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斌｜全球視野下的明清易代

《多鐸得勝圖》局部

明清易代不僅僅是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更替，也是東（北）亞格局的新變化，而且還是世界史和全球史的一個意義深遠的事件。

西方學界也很早就關注了中國歷史上來自內陸亞洲的游牧王朝南下取代漢人王朝的歷史現象，他們將之稱為“征服王朝”（Conquest Dynasty）。其實，來自草原或者森林的野蠻人南下征服了以農耕、商業和城市為代表的文明社會，這在世界歷史上是常見的現象。十八世紀的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在其名著《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中就指出，蠻族的入侵是西羅馬帝國衰亡的一個關鍵原因。在中國歷史上，來自北方草原地帶的游獵、游牧部落的入侵，也是常事。中國學者往往將其視為中華文明框架內的兩種文明的互動——正是這種互動給中華文明帶來了新鮮的血液與動力。而西方學者往往強調北方來的“蠻族”對中原王朝的挑戰與征服；當然，他們也津津樂道為什么這些征服王朝（特別是遼、金和元三朝）最終被中原文明所征服——也就是學者們所說的“中華化”或“華化”的過程與結果。或許是因為這個模式太突出了，因此，宋元明易代和明清易代一樣，在這二十年來受西方學界關注頗多，其討論一點也不亞于東亞學界長盛不衰的唐宋變革論。2003年史樂民（Paul J. Smith）和萬志英（Richard von Glahn）就主編了《中國歷史上的宋元明變遷》（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上承唐宋變革，下啟明清易代，探討了1100至1500年這四百年中國社會的變遷與連續。

相對于宋元明變遷，明清易代在西方學界的反響要大得多。司徒琳（Lynn A. Struve）是西方較早研究明清易代的學者，或許也是這一領域最有名的學者。她在1984年就出版了《南明史：1644—1662》（The Southern Ming），可以說是這一領域的開山之作。而后，司徒琳和其他學者，如狄宇宙（Nicola Di Cosmo）、衛思韓（John E. Wills Jr.）和羅友枝（Evelyn S. Rawski）等人，試圖將明清易代置于世界歷史當中，成果見于《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世界歷史時間中清的形成》（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這些西方的中國史學家逐漸將中國與世界連接起來，特別是把明清易代置于十七世紀的全球危機（The 17th Century Crisis）這個框架中加以分析，無形之中受到了全球史觀的影響。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提出了十七世紀的歐洲危機這個觀點，分析了歐洲社會從封建到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總危機（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in the 17th Century），后來的學者把這個概念大大延伸了：危機不僅僅在歐洲，危機也不僅局限于經濟。十七世紀的全球危機特指，在小冰期到來之際全世界許多社會遭遇的氣候降溫、政治動蕩、經濟衰退、瘟疫肆虐等一系列問題帶來的社會危機，這一危機在東亞集中體現為明清易代。

司徒琳著《南明史：1644-1662》

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西方學界在全球視野下的明清易代這個議題上做的努力大致分為以下幾個方向。第一個是亞洲內陸的角度，契入點是清代的興起，這個國內學界比較熟悉了。第二個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特別是耶穌會及其會士的研究。這個角度結合了中國史和教會史，目前成果頗多。第三個是海洋史的角度，最早的倡導者是衛思韓（他也是我的博士論文導師之一），現在還有安樂博（Robert J. Antony）、歐陽泰（Tonio Andrade）、杭行等人，他們分別關注了明清交替時期南方的海盜、臺灣以及鄭氏集團等方面。這三個方向略有重合，交相呼應，響應了全球史的呼吁。除了角度新穎之外，這些研究都大量搜集和解讀了域外的非中文文獻，這是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

第三只眼：域外文獻的使用與解讀

侯楊方是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他多年來從事人口史與歷史地理的研究，近些年來多次重走了玄奘之路，真正從科學上精準復原了陸上絲綢之路的東段，令人感佩。侯楊方的新書《明亡清興：1618-1662年的戰爭、外交與博弈》強調對多元材料的解讀，與西方學術界有許多相通之處。

