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 其：中阿文明交流的使者——記劉麟瑞父女

作者簡介：陳其，1950年出生于北京。1978～1985年，就讀于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先后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1990～1997年，留學美國夏威夷大學歷史系，獲博士學位。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室主任、中國教育學會歷史教學專業委員會理事長。編寫多套歷史教科書。著有《史海萍蹤》《海歸心路》《回望美國》；合著《北大老宿舍紀事·中關園》（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編著《燕園陳跡》（2024年，中國華僑出版社）和《燕園絮語》（2025年，世聯出版社）。2010年退休。作者授權發布。

案頭安放著一本裝禎精美的巨著，洋洋灑灑六十萬字。讀著它，喚起了我對20世紀后半期我家鄰居劉家的回憶。

在我家身后，中關園西北角，居住著一家三口。戶主劉麟瑞（1917-1995）是北大東方語言文學系阿拉伯語教授。我印象中的劉先生，不但學問好、品行佳，且形象高大、挺拔、高雅、端正，頗有氣派。

我家與劉家比較熟悉，一方面因家父與劉先生同在東語系共事，而且劉伯母是位和藹可親、端莊高雅、善良熱情的女士，她有時來我家串門聊天，我祖母特別喜歡他們一家。另外，更因他們的愛女劉慧與我是小學整整六年的同窗。她是一個賢慧、端正、漂亮、品學兼優的女孩兒。后來，她果然很有成就，看來也是情理之中。當然，此乃后話。

遙遠神秘的阿拉伯世界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中國小孩兒的腦海里，阿拉伯世界既遙遠又神秘。 那白色綠色相間的清真寺，身著白色長袍、頭戴白色、紅白/黑白格頭巾的阿拉伯男人、裹著長衫、圍著頭巾，僅露出一雙明亮閃動大眼睛的阿拉伯婦女、無垠的沙漠、悠長的駱駝隊、《一千零一夜》中膾炙人口引人入勝的小故事、阿里巴巴與“芝麻開門”的情節、阿拉丁神燈的奇幻，都折射出阿拉伯人的古老智慧，也更增強了那個世界的吸引力。

更令我們對阿拉伯世界充滿好奇的，是阿拉伯語那奇特的字母和書寫方式，感覺它無異于天書，是世界上最困難的語言之一。現在才明白，阿拉伯語屬亞非語系閃米特語。阿拉伯字母共28個輔音字母，從右向左書寫。據說發音比較難， 包含一些漢語中沒有的發音，如 喉音、咽音、頂音。語法結構也極其復雜，性、數、格：名詞分陰陽性，復數形式復雜；句子成分需通過“格位”體現，還有動詞變位，動詞需根據人稱、性別、時態進行復雜變位。面對這樣一個如此困難和奇特的語言，我們也只能望而卻步了。

阿拉伯古訓：知識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

長期以來，在很大一部分國人心目中，只知崇拜歐美文化，對阿拉伯文化和歷史卻知之甚少，特別是對阿拉伯人的獨特貢獻嚴重估計不足。在初步涉獵世界歷史后，方知阿拉伯文化是世界偉大文化之一。阿拉伯人的貢獻跨越科學、哲學、藝術、語言等多個領域，深刻影響了歐洲文藝復興乃至全球文明的發展。他們在世界文明史上扮演了創新者、傳播者、橋梁與使者的關鍵角色。

阿拉伯人作出過幾個核心貢獻。在數學方面，他們引入并推廣印度數字系統（包括“0”的概念），經阿拉伯世界傳入歐洲后成為現代通用的“阿拉伯數字”。在代數學、三角學、球面幾何的發展，天文和航海學方面奠定基礎。他們改進古希臘托勒密體系，建立精密天文觀測臺。他們對航海儀器如星盤、象限儀的改良，助力了大航海時代。阿維森納的《醫典》成為歐洲醫學教科書數百年。拉齊（Rhazes）首次區分天花與麻疹，并倡導臨床觀察。在化學領域，他們發明蒸餾、結晶等實驗方法，奠定現代化學術語基礎，如英文“酒精”（Alcohol）就源自阿拉伯語。

