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肥胖日｜聚焦脂肪肝，切斷代謝紊亂的導火索——鄒大進教授談體重管理的關口前移

*僅供醫學專業人士閱讀參考

80億個理由行動起來應對肥胖，從減重到“治胖”，中國肥胖管理理念正在發生深刻變革。

2026年3月4日是世界肥胖日，今年的主題“80億個理由行動起來應對肥胖”（8 Billion Reasons To Act on Obesity）提醒我們：全球80億人，每個人都有屬于自己的健康理由。肥胖已不再是個體的身材焦慮，而是一場波及全球的健康危機。在中國，這一挑戰尤為嚴峻——成年人超重和肥胖率已超過50%，且呈現明顯的“年輕化”和“腹型肥胖”特點。值此之際，“醫學界”特邀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同仁醫院鄒大進教授，從中國人群的體質特點出發，探討如何在“行動起來”的全球呼聲中，尋找更精準、更高效的體重管理之道。

肥胖危害被嚴重低估，它是多種慢性病的“總開關”

很多人仍將肥胖視為“發福”或“生活富足”的標志。鄒大進教授對此表示：“這是最大的認知誤區。實際上，在國際上，肥胖早已被明確定義為一種慢性疾病——它是一種不斷進展、容易復發、但可防可控可治療的疾病。我們現在把它叫做‘ABCD病’，全稱是‘脂肪組織相關慢性病’。它的前提就是脂肪沉積過多，一旦如此，就會引起全身性的代謝紊亂。”

從病理生理機制看，肥胖是多種代謝紊亂的核心驅動因素。當內臟脂肪過度堆積時，脂肪組織從被動的“能量儲存庫”轉變為活躍的內分泌器官，分泌大量炎性因子和游離脂肪酸，導致全身處于慢性低度炎癥狀態。鄒教授進一步闡釋：“這一狀態通過干擾胰島素信號通路，誘發胰島素抵抗，但這僅僅是第一步。隨之而來的是四大代謝紊亂：第一是糖代謝紊亂，包括糖尿病前期和2型糖尿病（T2DM）；第二是脂代謝紊亂，表現為內臟脂肪沉積、甘油三酯升高和高密度脂蛋白下降；第三是水鹽代謝紊亂，引起水鈉潴留和血壓升高；第四是嘌呤代謝紊亂，導致高尿酸血癥和痛風。我們把這叫做‘一胖伴四高’，這正是問題的核心。”

鄒教授指出：“當脂肪在肝臟堆積，形成代謝相關脂肪性肝病（MASLD），可進展為脂肪性肝炎、肝纖維化甚至肝硬化，顯著增加肝癌風險；沉積于血管壁，則加速動脈粥樣硬化進程，最終增加心梗、腦卒中風險。”此外，肥胖還與至少13種惡性腫瘤風險增加相關，同時導致骨關節炎、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以及抑郁、焦慮等精神心理問題。

2019年全球疾病負擔研究顯示，超重和肥胖導致的死亡在全因死亡中占比已由1990年的2.8%上升至7.2%[1]。鄒教授強調：“世界肥胖日呼吁‘行動起來’，其根本目的不是追求體型改變，而是從源頭上降低多重疾病風險。”

鄒大進教授回顧自己二十余年專注于體重管理的歷程時談道：“20多年前我在制定學科方向時便意識到，肥胖將成為中國未來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當時曾有同行提出疑問：中國肥胖人群真有那么多嗎？但從全球規律來看，經濟發展帶來的生活方式改變必然伴隨肥胖率上升，中國也難以例外。”

如今這一預見已成為現實——我國成人超重肥胖率已超過50%，國家衛生健康委已連續三年將體重管理作為健康中國的奮斗目標。鄒教授強調：“肥胖是多種慢性疾病的共同土壤，控制好這個‘牛鼻子’，就能從源頭上降低幾十種疾病風險。比如超重/肥胖的T2DM病患者，若能減重20%，86%的人可以實現完全停藥。”

中國肥胖的“本土密碼”：腹型肥胖與低BMI代謝異常

談到中國人群的肥胖特點，鄒大進教授表示：“中國人肥胖跟西方人有很大不同。我們很多時候體質指數（BMI）不是很高，但內臟脂肪超標非常嚴重，我們稱之為腹型肥胖或中心性肥胖。數據顯示，我國肥胖人群中腹型肥胖比例高達87.8%，其中男性比例顯著高于女性，且呈現明顯的年輕化趨勢。現在年輕人熬夜、壓力大、胡吃海喝不動，這是代謝性疾病普遍發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

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國人群往往在尚未達到肥胖標準的體重指數時就已出現代謝異常。一項針對東部中國人群的研究發現，預測代謝異常的最佳BMI切點男性為23.5kg/m2、女性為21.8kg/m2，均低于中國現行的超重診斷標準（24kg/m2）[2]。賈偉平院士團隊的研究也發現，在正常體重人群中，約有14%的個體腹腔脂肪已明顯增多[3]。