《明亡清興：1618-1662年的戰爭、外交與博弈》，侯楊方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25年9月出版，420頁，68.00元

《明亡清興》使用了大量的域外文獻，包括朝鮮的記錄、歐洲傳教士的文獻以及來自日本的材料。1637年，皇太極率清軍征服朝鮮，朝鮮成為清朝的屬國，朝鮮昭顯世子被迫前往盛京（沈陽）成為人質，親歷了明亡清興的關鍵八年。昭顯世子因而成為觀察中國的“第三只眼”：他的記錄既不同于清方，也不同于明朝，為我們提供了歷史關鍵時刻的許多細節，例如皇太極之死。

皇太極生于1592年11月，死于1643年9月，享年不過五十一歲，這對蓬勃興起中的清王朝十分不利。那么，皇太極是怎么死的呢？昭顯世子記錄，皇太極去世前一天，為了迎接女婿設宴，“終夕而罷”，也就是說，大吃大喝，幾乎通宵達旦（235頁）。暴飲暴食下，皇太極第二天就突然離世，原因可能是高血壓而引起的猝死。1644年初，昭顯世子跟著多爾袞南征，親歷戰場。從后金到大清，清軍之前的南征往往和打草谷區別不大。但是，1644年的入關明顯和此前不同，因為多爾袞宣布了明確的政治綱領：“曩者三次往征明朝，俱俘掠而行，今者大舉，不似前番”，“要定國安民，以希大業。入邊之日，凡有歸順城池，不許殺害……”(287頁)昭顯世子記錄了五個不許和一個“秋毫毋犯”，體現了清軍此番南下不是為了金帛子女，而是為了天下。

1644年下旬，多爾袞與吳三桂在山海關聯手擊敗了李自成，這是清朝奪取天下的關鍵之戰，昭顯世子也提供了許多細節。首先，九王多爾袞對這場大戰高度重視，清軍在接近山海關時便披上重達三四十斤的盔甲，隨時備戰。這是一般行軍作戰未有的動作，因為披甲戴盔負擔太重，行動不便，不到緊急關頭不會如此。其次，有關吳三桂的歸降，昭顯世子記錄：“吳三桂率諸將十數員，甲數百騎出城迎降，九王受拜禮于陣中。”第二天，“吳將以下盡為剃頭”（298、300頁）。這些第三方的記錄，對于澄清吳三桂是降清還是結盟這個問題十分有力。再次，朝鮮世子還比較詳細地記錄了山海關之戰的激烈，因為他本人就在現場。因多爾袞的邀請（命令），昭顯世子不得不披上盔甲，親臨觀戰，只見“炮聲如電，矢集如雨。清兵三吹角，三吶喊，一時沖突賊陣”，然后天助清軍，黃風大作，李自成軍隊大敗。不到一頓飯的工夫，“戰場空虛，積尸相枕，彌滿大野”。這些都是彌足珍貴的第一手戰報。

十六世紀中葉以來，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等已經到達東亞，耶穌會士如利瑪竇等甚至在北京建立了據點，這些初到中國的歐洲人也留下不少明末清初的記錄。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衛匡國、德國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以及西班牙多明我會士閔明我三位都經歷明清易代，但對明清兩個政權的觀感卻不相同。他們的視覺和記錄，真正聯系了中國和世界，把明亡清興帶進了全球史的范疇。這些傳教士，本身不屬于中華文化圈，是外來者；他們的記錄用的是拉丁文、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等西方文字，而朝鮮世子則使用漢字。因此，傳教士的這些材料和朝鮮世子的記錄相比，第三者的意義更為明顯。一些傳教士跟隨南明王室流亡西南，他們的記錄對南明尤為重要，如近年頗受學界關注的《康熙的紅票》以及2025年出版的《大明最后的使臣》都涉及了南明政權和天主教會的往來。

