢幻般的流星雨。

當然，這絕不意味著生活在約旦是一件毫無風險的事。網傳安曼南部和北部伊爾比德都出現了導彈殘骸墜落，甚至還有擊中民宅和街道的情況。在此前的幾次沖突中，也出現過類似的導彈殘骸造成傷亡的事件。但至少從當前的狀態來看，這些消息并沒有立刻轉化成普遍性的恐慌。

和2024年4月我經歷過的那輪伊以沖突相比，這一次安曼街頭和網絡空間的緊張程度，反而沒有想象中那么高。幾輪危機之后，這座城市似乎已經形成了一種非常具有當地特色的應對邏輯：知道危險真實存在，但并不因此讓生活完全停擺。就像阿拉伯人常說的那句“因沙阿拉”所隱含的潛臺詞那樣——管他什么戰爭風云、你死我活的，一切都看天意，隨他去吧，生活還是要繼續。

到了傍晚，我還是出門去附近超市補了一些米面糧油。我住在市中心靠近老城區的地帶，是當地民眾日常生活的中心區域之一，街頭依舊車流擁堵，行人照常穿梭，果汁店、甜品店、手機店和外賣餐館也全部都開著。超市里囤主食和食用油的人比平時多了一些，街上的外賣員明顯也多了起來。但總體而言，社會氛圍并不是“末日逃難”式的，而更像一種有準備的戒備。大家知道不安正在逼近，卻并不愿意讓它徹底接管自己的日常，更不愿意相信這種不安會真正影響到自己的生活與安全。

回家的路上，警報又響了一次。街頭并沒有人群騷動，也沒有人驚叫奔跑，只是偶爾有行人停下來望望天空，然后又繼續前行。就像我之前待過的幾座巴勒斯坦城市一樣，安曼也早已被地區危機訓練出了一套獨特的生存經驗。

說到底，普通人沒有能力左右地區對抗的走向，民眾唯一能掌控的，往往只有自己的生活節奏。正因如此，在警報和音爆之間，安曼最鮮明的特征不是恐懼和驚慌，而是一種頑固、反常，但同時又易于理解的日常感。

夾在中間的約旦：反以色列是共識，不信伊朗也很普遍

如果說安曼街頭的“穩定”只是外在表現，那么本輪沖突陰影下約旦社會內部的心理結構，則是相當復雜甚至矛盾的。

在此前與本地熟人朋友的接觸中，我感受最深的一點是：約旦社會對以色列和伊朗同時存在明顯的抵觸情緒，只是兩種抵觸的來源并不一樣。

對以色列和美國的反感，在約旦幾乎是公開且廣泛的，其原因并不難理解。約旦社會中有大量巴勒斯坦裔人口，許多家庭本身就傳承著巴勒斯坦問題留下的傷痛記憶。

一位朋友邀請我去她家做客時，她那位來自納布盧斯的奶奶一直緊盯著有關中東局勢尤其是巴勒斯坦的新聞。老人家說，她和家人最初是1948年以難民身份流亡來的約旦，當年總以為還會回去，后來才逐漸明白，有些“暫時離開”，其實就是整整一代人的永久遺憾。

朋友說，他們雖然已經在約旦生活了很久，但每次看到西岸和加沙的消息，家里人還是會忍不住難過。像這樣的例子在約旦社會非常普遍，也正因為如此，反對美國長期主導的地區秩序、反對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做法，也是約旦民間的“政治正確”。

以軍大規模空襲德黑蘭

但另一面，約旦社會對沖突的另一方——伊朗也普遍缺乏信任。這里面既有教派因素，也有地緣政治因素。對普通民眾來說，無論從宗教意義還是歷史層面來看，伊朗都不是值得信任的“伙伴”；對約旦王室和國家安全體系而言，伊朗更是長期被視為地區滲透、代理人活動和秩序沖擊的強大潛在風險源。