基于這些證據，鄒教授呼吁：“不能簡單套用西方的管理標準，而需建立基于中國人群特征的精準干預策略。對于中國人群而言，即使體重指數處于正常范圍，若存在腹型肥胖（男性腰圍≥90cm、女性腰圍≥85cm），也應及早進行代謝評估和干預，尤其要關注脂肪肝的篩查。干預窗口不應局限于體重指數的升高，而應前移至腰圍超標之時——不能等到外表已經明顯肥胖再去處理，那時往往已錯失最佳時機。腹型肥胖的管理，關鍵在于早干預、早治療、早獲益。”

體重管理理念變革：從“減重”到“綜合獲益”

面對肥胖及其多重代謝合并癥的挑戰，近年來國內外指南對體重管理的核心策略發生了哪些變化？

鄒教授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過去我們談體重管理，焦點往往集中在‘體重下降了多少’，但這一理念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當前國內外權威指南已形成共識——體重管理的目標已從單純的“體重數字下降”轉向“改善肥胖相關并發癥、降低遠期健康風險”。這意味著管理策略必須從單一維度的減重，升級為對血糖、血脂、血壓、尿酸、肝酶等多重代謝指標的綜合管理。

值得關注的是，MASLD作為肥胖在肝臟的重要表現，其患病率隨著肥胖流行持續攀升——我國成人MASLD患病率已達30%以上[4]，在肥胖人群中更是高達81.8%[5]。這不僅是肝臟的問題。肝臟以極低密度脂蛋白的形式把脂肪源源不斷送往胰腺，有脂肪肝的人一定會有脂肪胰。所以脂肪肝不是一個病，而是一大堆病，它關乎肝臟、關乎胰腺、關乎血脂、關乎未來的血管健康。這意味著，體重管理必須涵蓋肝臟健康的評估與干預。”

這對臨床醫生提出了新要求，鄒教授表示：“一方面，要建立全面的評估視角，不能光測個BMI，要系統評估代謝狀態，包括脂肪肝定量、血脂、尿酸、腰圍身高比。對肝臟脂肪超標要心中有數，因為脂肪肝是我們認識代謝風險的一個窗口。另一方面，要更主動地干預，發現火苗就及時撲滅，不能等到并發癥出現才被動應對。醫生的角色，正在從體重管理者向代謝健康守護者轉變。”這意味著臨床醫生必須具備全局視野，將肥胖作為系統性疾病來管理，為每一位患者制定涵蓋代謝評估、風險分層、綜合干預的個體化長期方案，真正承擔起代謝健康“守門人”的職責。

在談及創新藥物時，鄒教授表示：“正是基于這一理念轉變，具有多重代謝獲益的創新藥物獲得了臨床關注。”以我國自主開發的胰高血糖素（GCG）/胰高血糖素樣肽-1（GLP-1）雙靶點藥物瑪仕度肽為例，其在激動GLP-1受體、抑制食欲和延緩胃排空的基礎上，創新性激活GCG受體——該受體在肝臟和脂肪組織中高度表達，激活后可調節肝臟糖脂代謝、促進脂肪分解和能量消耗[6-8]，從而實現對脂肪肝、血脂、尿酸等多重代謝指標的改善。這種“雙管齊下”的機制，恰好呼應了指南對“綜合獲益”的倡導，是藥物治療從“單一減重”向“代謝綜合管理”演進的具體體現。

中國循證引領實踐，創新藥物助力精準管理

在談及創新藥物的臨床證據時，鄒教授介紹：“瑪仕度肽的系列研究正是基于中國人群開展，其結果先后發表于國際頂級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志》和《自然》主刊[9-11]，為本土化臨床實踐提供了高質量證據。”

減重效果方面，GLORY-2研究納入462例BMI≥30kg/m2的中國肥胖受試者[12]。結果顯示：治療60周時，在不合并T2DM的肥胖人群中，瑪仕度肽9mg組平均降幅達20.08%，48.7%實現20%及以上減重幅度。更值得一提的是，瑪仕度肽9mg可明顯縮小腰圍達14cm，這恰好回應了中國人群最核心的“腹型肥胖”問題。

在多重代謝指標改善方面，多項研究均證實，瑪仕度肽較安慰劑顯著降低血壓、血脂、血尿酸等心血管代謝指標[9-13]。對于基線肝臟脂肪≥10%的人群，治療后肝臟脂肪含量相對降幅高達80.2%，肝酶水平明顯下降[9]。“這對脂肪肝患病率高的中國人群而言，具有極其重要的臨床意義。”

