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縣委書記的“收到”，怎么成了大新聞

最近，一個縣委書記的短視頻賬號火了。

主角是湖南永州市藍山縣委書記鄧群，賬號名為“永葆初心 共創未來”。這位女縣委書記開設賬號以來，堅持在評論區對網友反映的各類民生問題逐一回復“收到”，并直接給出處理意見，要求相關部門處置。有媒體留意到這一現象，報道出來，頓時引發熱議。

事實上，鄧群在網上開設自媒體賬號已將近五年，今年初突然火爆，她對記者稱“都是職責所在”，表示并不想當網紅。

正在進行調研工作的鄧群/圖源：藍山發布

其實，這事稀奇，也不稀奇。

稀奇之處在于，在人們的慣常印象里，官員與民眾之間，往往都是有距離、有流程的。以記者為例，想要采訪到縣委書記，要通過層層發函，遞交提綱，更有甚者，即便多次溝通，也只是請宣傳部代為轉達文字回復。其中不全是“官架子”作祟，更有程序性顧慮和制度性規定。爽快利落者雖有，但并不占大多數。

所以當鄧群在評論區里一句句回復“收到”時，人們驚訝地發現：原來官員是可以這樣回應的，原來問題是可以這樣解決的，原來那條通往權力中心的路徑，可以短到只有一條評論的距離。

而不稀奇的是，在注意力經濟時代，網紅干部也層出不窮。春節前意外離世、全網哀悼的騎馬局長賀嬌龍便是大批網紅文旅局長的代表之一，近兩年網紅干部更是下沉到村支書，有數據顯示，僅2025年4月至5月，“村支書”的抖音搜索指數同比上漲202%。

女村長張桂芳/受訪者供圖

除此之外，還有一批大學校長，也為了和學生拉近距離，入駐了各大社交平臺，甚至成了平臺競爭的賣點。

這之中，鄧群反而是最沒有“運營感”的干部之一。從她的社交賬號可以看出，她以往的更新內容完全沒有模態化運營，有時是轉發藍山當地的政府通知和文化活動；有時是分享其他地方的重大事件；有時是和參加交流的企業家在小餐館吃飯，順便就拍了下來，想拍什么、想發什么，都非常隨機。

但暴增的流量到來之后，不知道這種“自由”還能否持續。

畢竟，文旅局長可以順勢帶貨，大學校長可以持續互動，而主政一方的縣委書記，面對成千上萬條留言，該以何種方式“在場”？如果每條都回，時間從哪來？如果只回部分，標準怎么定？如果沉默以對，會不會被指責“紅了就飄”？

據央廣網報道，隨著關注度暴漲，鄧群賬號的回復模式已經從書記“一人回應”升級為“一群干部共同值守”。即使在凌晨，仍有落款為“藍山縣人民政府辦公室”等部門的干部在評論區回復網友留言。

2月27日晚間，當地更是迅速發布公告，表態“藍山發布”的官方賬號，也會同步受理民生實事。

實際上，當“縣委書記回復留言”成為新聞，恰恰說明這種互動尚未成為常態。當下基層治理的一個核心痛點便是，群眾反映問題的渠道雖多，但依然存在“門難進、事難辦”的心理隔閡。

傳統的信訪或市長熱線，即便高效，也難免帶著“機構對個人”的正式感與距離感。而網絡回復，其實是用最樸素的方式實現了線上的“面對面”。

這種模式其實不是新鮮事物，反而，它有一個成立已久的概念——網絡問政。

互聯網出現以來，既成為網民自由表達、匯聚民意的空間，也是情緒對沖的對抗地帶。而“網絡問政”，則是試圖在兩者之間架設一座橋梁，聽取民意、匯集民智、排解民怨。

如果我們把視線拉長，會發現，網絡問政已經走過了二十余年的演進歷程。而且，就是從“高官”開始的。

2008年10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中國政壇新氣象：領導干部上網》。其中提到，2003年12月，時任中國外交部長的李肇星，就已在中國外交部網站和新華網與網友在線交流。他說：“萬人上網聊天其中必有我許多的老師。”

李肇星/圖源：bilibili

網絡問政的需求背后，涉及一個政治學概念：政治效能感。

政治效能感指的是公民對自身能否影響政府決策的信念。這一概念包含內在和外在兩個維度：內在效能感體現為個體對自身政治參與能力的自信，也就是“我有能力參與”；外在效能感則反映對政治系統回應性的感知，也就是“政府會認真對待我的訴求”。