在人文思想方面，阿拉伯人的貢獻尤為突出。8至10世紀，在阿拔斯王朝資助下發生的“翻譯運動”，系統翻譯了古希臘、波斯、印度典籍，保存了古典學術。這些成果后經西班牙、西西里傳入歐洲。在文學領域，《一千零一夜》融合波斯、印度、阿拉伯故事，成為世界文學經典，在中國也是家喻戶曉。在藝術與建筑方面，阿拉伯的幾何圖案、書法裝飾形成了獨特的伊斯蘭美學。在建筑技術方面，拱門、穹頂、庭院設計影響歐洲羅馬式與哥特式建筑。

阿拉伯人對世界文明發明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們在世界范圍的知識傳播和跨文化交流。阿拉伯文明在中世紀（約8-13世紀） 達到高峰，不僅保存融合了古文明精髓，更通過創新與傳播，直接推動了歐洲文藝復興。其“兼容并蓄”的學術精神——吸收希臘、波斯、印度、中國的文明成果并加以發展——至今仍是文明對話的典范。

阿拉伯人是十分活躍的商人，作為物質文化的全球轉運樞紐，他們主導了海上香料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的貿易網絡，將中國的物質文明傳播至非洲和歐洲。大量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通過他們傳入中東、北非乃至地中海世界。這些商品在阿拉伯世界備受珍視，并進一步向西傳播，成為歐洲上層社會財富與品位的象征。他們還幫助我們進行了物種引入。我們熟悉的西瓜（"尋支"）和椰棗（"千年棗"）等物種，最早就是通過阿拉伯地區傳入中國的。

阿拉伯人不僅是商人，更是卓越的技術吸收者和“二傳手"。 在唐代，阿拉伯帝國境內就有來自中國的工匠定居。杜環在《經行記》中記載，他在阿拉伯地區親眼見到了來自長安的畫匠，以及河東的織工。這些工匠將中國的繪畫和紡織技藝直接帶到了阿拉伯世界。

阿拉伯學者扮演了科學中介的獨特角色。他們在翻譯希臘、波斯典籍的同時，也將中國的醫學、數學等知識吸收并發展，其中阿拉伯醫學經典《醫學總論》后來又被翻譯成中文，反哺了中國醫學的發展。

在古代時期，中阿彼此之間就產生了神秘奇特、雖略模糊、然積極正面的印象。在他們眼中，我東方大國的正面形象得以塑造。在古代阿拉伯人眼中，中國是遙遠的“他鄉神話”。在8世紀之前，中國更多是模糊的奇想。阿拉伯民間故事里，中國常被視為世界的東方盡頭，是“太陽升起之地”，也是充滿香料、絲綢、巨大怪物的奇境。《一千零一夜》中辛巴達的東方航海，往往會抵達一個神秘、極遠、巨富但概念化的中國。

阿拉伯旅行家、學者和外交官留下了大量關于中國的文字記錄，這些是向世界介紹中國的最早一批"第三方"文獻。阿拉伯商人蘇萊曼留下的《中國印度見聞錄》，詳細記錄了唐代中國的社會制度、商業信用、教育制度以及農耕繁榮，稱贊中國是“更美麗，且更讓人神往”的國度。中國的唐宋元時代，被阿拉伯人視為“秩序典范”。隨著絲綢之路暢通，阿拉伯人與廣州、長安的往來頻繁。他們的地理學家和商人筆下，描繪出中國人高度務實的形象。他們認為，中國是治理高效的民族，并在很多方面技術領先，并把中國文明作為審美與技術的“參考坐標”，阿拉伯精英常用中國標準衡量文明高度。他們還特別贊賞中國瓷器的精湛工藝，并 認識到“中國絲綢是身份的象征”。

阿拉伯地區出土的中國古代瓷器

總之，從古代起，阿拉伯文獻中對中國的記載總體上是正面和友善的，從未把中國視為“蠻荒異教之地”，而是“遙遠卻可敬的對稱文明”——一個在歐亞大陸另一端，同樣古老、有序、富裕，值得觀察而非輕視的參照系。在阿拉伯世界，長久廣泛流傳的圣訓：“知識雖遠在中國，亦當前往求之。” 由此，他們將中國設定為一個值得奔赴的遠方，為后來阿拉伯地理學家、商人、學者前往中國，提供了一種崇高強勁的文化動力。