孫立天著《康熙的紅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苗子兮著《大明最后的使臣》

域外文獻的使用、外人（他者）的視角為何重要？對這些材料的挖掘與分析，不僅是對中方史料的補充與豐富，且提供了視角的多樣化甚至對立。只用中方材料研究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就像照鏡子，看到的只是自己的正面。即使我們有鄒忌那樣的自知之明，能從鏡中看到自己的眼屎而將其擦凈，我們也無法看到自己的后背與身影。域外文獻和他者的視角，如另一面鏡子，恰恰能將我們的后背與身影反射到我們面前的鏡子里，使我們看到自己本來看不到，也不愿看到的景象。正是對多元史料的搜集、綜合研究與交叉驗證，使得《明亡清興》能夠帶領讀者不斷轉換立場，采用不同的角度感受歷史人物、事件，思索決策的復雜性與差異性——特別是參與者各方的盲點，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情感的細節

歷史已經過去，不能重現，我們無法在沙盤上推演，這是每一個歷史學者的軟肋與遺憾。那么，我們如何才能盡可能地接近歷史的真相？除了邏輯和推理之外，我們還需要想象。這種想象，當然是不能脫離常情常理的。我認為歷史研究就是研究常情常理的，因此就必須研究人性——即使是特例，也是就常情常理而言，并沒有脫離常情常理這一框架。所謂人性，本質上是個人和集體的心理與情感，這也是歷史研究不同于其他大多數學科的微妙之處。以傳教士關于清軍南下或者南明歷史的記錄，他們書寫的一個基本的出發點就是：眼下中國的時局變化對于梵蒂岡的傳教事業有沒有幫助。這種潛意識和心態，一直貫穿了他們對南明或者清王朝的立場、態度、觀察與交往。

心靈史與情感史的角度，在《明亡清興》中尤其突出，值得一說。崇禎作為明王朝最高領導人，其領導能力完全是不合格的。他在位十七年，內閣首輔換了二十人；大學士換了五十人，殺了七位總督，十一位巡撫（268頁），其中包括當時朝野乃至清方都認為極其能干的袁崇煥、孫元化、盧象昇和孫傳庭等股肱之臣。他狐疑、優柔善變的性格，使得朝廷大臣從“不敢說真話”漸變為“不敢說話”，因為一言不合圣意便會惹來殺身之禍。在這樣的氛圍下，誰也不說話，大家都保持沉默，因為言論無論真假好壞，都大有可能成為罪證。譬如，1644年李自成大兵壓境，明室需要決策是否南遷，即使崇禎內心希望南遷，誠心希望有人附議，袞袞諸公卻鴉雀無聲。一片沉寂中，只聽得煤山歪脖子樹的瑟瑟風聲。崇禎皇帝狐疑刻薄，對言論扼殺，也扼殺言論者，最后自食其果。

情感是歷史研究中永恒的主題。吳三桂的紅顏一怒在明亡清興這段歷史中最為有名。讀者往往不知，視生殺征伐為等閑的皇太極也有柔情的一面。皇太極派其側福晉莊妃（后來的孝莊太后）勸降洪承疇的故事流傳甚廣，人們誤以為孝莊是皇太極的最愛。其實不然。皇太極最愛的海蘭珠，是孝莊的姐姐，嫁給皇太極時已二十六七。1641年錦州戰役如火如荼之際，海蘭珠病危。皇太極不顧戰局，帶著十幾名騎兵星夜趕回沈陽。第二天黎明，皇太極趕到沈陽時，海蘭珠已經病逝，皇太極哭泣不已，“哭聲聞于外良久”，完全不像一個剛剛在戰場上浴血廝殺的統帥。鐵血柔情的皇太極與薄情寡義的崇禎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明亡清興》亦指出，即使雄才大略如努爾哈赤、皇太極之流，他們雖在遼東疆場上幾乎無堅不摧，但依然保持著小富即安的思維，并沒有問鼎中原的想法。反而是與鄭親王濟爾哈朗共同攝政的多爾袞，改變了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的穩妥立場，使他們轉而采取激進的方針。多爾袞的進取之心，與他想立功、自立密切相關。多爾袞的地位和努爾哈赤、皇太極無法相提并論——后兩者是“予一人”，他在皇太極死后爭立不得，不得不接受與旁人一起“挾天子以令諸侯”。與多爾袞的心境類似，最想南下牧馬的也不是滿清貴族，而是歸降的原明軍將領，如洪承疇、吳三桂等。只有幫助清方奪取天下，他們在清王朝中的地位才能得到鞏固，他們棄明附清，道德上的恥辱也會隨著天命歸清而得以洗刷。洪承疇等人當然不能逆料，一百多年后的乾隆皇帝依然把他們釘在了《貳臣傳》的名譽榜上。

