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專家急喊中國停手，自己研發60年卻不讓碰

在一場聽證會上，美國軍事領域人士彼得·普賴提出了一種很極端的擔憂：如果遭到高強度電磁脈沖（EMP）影響，美國依賴的數字系統可能會出現大范圍癱瘓，嚴重到接近“整體失能”。

他的核心邏輯是，電磁脈沖對電子設備破壞力很強，可能在極短時間內讓電路出現過載，進而燒毀關鍵元器件，也正因為現代社會處處依賴電子系統，這種攻擊方式才會被一些人視為“高性價比的致盲手段”。

按這種推演，一旦EMP影響范圍足夠大，最先出問題的可能是電網與通信，電力系統如果出現連鎖故障，很多依賴持續供電的行業會跟著停擺。

比如醫院里的呼吸機、監護設備需要穩定電源；金融體系大量依賴數據中心、網絡和電子記賬；普通人的手機、路由器等也都離不開電力與通信鏈路。

如果電網、基站、服務器等關鍵節點被同時沖擊，社會運行會在短時間內出現明顯混亂。

普賴還強調，美國很多電力和基礎設施缺少針對EMP的加固與防護，因此一旦發生極端情況，恢復可能不快，后果會被放大，他甚至提出可能出現“數百萬人死亡”之類的結論。

這個數字在外界看來非常夸張，也存在爭議，但它反映的重點是：只要現代城市的電力和信息系統被大面積切斷，二次災害就可能來自醫療、供水、物流、治安等一系列環節，而不是來自“脈沖本身”。

對美軍來說，真正讓人緊張的是它長期依賴的信息化優勢，如果通信、偵察、指揮鏈條在EMP面前顯得不夠可靠，那些看似領先的技術體系就可能突然失去意義，甚至被迫回到更原始、更低效率的運轉方式。

所謂的“技術領跑優勢”，在失去電力維系的那一刻，極有可能迅速倒退回蒸汽機時代。

普賴把矛頭指向中方，被很多人看成是“自己做得最狠，卻先指責別人”，要說電磁脈沖相關能力的早期探索和軍事化應用，美國才是走在最前面的一方。

早在 1962 年，美軍就在太平洋上空開展了一場名為 “海星一號” 的高空核爆試驗，這次核爆引發的強電磁脈沖影響范圍極廣，連千里之外的夏威夷都受到波及，當地出現街燈等設施受損的情況。

也正是從這種意外后果開始，美國對電磁效應的軍事價值投入了更長期、更系統的研究，隨后幾十年里，這條路線并沒有停過。

在一九九一年海灣戰爭時期，美軍就開啟了新型作戰嘗試，為巡航導彈加裝特制彈頭，依靠電磁手段壓制敵方防空與指揮系統，從電子層面癱瘓對手，直接讓對方的核心指揮和防空電子網絡失靈。

再到2012年，波音公司研制的CHAMP導彈項目也被公開討論過，其核心就是通過定向電磁能量對電子設備實施“致盲”，并展示過在較短時間內對多個目標進行連續打擊的設想或演示。

美國國內也一直在推進更新迭代，美方在加州等地持續升級第二代打擊系統，強調的是技術繼續向更可控、更定向、更可重復使用的方向發展。

也就是說，美國并不是“擔心別人研究才提醒風險”，而是在自己長期研發、甚至被指在實戰中使用的背景下，再去對其他國家的相關科研指指點點。

因此，這種話術容易被解讀為雙重標準：美國把電磁能力當作自己的工具，認為可以用來削弱對手的防空和信息系統；但當別的國家發展類似技術或防護能力時，又被貼上“威脅”的標簽。

就是只允許自己握有手段，卻不允許別人做對等防范或反制準備，這種“許我持槍劫掠，不許你家裝鎖”的強盜思維，實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在電磁相關技術上，中方對外一直強調偏防御的思路，不是為了到處威脅誰，而是為關鍵基礎設施增加抗打擊能力。

2011年出現了首臺具備實用價值的裝置；到2024年，西北核技術研究所突破千兆瓦級功率門檻。

對外公開的TPG1000C系統，被描述為用于保護國家核心基建的技術體系，重點是提升抗電磁沖擊、防癱瘓能力，讓關鍵網絡在極端情況下還能維持運行。

相關設備曾在珠海航展公開展示，它的任務定位講得很明確：在遠距離條件下讓來襲導彈等目標的電子系統失效，從而實現攔截效果。

換句話說，它更像一種反制手段，目的在于讓對方的精確打擊、信息化作戰優勢打不出來。

在現代對抗里，電磁防護和反制屬于“生存底線”，如果沒有屏蔽與抗擾能力，關鍵系統就會被輕易掐斷，國家安全風險會被放大。

既然美方不愿推動對這類手段的多邊管控，中國就需要具備對等能力，至少讓自己不處于被動挨打的位置。

一些美國專家的“擔憂”本質上來自技術優勢被削弱：他們害怕的不是抽象意義上的風險，而是未來難以繼續依靠電磁手段對別國形成威懾或施壓。

在硬科技對抗時代，想守住安全與和平，靠的是自身能力而不是道德勸說；中國做防御性研究是為了自保，不會接受外部指手畫腳。

至于這場圍繞“斷電風險”的爭論背后，誰在破壞全球平衡、誰在把技術當作工具施壓他國，公眾自會判斷，而在這一場關于“斷電”的鬧劇背后，究竟誰才是那個破壞全球平衡的始作俑者，世人心中自有公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