同時，自唐宋起，中阿交往史上留下深刻足跡的中國官員和學者，也使中國人初步了解了阿拉伯世界，產生了對他們的最初印象。

唐玄宗時期（公元751年），唐代軍官杜環隨軍與大食（阿拉伯帝國）在怛邏斯戰役中交戰，唐軍戰敗。他的被俘，卻意外開啟了一段漫長的西亞、北非游歷生涯。十幾年后，他乘商船回國，寫下了《經行記》。原書雖已失傳，但幸賴其叔杜佑在《通典》中摘錄了1500余字，才得以保存至今。他以親歷者視角，記錄了當時阿拉伯世界的真實景象。從中，中國人看到那里繁華的都城，巴格達“四方輻輳，萬貨豐賤，錦繡珠貝，滿于市肆”。他觀察到阿拉伯“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一日五時禮天”、“每七日一假”，這是中國對伊斯蘭教教規和禮拜天最早的確切記錄。

稍后的唐代宦官和外交官楊良瑤，是不大為國人了解的航海家。他肩負著國家使命，去聯合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以牽制吐蕃。785年，他受唐德宗委派，從廣州“舍陸登舟”，率隊開啟了遠航。 他的航線經南海、馬六甲海峽、印度洋，抵達波斯灣的巴士拉，再換小船經幼發拉底河登陸，最終到達巴格達。根據出土的《楊良瑤神道碑》記載，這一壯舉比明代鄭和下西洋（1405年）早了整整620年。

楊良瑤神道碑

他因此被確認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有名可考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節。

元代汪大淵則是中國民間走出的“航海第一人”。 14世紀30年代，年僅二十多歲的他，兩次從泉州搭乘商船遠航，足跡遍及東南亞、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甚至到達了東非和地中海。他秉持“非其親見不書”的原則，將見聞寫成《島夷志略》。后來鄭和船隊的翻譯馬歡，就是讀了此書后，才確信自己所見非虛。汪大淵對阿拉伯世界的記載極為具體和準確，稱伊斯蘭教圣地麥加為“天堂”，描繪那里“風景融和，四時之春也，田沃稻饒，居民樂業”。

在彼此印象良好的前提下，中國與阿拉伯世界自古就有著長期友好的交往。公元651年，阿拉伯帝國（大食）首次遣使來唐，此后多次通使。唐朝稱阿拉伯為“大食”，雙方保持和平往來，通過絲綢之路，在貿易、文化、科技、宗教等領域有著廣泛而深入的交流，對世界文明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唐代以后，雙方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貿易更加繁榮。中國商船經東南亞抵達阿拉伯半島的港口，阿拉伯商人則活躍于廣州、泉州、揚州等地，宋代甚至設立了“蕃坊”供外商居住。元代，歐亞大陸交通暢通。從中國長安出發，經中亞、波斯直達阿拉伯半島。中國的絲綢、瓷器、紙張茶葉等商品傳入阿拉伯世界，而阿拉伯的香料、珠寶、藥材玻璃器等也輸入中國。

雙方在文化與科技交流方面更是世界文明交流史的光輝典范。阿拉伯天文學、數學通過商旅和學者傳入中國，元朝時曾設立“回回司天臺”，聘請阿拉伯天文學家參與歷法修訂。在醫學與藥學方面，阿拉伯醫學巨著《醫典》作者伊本·西那（阿維森納）的學說影響了中國醫學，而中國的脈學、藥材也傳入阿拉伯。阿拉伯風格的建筑（如清真寺穹頂、幾何紋飾）影響了中國西北地區的清真寺設計，豐富了華夏文明的多樣性。中國的繪畫、陶瓷技藝也受到阿拉伯元素的啟發。

宗教與思想的傳播，對中華民族文化的豐富和壯大則更重要的意義。唐代以來，阿拉伯商人、使節將伊斯蘭教帶入中國，逐漸在長安、廣州、泉州等地形成穆斯林社區。元代時大量穆斯林定居中國，形成“回回”群體。唐宋元各朝對伊斯蘭教多持開放態度，允許修建清真寺、建立宗教社區。明代航海家鄭和七下西洋，到訪阿拉伯地區，進一步促進了友好關系。