鄧群的“收到”之所以珍貴，正在于它同時回應了內外雙重效能感。

對留言者而言，“收到”二字意味著：你的聲音被一個具體的人聽見了，而且這個人擁有調撥資源的權力。當“收到”后面還跟著“派城管和交警現場執法”“派塔峰鎮和交通運輸局同志馬上現場調研處置”時，內在效能感（“我說了有用”）和外在效能感（“政府真的會辦”）便同時被激活。

這就是網絡問政區別于傳統信訪渠道的獨特優勢。

那么，為什么對于網絡問政的“創新”早已有之，但到了現在，“縣委書記的回復”仍然顯得稀缺呢？首先的現實因素是，網友數量在迅速膨脹，從2010年底的4.57億人，到2024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近11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達78.0%。覆蓋面越廣，政治效能感的提升也面臨著現實挑戰。

湖南永州市藍山縣委書記鄧群在賬號名為“永葆初心 共創未來”的評論區中，對網友反映的問題進行回復

2025年7月，鷹潭日報發布的一篇相關研究文章表示，某城市統計顯示，2023年1—6月政務平臺受理的28萬條青年訴求中，23%因“超出受理范圍”被直接駁回，僅有9%進入實質性解決程序。部分政務平臺的“機器人式回復”“踢皮球式轉辦”，導致35%的青年認為“網絡問政是形式主義”。

這便是當下基層治理的另一個痛點：常規渠道的“人機感”正在消磨群眾的信任。所謂“人機感”，是指干部在面對群眾求助時，如設定程序一般，只會照本宣科、模板化作答，甚至“已讀亂回”、拖延推諉。看似事事有回應，實則人在心不在。

舉個例子，“尊敬的市民您好，您反映的問題已轉相關部門處理，請耐心等待”這樣的標準模板，和直截了當的“收到，馬上派人到現場處理”，人們更喜歡哪種對話模式，毋庸置疑。

上述文章還提到，“帶有憤怒、質疑標簽的政務類評論的傳播速度是理性建議的3.2倍”。

這種情緒傳導的失衡，極易在網絡的場域中形成“沉默的螺旋”：理性溫和的聲音被淹沒，極端尖銳的訴求被放大。

當官員進入這一輿論場時，撲面而來的往往是過濾后的負面情緒與碎片化的矛盾切片。這對基層干部的媒介素養和心理承受力構成了雙重考驗。

當然，更深層的問題在于，當網友習慣了縣委書記在評論區“即時響應”，這種高期待值與現有行政體系的常規運轉之間，便形成了一道隱形的鴻溝。

2月26日，藍山縣委書記鄧群到塔峰鎮調研鄉村振興工作/藍山發布

一個人的精力和注意力終究是有限的。這種“特事特辦”的模式一旦提高了民眾的心理預期，反而可能對常規的行政流程造成某種“擠壓效應”。

部分地區的政務熱線，也曾在經歷了初期的“領導掛帥”熱之后，由于未能同步推進持續的制度投入與流程再造，導致后續難以真正發揮預期的作用。

政治學家羅伯特·帕特南認為，制度的績效不僅取決于其正式規則，更關鍵的是社會背景中的?社會資本?——即信任、互惠規范和橫向社會網絡的有機結合。

意思是，僅有制度框架不足以保障良好治理，真正推動民主運轉的是植根于社會內部的合作文化。

一個真正好的民情反饋系統，不僅不應該壓在一個人身上，反而更需要高效常態化運轉。

而且，還應當具備以下幾個核心特質：一是可預期性，民眾清楚知道問題反映后，多久能收到回應、由誰處理、標準是什么；二是可追溯性，每一個訴求都有明確的流轉路徑和辦理記錄，杜絕“石沉大海”；三是可評價性，辦理結果的好壞，民眾有發言權，且評價結果能真正影響部門和干部的考核。

從這個意義上說，網紅干部不應該是治理的剛需。

治理的剛需是：當民眾有需求時，即使沒有書記的“收到”，職能部門也能主動“看到”。

我們不能永遠依賴“書記刷短視頻”來維系這種連接。

文中配圖部分來源于網絡

作者 |張來

編輯 | 蘇米

值班主編 | 張來

排版 | 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