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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蟄無聲》:題材破冰之后,類型探索的得與失
文/ 王偌茵
繼《第二十條》后,張藝謀導演時隔一年推出新作《驚蟄無聲》。這部2026年春節檔的熱門影片,也是首部獲國家安全部全程指導的當代國安題材電影。題材突破意義顯著,但回歸電影本身,其藝術探索中的得與失,同樣值得細究。
題材破冰與技術野心的共振
《驚蟄無聲》最值得肯定的貢獻,是首次將國家安全這一宏大命題從抽象口號轉化為可感知的銀幕敘事。影片100%的深圳取景帶來的都市質感,打破了傳統諜戰片的歷史距離感——“深圳之眼”的螺旋穹頂,“天空之城”的玻璃幕墻,多處熟悉的景觀都讓觀眾感受到或許“間諜就在身邊”,這也使影片具有了一定的警示意義。
在技術層面,張藝謀導演開創的“天羅地網拍法”堪稱顛覆性創新。影片采用8至10臺攝影機同步運作的拍攝模式,包括斯坦尼康穩定器、手持設備及固定機位,形成真正的“包圍式”布局。這種高密度拍攝使全片鏡頭數量創張藝謀職業生涯之最,演員得以沉浸于連貫表演,無需因機位調整反復中斷情緒。朱一龍形容此為“最爽快的表演體驗”。無人機視角更被賦予敘事主體功能,在高空與低空同時塑造出威懾監視感。
然而,技術層面的突破并未完全帶動人物塑造的深化。影片本質上仍未脫離犯罪片的敘事框架,對于國安干警這一特殊群體的形象刻畫,并未形成專屬的類型語法。題材的突破與技術的野心,終究未能完全轉化為形象的深度。
視聽語言的實驗與失衡
視聽語言層面最引人注目的創新在于特寫鏡頭的極致運用。影片采用中長焦鏡頭加8K超清拍攝,后期放大畫面仍保證面部細節不失真。張藝謀導演提出“貼臉即貼心”理論:當鏡頭逼近至瞳孔倒影可見時,唯有內心真實情緒才能驅動面部微表情。
然而,這種極致特寫的情感捕捉意圖,與導演要求的快速剪輯之間產生了一定沖突。張藝謀要求攝影師在手持拍攝時單鏡頭停留不超過2秒,試圖通過持續運動營造緊迫感。但在影片開頭的抓捕戲中,多機位畫面的快速切換,配合部分抽幀處理(即刻意抽去部分幀數制造頓挫感),產生的不是緊張感,而是視覺上的雜亂與眩暈。在觀眾尚未建立人物認知、缺乏劇情鋪墊的情況下,這種“每秒信息轟炸”反而讓人難以入戲。
影片在配樂的使用上也呈現出反常規的特點。在黃凱與嚴迪肢體沖突時,影片配樂從緊張快速轉為溫情,導致情感線索出現斷裂。而在嚴迪身份反轉等關鍵節點,影片卻反常地拉長鏡頭,插入完整歌曲。這種MV式的處理在電影中重復多次,讓本應具有情感催化作用的配樂淪為僵硬的模板。
人物塑造的突破與刻板
影片將國安的宏大敘事縮小至一個行動小組,在幾個人之間展開,那么對于人物的刻畫,就成了影片的關鍵。整部作品中最具復雜性的角色,是由朱一龍飾演的黃凱。他的墮落并非簡單的“好人變壞”,而是災難性思維下的心理崩盤。從一段被要挾的錄像帶開始,這個極度愛惜羽毛的國安干警,在“要么沒有污點要么毀滅”的分裂思維中越陷越深。朱一龍用極度緊張后大汗淋漓等生理化表演,將這個角色的內心撕裂具象呈現。
女性角色的塑造是影片的另一關鍵。宋佳飾演的趙虹作為驚蟄行動的直接負責人,展現了女性在權力場域中的專業與果決,這是類型片性別敘事的進步。楊冪飾演的白帆,聰明美艷,冷酷無情,是影片中最重要的反派角色。然而,對白帆的刻畫卻似乎陷入了另一種刻板:這位女間諜幾乎在任何場合都身著凸顯身材的服飾,臺詞也反復強調肉欲符號。創作者似乎默認:女性在諜戰中的“威脅感”,必須通過身體語言來傳遞。雖然楊冪在影片中確實展現了符合人物設定的表演,但角色本身的扁平化,讓這份努力難以轉化為真正的人物深度。
《驚蟄無聲》的價值,在于它為當代國安題材開辟出一條路,也用技術實驗拓寬了類型片的表達邊界。而它的局限同樣提醒后來者:當題材突破和技術創新都已就位,真正決定作品高度的,終究是對“人”的理解深度。無論是國安干警的無名堅守,還是墮落者的心理崩盤,抑或女性角色的真正突圍——唯有將類型敘事扎根于鮮活的人性土壤,題材的破冰才能抵達人心的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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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 | 鄭苗苗(見習)
審 核 | 張建全
終 審 | 張嘉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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