泉州清真寺

很多中國古代發明是直接由阿拉伯人傳入西方的，在造紙術的傳播中，阿拉伯人確實發揮了關鍵作用。751年怛羅斯之戰后，被俘的中國工匠將造紙技術傳入撒馬爾罕，后傳至巴格達，12世紀經阿拉伯人傳入北非、西班牙，那里在1150年建立起歐洲首家造紙廠，隨后再傳入意大利、法國等歐洲國家。阿拉伯人也參與了指南針的傳播。

指南龜

12-13世紀阿拉伯商人乘中國商船之后，將"指南龜"模型帶回自己的國度，13世紀初傳入歐洲。在另外兩大中國古代發明的傳播中，阿拉伯人發揮了重要的中介作用。火藥是13世紀蒙古西征時，蒙古人將火器直接帶入中亞和東歐。 阿拉伯人學會制造火藥武器后，14世紀初把它傳入歐洲。恩格斯的說法略有不同，他明確指出："火藥是從中國經過印度傳給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藥武器一道經過西班牙傳入歐洲"。至于印刷術，其傳播路徑更為多元。它經絲綢之路傳入中亞和西亞，經蒙古西征后，傳入意大利。15世紀，威尼斯成為歐洲印刷中心。阿拉伯人在此傳播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中阿雙方一千多年的友好交往，持續發展到20世紀后半期。在新的歷史階段到來時，急待進一步的傳承和弘揚。

北京的 “雙雄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中國與阿拉伯世界交往的新時代開始了。中阿關系取得突破，雙方關系蓬勃發展，十分熱絡。

阿拉伯地區，涵蓋西亞北非二十余國，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它是溝通三洲五海的地理樞紐；是影響全球經濟的能源心臟；是大國搏弈與安全重構的熱點；是三大天啟宗教的精神家園。中國政府對此有著清醒的戰略眼光。20世紀50年代，中阿雙方由于相同的歷史經歷，在“反帝反殖”的斗爭中，共享堅定的共同立場。

新中國初期，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關系日益親密。1955年萬隆會議后，中阿關系迅速發展，反殖反帝共同立場進一步增強。中國支持阿拉伯民族解放運動（如阿爾及利亞獨立、埃及收回蘇伊士運河），推動了外交關系的建立。1950年代和60年代， 埃及、阿拉伯也門共和國、伊拉克、摩洛哥、阿爾及利亞、非州的蘇丹、索馬里、突尼斯、毛里塔尼亞等相繼與我國建交。

新時代，把新使命交給了新一代的優秀使者們。說到這里，兩位中國阿拉伯語權威自然來到我們的眼前。

說到這里，有必要先對抗戰勝利后至1949年的情況略加回顧。

抗戰勝利后，隨著日本投降，中國作為戰勝國，勢必要以大國身份參與國際事務，尤其是與周邊東方民族國家重建關系。中國為了適應新國際角色，從幾個維度制定了新的戰略。從國際戰略角度講，是積極應對戰后新格局，迅速培養大量通曉東方語言文化的實務人才。

1946年，回族學者馬堅（1906-1978）在北大創立東方語言文學系阿拉伯語專業，這是中國高校中建立最早的阿拉伯語專業。從學術研究角度上講，這是要將“東方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在中國建立起來，改變以往零散研究的局面。盡管中國地緣相近東方，但現代學術意義上的東方幾乎是空白。

馬堅先生

北大的建系，被視為中國高等教育在東方學領域的“空前創舉”。它有賴于胡適、傅斯年、湯用彤等人的策劃，旨在系統地研究東方語言、歷史與文化。季羨林受聘擔任系主任。他聘請留學埃及的馬堅為教授，創辦阿拉伯語專業。

同年，國民政府在南京復辦東方語言專科學校。其前身1942年成立于昆明，目的就是加強同東方國家交往、培養翻譯人才。1946年，學校遷都南京后復辦，正是為了就近為外交部等機構輸送人才，服務于戰后外交重建。 1947年，劉麟瑞先生應聘到南京東方語專任教，并創立了該校的阿拉伯語專業。

這一南一北的布局，有長遠的戰略目標。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言：“當時世界被西方操縱，但東方文化源遠流長，中國有必要建立自己的東方學研究”。當然，兩校各有側重、各有特色。南京東方語專的定位偏向實用性，旨在快速培養能從事外交、外貿、翻譯等工作的專科人才，以滿足戰后接收、交涉和重建的燃眉之急。北大東方語言文學系的定位則偏向學術性和高端性，旨在培養具備深厚素養的研究和教學人才，為國家儲備高級專家。

