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就在中國文化里

看完開年大劇《太平年》，竟然有一個奇怪的念頭在腦子里盤旋，吳越王錢弘俶與南唐國主李煜誰更有文化？

李煜是“千古詞帝”，那句“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飽含多少家國情仇，常使人淚流滿面。李煜當然是有文化的。但是，就是這么一個有文化的人卻成了亡國之君，最后寄人籬下飲毒而亡。后人常說李煜是入錯了行，如果不是機緣巧合當了國主，只在后宮寫詩填詞，多好。然而，歷史沒有如果，不當亡國之君，大概率也不會有“春花秋月何時了”的悲嗚。

錢弘俶就不一樣了，他沒有留下讓我們記得住的詩句，吳越最有人情味也最有詩情就是老錢王那句“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越與南唐相較乃小國寡民，但在五代十國這個“兵強馬壯者為之”的亂世，三代錢王把吳越建成了相對太平的安定之地，最后又毅然“納土歸宋”，使吳越免遭生靈涂炭的戰火。

是什么讓吳越做到這一點？是什么讓錢弘俶拋棄王位？答案是，中國文化。

劇中后周太祖郭威與老臣馮道有一段對話，值得我們思考。郭威問：何為儒？馮道答曰：儒者人之所需也，曰生死、曰衣食、曰憂樂，一人之所需即是一人之儒、眾人之所需即是天下之儒，對朝庭而言即天下人心。君臣論儒，當然是在談治國之道，馮道解析了一人之儒與天下之儒的區別，回答了人民生死衣食憂樂與天下人心的關系，強調了以儒治國方得太平。馮道歷仕四朝十帝，后世多有批評，只是他在五代十國這個亂世，通過自己對帝王的影響，救了許多黎民百姓的生命。所以，在一個亂世，儒或者說文化，它既是道德文章、詩詞歌賦、朝堂上的跪拜禮節，它更需要立于朝堂之上的那個人內心的堅守，即如何去爭取天下人心。而對于那些諸侯小國來說，在追求天下一統、金甌無缺的中國文化中，心歸何處往往是和平與戰爭的選擇。

從這個文化內涵看，吳越三代錢王才是最有文化的。

吳越錢王起于唐末亂世，但是，“北事中原”一直是吳越祖訓，錢家從來沒有把吳越看成一個獨立的國家，雖然中原王朝經常變換大王旗，但吳越一直勤修貢事、接受冊封，把吳越看作是中原天子的天下，把吳越黎庶當作中原天子的赤子，也就是吳越雖富但決不分裂國家，這也是錢弘俶能毅然“納土歸宋”的文化自覺之源。而南唐自立為國，在大宋一統中原、開啟國家統一大業之際還關門稱朕，儼然成為一個判亂政權。李煜看不清中國歷史分久必合的大勢，既沒有與中原王朝爭鋒的實力、又想僭越稱朕，詩詞歌賦水平再高也只是一人之儒，他的下場既令人同情也讓人可惜。而吳越錢王，雖然只有“陌上開花可緩緩歸矣”，但樸實而溫暖人心，這種以天下蒼生為念的樸實，最終使吳越免遭戰火，開創了一個太平年景。這才是中國文化的最高境界。

歷史總是警示后人的，許多人說《太平年》隱喻的就是現在的兩岸關系。我個人覺得，看了《太平年》確實有許多需要兩岸思考的問題。兩岸分離已70多年，臺灣現在面臨著當李煜的南唐還是當錢弘俶的吳越的選擇。現實看，民進黨當局正在走當年的南唐之路，號稱“獨立”、宣揚兩岸“互不隸屬”，同時在文化、歷史等方面搞“去中國化”，否定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只是，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它有不可置疑的歷史、法理基礎，是你想否定就能否定的了的嗎？

其實，兩岸的和平就在中國文化之中，即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統一是歷史的必然。違背這個中國歷史文化的根本，必然要承受與南唐一樣的后果。有臺灣朋友講，臺灣與大陸的制度不同，然而，大陸提出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就是為了保證統一后臺灣的生活方式不變。兩岸和平，首要的是臺灣要同中國歷史文化和解。搞“臺獨”就是背叛了中國歷史文化，以為“去中國化”就能割斷兩岸的歷史聯結，這是“鴕鳥”心態;以為宣染“兩岸互不隸屬”就能實現“臺獨”，這是癡心妄想。其次是要全面理解中國文化，島內有人嘴上承認中華民族，卻不愿兩岸統一，這也是違反民族大義，背離中國歷史文化的。第三不要寄希望“外部力量”干涉兩岸統一。“倚美謀獨”是“臺獨〞分裂分子的慣用伎倆，為了討好美國不惜出賣臺灣利益是他們過去、現在、將來必然要干的事。劇中桑維翰的臺詞好好聽一聽：“是非是有的，一定是有的。千秋史冊在上，江山黎庶在下，此事萬古不易。無論因何人、何事、何等情由，賣國求榮，將十六州軍民土地拱手奉與耶律氏，使華夏故土卑事穹廬，祖宗故人皆從左衽，此乃桑某萬世之罪，此乃中原萬世之恥。翌日，若有人與郎君言，先帝迫于形勢，桑某無奈為之，請郎君莫要猶疑，當即撲殺此獠，與世人除此奸惡〞。桑維翰早就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臺灣還有人要當這樣的人嗎？

兩岸太平的密碼就在中國文化之中，真正回歸中國歷史文化，是臺灣應該也是必然要走的正道。

編輯: 張慧斌

責編: 孫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