因此在約旦社會里，很多人往往同時反感伊朗和以色列，只是排序不同、理由不同。為避免引起歧義，許多人在表述時甚至會特別強調自己反感伊朗，但這并不代表著自己親以色列。在他們的觀念中，這兩件事情并不互相矛盾。

這種復雜心態，在本地居民的表述中顯得尤其直接。一位小超市店員安慰我說：“別害怕，你聽到的動靜是伊朗和以色列在打，跟我們沒關系。導彈只是從我們的上空飛過而已，對我們不會有影響。一切都很安全。”

他說得很自然，像是在安慰一個對本地生活還不夠熟悉的外國人。緊接著他又補了一句：“誰會贏呢？真主才知道。不過，我討厭以色列，我也討厭伊朗。你問我為什么討厭伊朗？因為他們在敘利亞殺了我們的兄弟……不不，我不是敘利亞來的，我就是約旦人。我的意思是，我是遜尼，他們是什葉，就這么簡單。”

在中東，很多看似抽象的國際政治問題，在民眾那里往往被壓縮成非常直接的身份經驗、歷史記憶和情緒判斷。對于研究者來說，我們習慣于討論地區格局、代理人戰爭、戰略平衡；但對于普通人來說，很多立場和觀點并不來自嚴謹的邏輯推理和扎實的事實論據，而是來自于家族記憶、教派認同、歷史傳說、各路消息和長期累積的不安全生活經驗。譬如這位店員所篤信的什葉和遜尼之爭，在約旦民間就體現為歷史、文化、民族、偏見乃至陰謀論等多重因素的雜糅。

曾有一位本地司機半開玩笑地對我說：“什么時候中國能打敗美國，接管中東？反正總得有人管，我覺得至少中國比美國好，也比那些海灣的王爺好。”

由此觀之，在部分普通人的直覺里，美國長期塑造的中東秩序不僅沒有帶來穩定，反而與戰爭、分裂和無休止的失控綁定在一起；以色列令人憤怒，伊朗并不討喜，阿拉伯國家袖手旁觀。于是人們只能停留在一種消極而復雜的情緒上——自己無力改變現狀，眼前幾乎所有主要力量都不可靠，卻又找不到真正可信的替代者。

一位年輕的加沙裔約旦抗議者曾無奈地對我說過：“現在加沙這個樣子，我們可能只能指望伊朗了。雖然我并不覺得伊朗是為了我們，但那也許是少數還會行動的力量。但很遺憾，我周圍的大多數人都不這么想。”很明顯，在他的判斷里，伊朗未必可靠，但在阿拉伯世界整體失能、國際秩序又明顯偏向美以的情況下，“只能指望伊朗”成了少數人絕望中的一絲希望，然而這種希望，卻又伴隨著復雜而矛盾的重重心結與隔閡。

結語

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沖突爆發前兩天的安曼，我會說：整體地區安全形勢的確不容樂觀，但在安曼城，它的表現形式不是現實中的忙亂失序，而是一種“聲量很大的背景噪音”：防空警報是真實的，音爆是真實的，戰機的不斷轟鳴也是真實的；但與此同時，不息的車流、攢動的人群、烤餅的香氣、外賣小哥的忙碌也同樣是真實的。

從地區局勢來看，政府身為美國盟友、并主動下場攔截伊朗導彈的約旦恐怕很難真正置身事外。它也許不會成為大國和地區強權公開對抗的主戰場，卻必然繼續處在沖突外溢的半徑之內。它的地理位置、政治立場和社會人口結構，決定了它必將長期持續承受地區沖突和對抗帶來的長期壓力。

而真正消耗人的，未必是一次規模龐大的轟炸，而是看不到盡頭的、時遠時近的高壓局勢。警報響起，人人都知道危險就在頭頂；警報一停，日子還得繼續——甚至在警報還未停歇的時候，生活就已經照常進行了。誰也說不清下一次的導彈襲擊會是什么時候，離自己又會有多近。于是一個既無力又無奈的反問句由此衍生了：導彈來了，可又能怎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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