軍事上的勝利不僅僅是軍事的

明朝滅亡，清朝入主中原，這首先當然是清軍在軍事上的勝利。毋庸置疑，清軍相較于明軍以及農民軍在軍事上的優勢是十分明顯的。清軍的軍事優勢，首先體現在清兵的個體軍事素養上。女真起初為游獵部落，女真人從小便打獵——這也是一項非常實際的軍事訓練。除了體力（力量和耐力）和技能（箭術），他們對大自然的觀察，對獵物的尋找與捕殺，這些天賦都是后天訓練不能比擬的。從努爾哈赤開始，女真人不斷挑起邊釁，整個社會無論男女，從老到幼，都走向戰場，在生死搏殺中生存成長。這種實戰訓練，更是明軍和農民軍無法比擬的。正因如此，清軍在戰場上幾乎每次都能以少勝多。

其次，在長期的征戰環境中，努爾哈赤領導下的女真社會形成了軍政合一、全民皆兵的制度。努爾哈赤的崛起和女真社會的高度軍事化密不可分。需要指出的是，軍事上的優勢與勝勢，與文明程度并沒有一一對應的關系。邊疆社會的高度軍事化，是文明社會所不及的——后者分工明晰，除了邊境防守的士兵外，普通人很少接觸到兵器和廝殺，缺乏軍事訓練，無法直接奔赴戰場。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常常是游牧部落征服農業社會，而不是相反。

此外，清朝還迅速學習并掌握了歐洲傳過來的武器、軍事技術和策略，在軍事上跟進了歐洲十六世紀以來的軍事革命，從而在戰場上占據了上風。這一點，作為軍事史學家的狄宇宙有過專門的論述。耶穌會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監制的大炮，一改歐洲模式的笨重，輕便易攜，為清軍在西南山地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當然，《明亡清興》并沒有停留在簡單的軍事實力對比上，而是敏銳地指出：“明朝的軍事失敗是一個復雜的歷史過程，并非單一因素導致的偶然事件。”（73頁）徐光啟作為第一個接受西方文明的大儒，已經提出并著手效仿西方軍事技術與制度——這本來是與清軍抗衡最有效的軍事策略。然而，徐光啟軍事改革（包括招募澳門的葡萄牙兵）的計劃遭到了反對派義正辭嚴的批駁：堂堂天朝難道必待澳夷而后強么？難道我中國無人么？在這樣的大帽子下，崇禎皇帝也不得不把已經上路的葡兵遣返。不久之后，訓練了明朝第一支西式炮隊的孫元化（徐光啟的學生）被誣陷并處死，哪怕徐光啟愿以“全家百口”擔保，也沒有救下這位明朝杰出的軍事專家。因此，單純的軍事改革挽救不了明王朝的覆滅。總結全書，侯楊方指出，明朝的致命之處，在于“制度無法適應劇烈變局”，面對挑戰想要改革時，精英階層卻被意識形態框住思維，無法自我革新（382頁）。