針對T2DM合并肥胖的患者，DREAMS-3研究作為全球首個瑪仕度肽頭對頭比較司美格魯肽的III期臨床研究[13]，納入349例中國早期T2DM合并肥胖患者。鄒大進教授特別強調了這項研究：“頭對頭研究是需要勇氣的，一旦賭輸就永遠爬不起身。瑪仕度肽敢拿司美格魯肽這個‘藥王’做對照，非常有底氣。”結果顯示：治療32周時，瑪仕度肽組48%的患者同時實現“血糖達標（HbA1c<7%）且體重下降≥10%”的復合終點，比例顯著高于司美格魯肽組的21%。鄒教授解讀道：“這個復合終點非常有意義——血糖和體重雙達標，是糖尿病管理的‘硬道理’。”

在單項指標方面，瑪仕度肽組HbA1c較基線平均下降2.03%，優于司美格魯肽組的1.84%；兩組體重平均降幅分別為10.29%與6.00%。

在安全性方面，瑪仕度肽的整體特征與GLP-1類藥物相似，最常見的不良反應為輕中度、一過性的胃腸道反應（如惡心、腹瀉），多發生在劑量滴定期，隨著耐受逐漸緩解。鄒教授表示，安全性是患者長期堅持用藥的前提。從臨床經驗看，只要從小劑量開始、循序漸進地滴定，絕大多數患者都能很好地耐受。這為長期體重管理提供了保障。

基于這些高質量研究數據，鄒大進教授總結道：“瑪仕度肽的全面獲益，精準對應了當前肥胖治療觀念的轉變。其通過強效減重、腰圍顯著縮小，精準針對中國人群腹型肥胖的特點；通過對內臟脂肪特別是肝臟脂肪的大幅減少，來降低血脂、血壓、尿酸、血糖，使多重代謝紊亂同步改善。這意味著我們的體重管理，已經從單純的體重管理，向整體的代謝健康守護不斷演進。

鄒教授進一步強調：“創新藥物為體重管理提供了有力武器，但絕非一勞永逸。我們要把患者的‘體重調定點’往下調，這需要強化生活方式與藥物治療雙管齊下，至少堅持兩年以上。體重降下來后一直維持，直到調定點被重新‘校準’到正常范圍，這才是避免反彈的正確路徑。”

結語

從“80億個理由行動起來”的全球呼吁，到洞察中國人群“腹型肥胖”的本土特征；從認識肥胖作為“代謝紊亂核心驅動”的疾病本質，到利用“雙靶點協同”的創新藥物實現精準干預——我們對肥胖的理解和管理正在經歷深刻變革。對于符合適應癥的患者，及時啟用瑪仕度肽這類創新藥物，將能更高效地打破代謝惡性循環，實現從“被動應對”到“主動管理”的跨越。

專家簡介

鄒大進教授

•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同仁醫院主任醫師，博士生導師
  

• 同濟大學醫學院肥胖研究所名譽所長
  

• 2017年首屆國之名醫
  

• 中國醫師協會內分泌代謝醫師分會第一至第四屆副會長
  

• 中國醫師協會肥胖專業委員會首任主任委員
  

• 中華醫學會第六、七、八屆糖尿病學分會副主任委員
  

• 中華醫學會糖尿病學分會肥胖學組首任組長
  

• 上海市醫學會糖尿病學會名譽主任委員
  

• 上海市醫師協會第一，二屆內分泌代謝醫師分會副主任委員
  

• 《中華糖尿病雜志》第二、第三屆副主編，
  

• 《上海醫學》第六屆副主編
  

• 獲得：軍隊科技進步二等獎、軍隊醫療成果二等獎等。
  

• 著有：SCi論著（總IF 83分）
  

• 《實用肥胖病學》、《你能戰勝糖尿病》、《糖尿病并發癥防治》
  

• 曾任：第二軍醫大學長海醫院內分泌科主任（1999-2013）
  

• 專業特長：肥胖相關并發癥和2型糖尿病逆轉，各種內分泌疑難病的診治。

參考文獻：

[1]GBD 2019 Risk Factors Collaborators. Lancet, 2020,396(10258):1223-1249.

[2]Gao Y, et al. Front Nutr. 2025 Feb 26;12:1491818.

[3]賈偉平,陸俊茜,項坤三,等. 中華流行病學雜志,2002,23(01)：20-23.

[4]Chai SY, et al.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25 Dec 14;31(46):113608.

[5]Chen K, et al. Diabetes Obes Metab. 2023 Nov;25(11):3390-3399.

[6]Galsgaard KD, et al. Front Physiol. 2019 Apr 24;10:413.

[7]Habegger KM, et al. Diabetes. 2013;62(5):1453-63.

[8]Tillman EJ, Rolph T. Front Endocrinol(Lausanne). 2020 Dec 14;11:601290.

[9]Linong Ji,et al.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2025

[10]Zhu D., Zhao J., Cai H., et al. Nature. 2025 Dec 17.

[11]Guo L., Zhang B., Xue X., et al. Nature. 2025 Dec 17.

[12]https://innoventbio.com/#/news/654.

[13]https://mp.weixin.qq.com/s/X-gWXmWdqg0fM0Mj9-4Zag.

“此文僅用于向醫療衛生專業人士提供科學信息，不代表平臺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