新中國建立后，南京東方語言專科學校北遷，并入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馬堅和劉麟瑞兩位權威學者在北京的“雙雄會”，開啟了新中國阿拉伯語言文學事業發展的新時代。他們兩人，作為阿拉伯語高等教育的奠基人，是北京大學阿拉伯語專業的共同締造者，為中國阿語教學、研究和中外交流開創了新時代。

青年時期的劉麟瑞

從此，他們兩人將阿拉伯語從傳統的經堂教育正式引入中國高等教育殿堂。他們兩人的地位和關系，用“雙星并耀”比喻頗為恰當。

雖然兩人均為當之無愧的阿拉伯語的權威。然兩者在學術方向上還是各有側重。馬堅是卓越的經學翻譯家和宗教學家，他完整漢譯《古蘭經》，著力進行伊斯蘭教經典的翻譯和研究。劉麟瑞先生則把學術研究、語言教學和外交實踐作為主要方向。

德高望重的劉麟瑞先生

劉麟瑞先生（1917-1995）也是回族學者，出身于河北滄州的伊斯蘭教經學世家，父親是德高望重的阿訇劉品一。他自幼就學習《古蘭經》和阿拉伯語。中學畢業后，他考入北平成達師范學校。作為中國最早一批系統學習阿拉伯語的學者，他于1938年公費赴埃及的大學進行深造。

1946年，劉先生學成歸國。1947年，他在南京東方語文專科學校創建了阿拉伯語專業。1949年，他隨該校并入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直至退休。

在新中國初期的外交事業里，在與阿拉伯世界的友好交往中，劉麟瑞先生作出了突出貢獻。建國初期，中國與阿拉伯國家關系良好，阿拉伯世界也是中國政府的外交重點。作為卓越的翻譯家與語言學家，劉先生多次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和幾位國家領導人與阿拉伯國家元首的會談擔任口譯，并多次參與重大國際會議。1955年萬隆會議時，劉先生也陪同周總理參加，并負責會議文件的翻譯。

1958年，毛澤東周恩來接見也門王太子。后排左一為劉麟瑞先生

在阿拉伯語言的翻譯方面，劉先生成就豐碩。 他的翻譯風格嚴謹、準確、典雅，特別注重原文的深層含義和文化背景的傳達。在國家文獻翻譯方面， 劉先生參與了《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詩詞》的翻譯與定稿工 作， 是《毛澤東選集》 第一卷至 第四卷阿拉伯文版的主要定稿人之一。這項工作政治性強、要求極高，奠定了他在官方文獻翻譯領域的權威地位，為中國阿語翻譯，尤其是政治文獻和嚴肅文學的翻譯，樹立了極高的標準。

萬隆會議期間，劉先生（右一）擔任周總理的翻譯

他與人合作，翻譯出版了埃及著名作家阿卜杜·拉赫曼·謝爾卡維的長篇小說《土地》等作品。學界內部評價說，他的譯本精準流暢，是阿語文學漢譯的里程碑式作品。

劉先生還注重把當代中國文化向阿拉伯世界廣泛傳播。他把大量的中國文學名著譯成阿拉伯文，包括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縮寫本等中國文學名著，對中阿人民之間的文化交流和促進相互理解貢獻巨大。北師大出版社至今還準備再版他翻譯的《子夜》。

劉先生極為重視工具書的建設。他主持或參與編纂了《阿拉伯語漢語詞典》《漢語阿拉伯語成語辭典》等核心工具書，為幾代中國阿語學習者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

劉先生的學識和精神為他贏得了崇高的社會影響與榮譽。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就是一名堅定而忠貞的愛國者。20世紀30年代，他留學埃及期間，就與其他三十名留埃中國回族學生一起，表現出強烈的愛國熱情。 1938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受中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委托，以“國民外交使節”的身份，出訪歐、美、亞、非26個國家宣傳抗日救國。抵達開羅時，他受到中國留埃學生的熱烈歡迎。陶行知后來在重慶《新華日報》的《海外的故事》專欄中，以《31個中國回教徒留學生》為題，記述了當時留埃回族學子赤誠的愛國熱情：

