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發表“收場”表態想結束沖突，伊朗會否同意？

從美國方面來看，特朗普的最新表態是明確的“收場”信號；從伊朗方面而言，新任最高領袖或會審時度勢，在內外政策上作出靈活調整。

美以伊沖突進入第11天，局勢出現新變化。據新華社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9日在新聞發布會上稱，對伊朗軍事行動會“很快”結束。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回應稱，戰事的結束將由伊朗決定。此前一天，伊朗宣布由哈梅內伊之子穆杰塔巴·哈梅內伊接任最高領袖，穆杰塔巴的政策取向可能極大影響當前戰事。

專家認為，從美國方面來看，特朗普的最新表態是明確的“收場”信號；從伊朗方面而言，新任最高領袖或會審時度勢，在內外政策上作出靈活調整。

特朗普釋放“停戰”信號

特朗普9日公開表示，由于美以對伊朗的襲擊造成市場動蕩，他將取消一些與石油相關的制裁以平抑油價。他說，戰事“很快”會結束，但“不會在本周”。

美國總統特朗普 圖源：新華社

同日，俄羅斯總統普京應約與特朗普通電話。俄羅斯總統助理烏沙科夫表示，普京就通過政治外交途徑盡快解決美以伊沖突“表達了若干想法”，包括考慮進行包括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海灣多國及其他國家領導人參與的溝通。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李偉建表示，特朗普政府對伊朗的政策核心并非尋求戰爭，而是通過極限施壓達成政治目標，即迫使德黑蘭在核問題、地區影響力等關鍵議題上讓步。這一“以壓促談”的底層邏輯并未因沖突爆發而改變，反而成為后續局勢演變的總基線。

在李偉建看來，從美以實施“斬首行動”可以看出，美國期待的是通過精準打擊癱瘓伊朗指揮體系，以干凈利落的“速勝”結束沖突，避免陷入戰爭泥潭。然而事態發展不如美國預期，伊朗的應對并未失序，這讓特朗普意識到速勝難以實現，開始萌生退意。“從特朗普最新的‘收場’表態可以看出，他本質上仍是‘商人總統’，一切決策服務于‘利益最大化’、懂得‘及時止損’。對他而言，中期選舉才是核心關切。戰事再拖下去，負面效應可能會反噬其政治基本盤。因此，無論對伊朗還是對以色列，他都需要盡快抽身。”

沖突或進入收尾階段

伊朗8日迎來新任最高領袖穆杰塔巴·哈梅內伊，特朗普迅速回應稱，對穆杰塔巴當選感到“不高興”，未經其認可的伊朗新領導人“不會維持太久”。

伊朗首都德黑蘭拍攝的遭襲的甘地醫院 圖源：新華社

李偉建表示，在當前形勢下，哈梅內伊之子接任最高領袖具有重要的象征與現實意義，對內對外傳遞出明確信號，即伊朗將延續現行政策，不會在美國高壓下妥協。這一安排既能穩住當前伊朗政治體制，確保指揮系統正常運行，也能最大程度保持既定方針的延續性。

那么，在特朗普釋放“停戰”信號、伊朗新最高領袖上任之后，局勢會走向何處？

李偉建指出，只要伊朗不窮追猛打，美國可能將局勢收尾包裝成自己的“勝利”，同時給以色列以“體面的臺階”。而伊朗已經意識到不能把所有資源投入地緣政治博弈，需要回撤用于國內治理。接下來，伊朗可能將首先穩定國內秩序，啟動治理改革，推動經濟發展；其次是修復與周邊國家的關系。美伊關系近期內不會有明顯改變，但核問題談判終究無法回避。

李偉建預測，綜合來看本輪沖突或已進入收尾階段，局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溫。

出品 深海區工作室

撰稿 王若弦

編輯 王若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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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美伊戰爭中更危險苗頭被掩蓋 特朗普獲初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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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伊戰爭已進入第二周。剛剛過去的一周，戰火外溢、油價飆升、國際貿易受阻，以及包括兒童在內的無辜者死傷，各路分析人士在戰前所做的這些預言都一一應驗。

但一個更危險的苗頭被淹沒在了海量的信息和分析中，那就是特朗普把伊朗作為塑造美國霸權新模式的實驗樣本，取得了初步成功。這種“成功”，對于世界來說更危險。

目前來看，抓捕馬杜羅只是小試牛刀，對伊朗大打出手才是更重要的劇情。

美國總統特朗普/圖源：新華社

所謂的“成功”，不在戰場上，而是政治上。3月4日、5日，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先后否決了一項議案。該議案的核心內容，是要求特朗普在對伊朗采取進一步軍事行動前必須獲得國會授權。參議院的投票結果是47票贊成、53票反對，眾議院的投票結果為212票贊成、219票反對。