十六世紀：東亞近代史的開端？

一般而言，西方學界把明清兩代稱為“中華帝國晚期”（Late Imperial China），大意是指這兩個專制王朝是秦漢以來中國最后的王朝，具有連續性。然而，學界這幾十年的研究發現，其實元明清之間的連續性也不容忽視。例如，蒙古對大理國的征服奠定了明清兩朝在西南地區的疆域和政治格局，而永樂皇帝派鄭和下西洋也受到了忽必烈派遣使臣宣召四海的影響。更有意思的是，清王朝對長城邊疆的掌控，遠非明代的統治者所能想象。因此，明代中后期的裂變也值得進一步探討。遠的不說，十六世紀葡萄牙人的東來以及1567年的隆慶開關，都對近代中國乃至東亞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十多年前，日本學者濱下武志就批評了費正清東亞研究的“沖擊—回應”說，濱下武志認為亞洲（他的亞洲主要還是側重于包括海洋與陸地的東亞）現代化的起點必須從東亞本身的傳統框架及其變遷中去找，而歐洲對東亞的沖擊也必須在東亞的傳統中去理解（衛思韓的相關研究與之頗有共鳴）。沿著濱下武志的思路，我們或許可以提出，1592至1598年的萬歷朝鮮戰爭，是東亞局勢的一大變化，可以視為東亞近代史的起點，因為這一事件的確符合濱下武志所說的東亞朝貢體系的內部變化。

費正清、鄧嗣禹著《沖擊與回應：從歷史文獻看近代中國》

濱下武志著《中國、東亞與全球經濟：區域和歷史的視角》

然而，濱下武志雖然批評了費正清的“沖擊—回應”說，卻也無意識地接受了費正清的歐亞（中西）兩分法。他認為，十六世紀大航海以來歐洲人的到來，最初是“低頭、彎腰、屈膝”擠入東亞的朝貢體系的，因而對東亞近代化的歷程并沒有產生如東亞內部結構變動所帶來的那種重大影響。可是，假如我們放棄中西并立或對立的兩分法，采取動態的歷史分析，將十六世紀東亞內部以及外來的一些因素（或勢力）看作是一個新的體系的誕生，那么，我們就會發現，在十六世紀中下期歐洲人到來的這個時間節點上，無論東亞的“內部”還是東亞的“外部”，都產生了顛覆東亞傳統的新動力和新趨勢。葡萄牙人入居澳門，隆慶開關，允許漳州一口通洋，西班牙人開拓跨越太平洋的絲銀貿易，豐臣秀吉入侵朝鮮，利瑪竇入京，以及隨后的努爾哈赤崛起（當然，還有小冰期的到來），這一系列的事件絕非濱下武志的東亞傳統（尤其是朝貢體系）所能概括。從這些線索出發，我們或許可以發現，明清易代的含義遠非中國歷史上最后一輪朝代更替這個角度所能揭示。

十六世紀的東亞，和此前濱下武志所理解的東亞已經大不一樣了。全球化已經在全球轟轟烈烈地展開了，東亞也不例外。葡萄牙人的澳門，西班牙人的馬尼拉，像兩只大鉗子一般，緊緊地夾住了東亞大陸，源源不斷地把新大陸的白銀輸入患貴金屬饑渴癥的明代社會，把絲綢、瓷器和茶葉運到過去中國產品罕以抵達的西方世界，中國（和東亞）的齒輪與全球化的齒輪逐漸咬合。一個新的時代在東亞開始了，我愿意稱之為東亞近代史的開端。

從這個意義上說，明亡清興絕非僅僅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王朝更替——它是東亞近代史上內外（新舊）矛盾交織爆發而產生的大變革。西歐火炮技術在明清雙方的應用，南明孝正太后（教名Helena）致信梵蒂岡教皇英諾森十世（Innocent X）求救，都表明了所謂的“西方”已經深深涉入了“東方”的歷史進程，當事人主觀上的意愿反而不那么重要了。從此以后，中國至少應當把海疆置于和陸疆同等重要的位置，把處理與歐洲國家的關系置于與經營東亞朝貢體系同等重要的位置。然而，并沒有。

孝正太后致教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