到了埃及，有一件事是我記憶中最深刻的一尼羅河畔夕陽籠罩著的金字塔下，一曲雄壯的《義勇軍進行曲》傳向沙漠的邊際去，這是31 個中國回教徒留學生學習之余的歌聲。誰也不曾想到，在這古國的沙漠里，聽到我們民族的吼聲。

31位青年他們所進的學校，是世界最古的學府——愛資哈爾大學。這所大學創辦了已有998年的歷史。這些留學生，每人每月10金洋'一切做飯、洗衣等雜務，都得自己動手。抗戰后，對于祖國爭取民族的自由解放，有著極高度的同情和熱望，他們在勉強維持的生活費中，還拿出一點錢，在海外對污蔑祖國的日本帝國主義．作強烈的抵制宣傳。

31位回教青年朋友，告訴全世界的人民和3億5000萬回教徒：穆罕默德至圣告訴我們：“我們必須求學，中國雖遠．必往求學。”而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已經摧毀了圣文所指示我們的學習地——中國。穆圣又告訴我們：“如果有人侵略你，你必須抵抗，到侵略者退出為止！”日本是穆圣所說的可憎之侵略者，希望全世界3億5000萬回教徒幫助中日本是穆圣所說的可這些回族學生，所表示出來的精神是多么美好，回漢兩族的隔閡消除掉了，中國各民族的共同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1]

1939年2月18日，這些留學生收到“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發來的電報，要求全體學生立即組織“中國回教朝覲閉” 赴麥加為中國作廣泛的抗日宣傳。

根據女兒劉慧的回憶：

聽到這個消息，父親心中十分激動。他回想起日寇占領期間，對手無寸鐵的中國人民犯下的種種滔天罪行，不覺義憤填膺。原來以為抗戰是軍隊的事，現在能夠前去麥加朝覲，為抗日作些力所能及的貢獻．心中真是欣喜之至。[2]

在赴麥加的在路途上，在輪船上，他們廣泛向外國游客揭露日寇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同時還進行了積極的抗日宣傳。這些留學生分散到各個艙室，向各國穆斯林朝覲者開展工作。他們一邊散發傳單，一邊在各個船艙和甲板上作口頭宣傳，揭露閂本侵略軍殘殺中國人民的罪行，以及欺騙世界穆斯林的陰謀。

根據劉慧的回憶：

父親回想起來，主要是宣傳了如下的主張：

一、“中華民族為保護領土之完整，維護世界之和平，及國際之正義，人道之尊嚴而抗戰，故最后勝利必屬于我。”

領土完整，為獨立國家之起碼條件，中國乃酷愛和平之民族，向來不侵略任何國家，今敵人既踏進我領土，當然遭遇強烈之抵抗，我四萬萬同胞與敵人作殊死斗爭者，正所以表現中華民旅才偉大精神與人格也。

二、“抗戰以來，中國回民已有統一之組織——中國回民救國協會，領導抗戰。”

“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乃先總理之遺訓。上述二點朝覲團之收獲，不過第一步之工作，今后應如何繼續努力，上更大之效果，望當局深切注意之！[3]

劉先生是一個人格高尚的正直知識分子。20世紀六十年代，我印象特別深的是，他的學術工作和精神品質得到北大和社會的認可。1960年，他被評為北大第一屆先進代表大會代表。1960、1963和1966年，他共三次當選為北京市海淀區人民代表[4]。他曾擔任中國阿拉伯文學研究會首任會長，并被推選為約旦阿拉伯語科學院通訊院士，并被約旦皇家伊斯蘭文明研究院聘為通訊院士。他還被授予“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并于1993年獲首屆“中國阿拉伯語教學杰出貢獻獎”。 劉先生還是中國埃及友好協會，中國敘利亞友好協會，中國伊拉克友好協會的理事。

北大東語系茶話會 左起：劉麟瑞、季羨林、陳炎、陳玉龍（家父），王世清

劉先生的貢獻當然也得益于季羨林先生高屋建瓴的擘畫。后者提出了著名的“四大文化體系”論，將人類文化劃分為中國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和歐洲文化體系。他致力于弘揚東方文化，極力倡導“文化多元主義”和“送去主義”，組織編寫了大型叢書《東方文化集成》，力求全面介紹東方文化，阿拉伯文化研究在北大得到了高度重視和蓬勃發展。