這個投票結果的后果在于，美國憲法框架不僅未能約束特朗普隨意發動戰爭的行為，還在助長其繼續軍事冒險。為了說明這個道理，需要做一下簡要的背景回顧。

根據美國憲法，總統是三軍統帥，但宣戰權屬于國會。美國建國者們刻意把戰爭權力分拆，意在防止單一領導人輕易發動對外戰爭，把美國拖入戰爭泥潭。但冷戰期間，美國總統總能以“緊急威脅”或“國家安全”為由，通過宣稱對外開展“operation”（軍事行動）而非“war”（發動戰爭）的方式，不尋求國會授權而發起對外軍事打擊，事實上架空這一“權力制衡”。

這種“架空”在越南戰爭這事上撞上了南墻，慘烈的戰爭打了好幾年竟然沒有“宣戰”。1973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戰爭權力決議》，主要內容有三點，即軍事行動48小時內必須告知國會，軍事行動不得超過60天（另給予30天撤軍時間），國會可以通過決議要求結束軍事行動。

2月4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拍攝的美國國會大廈/新華社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法案是美國歷史上罕見的、遭總統否決后又被國會以三分之二多數強行通過的案例。當時的尼克松總統（共和黨籍）否決了國會通過的《戰爭權力決議》，根據美國憲法，國會三分之二多數有權推翻總統的否決。

當年，民主、共和兩黨在參議院的席位分別是56席、42席（其他黨派2席），在眾議院的席位分別是243席、192席。雖然民主黨占優，但并沒有達到能鉗制總統的三分之二多數（參議院67票），還有不少共和黨議員并沒有以黨派劃界來投票。也就是說，在事關國家利益的重大議題上，當時的美國政治還能超越黨派意識形成共識。

這樣的政治，在如今的美國已不復存在。關于美伊戰爭的議案，投票基本按黨派來劃界（除了個別共和黨議員）。在參眾兩院都占優的共和黨，沒有絲毫約束特朗普戰爭冒險的意愿，民主黨注定失敗的狙擊，充其量只是對特朗普發了一頓脾氣。

3月2日，人們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參加集會，抗議美國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圖源：新華社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被否決的議案，不是對特朗普未獲國會授權而發動戰爭“興師問罪”，也不是強行激活《戰爭權力決議》（鑒于該法案有硬性的時限要求，一旦激活就可以約束特朗普后續的軍事行為），更不是援引該法案叫停軍事行動。被否決的議案其實只是在提醒特朗普：“如果你再打，不能把國會晾在一邊。”

國會“軟性”的約束也做不到，那特朗普接下來如何決策，完全可以忽視國會的存在。這種“低約束環境”事實上在鼓勵更具風險的決策。美伊戰爭決議遭否決意味著，美國對伊朗軍事行動的政策空間被進一步放大，這凸顯出一個長期被忽視卻日益嚴重的問題，即美國總統對外動用武力的權力正在持續擴張，而來自國內政治體系的制約卻在不斷弱化。

對于美國總統對外發動軍事打擊，雖然1973年的《戰爭權力決議》也沒有起到多大約束作用（奧巴馬、拜登執政期都有“不宣而戰”的案例），但特朗普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他會摧毀最后一絲殘存的約束，副總統萬斯甚至公開稱《戰爭權力決議》“違憲”。

2月24日，在美國華盛頓，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國會發表國情咨文演講/圖源：新華社

與約束被摧毀同時出現的是權力的擴張。首先是（特朗普）個人權力的擴張。《紐約時報》的文章稱，特朗普重返白宮后，展現出對權力本身更強烈的渴求。很難否認，無論是在關稅還是移民問題上，特朗普的決策都展現了強烈的權力擴張沖動。對伊朗開戰也不例外。了解美國歷史的人都明白這樣一個道理：雖然戰爭權賦予了國會，但戰爭能為總統賦權，每一場戰爭，都伴隨著總統權力的一輪擴張。

在關稅和移民問題上掄權力大錘會造成破壞性，但在戰爭問題上的權力擴張，則會直接制造血與淚。從這個意義上說，特朗普的權力擴張更具危險性。《紐約時報》上述文章稱，“特朗普并未摒棄美國的帝國主義傾向，而是將其個人化了。沒有理由相信他不會再次動用軍事手段。”

無論美伊戰爭未來走向如何，世界都在變得更加危險。《經濟學人》的分析意味深長：“這是一個充滿暴力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摧毀一個國家是可以接受的，無論后果如何，只要（美國）領導人認為它們應該屈從于美國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