至于北大阿拉伯語專業的發展歷史，還需提及幾位與馬、劉同輩的學者。其中王世清先生是劉先生的內兄，他與馬堅、劉麟瑞、馬金鵬、楊有漪等人同為早期赴埃及留學的中國伊斯蘭教學者。1949年后，北大東語系這五個人組成的團隊，代表著當時中國阿拉伯語的最高水平，是中國大學阿拉伯語教育的奠基人和開拓者。其中，王世清和馬金鵬兩先生都是我在中關園的近鄰。

在馬堅、劉麟瑞等幾位先生的持續努力下，北大東語系阿拉伯專業，作為中國阿拉伯語教學和研究的核心基地，培養了大批阿拉伯語言方面的高級人才，其畢業生廣泛服務于外交、經貿、文化、學術等領域貢獻顯著。七十余年來，從這里走出了大批服務于國家部委、新聞媒體、高等院校、大型企業的優秀人才，以及眾多在哈佛、牛津等世界名校深造的杰出學者，堪稱中國阿拉伯語人才的"黃埔軍校"。

在這個事業中，劉麒麟瑞先生居功至偉，值得我們永遠銘記。

女承父業

有其父，必有其女。

中國歷史上，“子承父業”或“女承父業”的例子不勝枚舉。司馬遷繼承父職與遺志，即便身受腐刑，仍發憤著書，終成《史記》。 書法雙圣王羲之與王獻之父子二人，共同光耀書史；“三蘇”父子皆榮登“唐宋八大家”之列。女承父志的則有曠代才女班昭，她繼承父兄遺志，入宮續寫《漢書》，成為一代女史。

在北大范圍內，就我所知，也有幾個著名的例證，如宋史大家鄧廣銘及其愛女鄧小南教授，明史權威商鴻逵及其長子商傳。兩個后人都“精準”繼承了父親的事業，并成為本領域的一方重鎮。

我手邊的這個例子也是不遑多讓。劉麟瑞先生的獨生女叫劉慧，是我北大附小的六年同班。小學畢業時，不像絕大多數學生升入普通初中，她獨辟蹊徑，考取了北京市外國語學校，專習阿拉伯語，顯示了繼承父業的遠大抱負。1968年，她未得幸免上山下鄉的風潮，到貧窮的山西農村插隊。她在農村蹉跎了7年，期間還患上急性黃疸型肝炎。回京養病期間，她決不虛擲光陰，繼續深造中斷了幾年的阿拉伯語學習。1975年，恢復了北京戶口后，她信心滿滿地向外文局《北京周報》社毛遂自薦，終被錄取，擔當了翻譯。隨著業務的精進，她又轉入外文出版社任職。1981年至1983年期間，她接受上海手工業管理局皮革公司邀請，赴伊拉克擔任翻譯。1985年，已入而立之年的她，在照顧孩子、家庭和完成本職工作的同時，她繼續攀登，考入北京外國語大學夜大學，每天晚上去進一步深造阿拉伯語。1988年，她更遠赴中東，在埃及開羅大學文學院進修阿拉伯文學，在繼承父業的艱辛道路上越走越堅實。

經過堅持不懈的艱苦拼搏，她在阿拉伯文學在中國的傳播和中阿之間的文化交流中，取得了豐富成果，做出了突出貢獻，獲得了外文出版社的高級職稱。

她寫的父親傳記，是最為突出的成就。她憑借自己的孝心和毅力，四處搜集資料，精心梳理，最終完成了這部近600頁、內容詳實的著作--《劉麟瑞傳--一位北大教授的人生》（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為研究新中國阿拉伯語教育史提供了一份珍貴的文獻。

在書中的字里行間，她滿懷深情地回顧總結了父親的人生。全書共分為三大部分，結構清晰，內容詳實，洋洋灑灑六百頁！按時間順序記述了劉麟瑞教授從成長到成為一代大家的完整歷程。此書的主要特色與價值在于，它由女兒執筆，以獨特的作者視角，在嚴謹的學術傳記之外，更融入了深厚的情感與家庭記憶，人物形象顯得親切豐滿；本書史料豐富珍貴，書中整理并首次公布了許多麟瑞先生的手稿、照片及親友的一手回憶，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它結合編年敘事、本人文選、他人追思三種形式，全方位多維度立體呈現先父的事業、學術與精神世界。總而言之，這本書不僅是一位杰出學者的人生記錄，更是一部反映新中國阿拉伯語學科發展歷程的珍貴文獻。其獨特的女兒視角、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和多維的敘事結構，使其在眾多學術傳記中別具一格。

還有一點需要強調的是，劉慧在繼承父親的精神和學識的同時，自己也成為一位優秀的阿拉伯語翻譯專家。她繼承父業，在外文出版社長期從事翻譯工作。她的譯著題材廣泛，涵蓋了歷史、宗教、文化等領域，主要譯作包括：《伊斯蘭世界概況》（外文編譯社《譯文選刊》，1984年），《第一位伊斯蘭女王莎吉蕾杜》（世界知識出版社，1987年）、《伊斯蘭世界概況》等。《少年偵探歷險記》（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艾敏與麥蒙》（世界知識出版社留作資料），《巴勒斯坦的過去和未來》（世界知識出版社留作資料）。自1992年起，她幾乎每年都參與翻譯和出版《事實與數字》一書，出版了《透視中國》（新星出版社，2005年）。

她對埃及文學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納吉布·馬哈福茲等作家有深入研究，并發表了大量學術論文和專著，推動了中國學界對阿拉伯現當代文學的理解。她翻譯了的多部重要作品，如《續天方夜譚》。此外，她還翻譯了其他諾獎作家如埃及的納瓦勒·薩達維的著作。 她還關注其他在阿拉伯世界極具影響力的作家的作品，如巴勒斯坦作家格桑·卡納法尼的《太陽下的男人》，還譯介了以色列（希伯來語）文學經典，如阿摩司·奧茲的《我的米海爾》 和 《愛與黑暗的故事》（與鐘志清合譯）。她的作品，在中東地區的跨語言文學譯介中尤為重要。

學界內部對她有很高的評價，認為她的翻譯細膩、傳神，富有文學感染力，尤其擅長刻畫人物心理和展現社會畫卷。她不僅是文字的搬運工，更是阿拉伯現代思想與文學精髓的詮釋者和研究者。

劉慧女士還是中阿文化交流的實踐者。她曾赴沙特阿拉伯朝覲，完成了伊斯蘭教的“哈吉”[5]功課。

劉慧女士的人生軌跡與父親緊密相連。她不僅是父親學術遺產的整理者和傳記作者，更以翻譯為業，在文化傳播領域和中阿友好事業做出了自己的突出貢獻。

作為劉慧女士的同齡人，我能深刻體會她的人生軌跡，理解她成績的來之不易。考慮到吾輩的特殊人生經歷，尤其是“動亂十年”的歲月蹉跎和插隊生活的千辛萬苦，作為一位倔強的女性，她能取得如此成就，值得我這位老同學對她表示由衷的欽佩與贊賞。

結 語

劉家父女的精神和事業是值得我們稱頌的。

父親劉麟瑞側重古典文獻、政治文本和經典文學，代表了奠基與開創。女兒則更聚焦于現當代文學、社會思潮和學術批評，代表了深化與拓展。他們共同構成了中國理解阿拉伯世界從經典到現代的一幅完整拼圖，可以說是中阿文化交流史上兩代重要的“擺渡人”，也是重要的“文化橋梁”和“使者”。通過他們艱辛的工作，中國人民得以深入領略阿拉伯文學的瑰麗與思想的深邃，極大地促進了兩大文明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劉慧女士應當為先父感到驕傲。劉先生的在天之靈也會為愛女的成就感到寬慰。身為人父，能有這么一位賢慧、聰慧、并竭力傳承弘揚自己事業的女兒，是多么值得慶幸的事啊！

2025年歲末

注釋：

[1]劉慧：《劉麟瑞傳—一位北大教授的人生寫實》（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87頁-98頁。

[2]同上。

[3]同上，96頁。

[4]劉慧《劉麟瑞傳》135-137頁。

[5]哈吉是伊斯蘭教稱謂，阿拉伯語音譯，意為“朝覲者”。專用以尊稱前往伊斯蘭教圣地麥加朝覲、并按教法規定履行了朝覲功課的男女穆斯林。

主要參考資料：

劉慧《劉麟瑞傳—一位北大教授的人生寫實》（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

筆者對劉慧女士的訪談

百度網、Deep Se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