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歌：戈迪烏斯繩結——思想巨變中的日本

作者簡介

孫歌，日本東京都立大學法學部政治學博士，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日語學院特聘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研究領域為日本政治思想史。中文主要著作有《主體彌散的空間》（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竹內好的悖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增訂本，三聯書店，2023）、《把握進入歷史的瞬間》（臺灣人間出版社，2010）、《我們為什么要談東亞》（三聯書店，2011）、《思想史中的日本與中國》（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歷史與人：重新思考普遍性問題》（三聯書店，2018）、《尋找亞洲：創造另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貴州人民出版社，2019）、《絕望與希望之外：魯迅〈野草〉細讀》（三聯書店，2020）、《從那霸到上海》（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0）、《游走在邊際》（商務印書館，2021）等。

本書的底本，是2020年三聯中讀的音頻課程《思想劇變中的日本》的錄音稿。這是個倉促上馬的操作，不僅課程內容我此前沒有正面涉及過，有些部分缺少相應積累，而且錄音課程這種形式，對于我這個“機器盲”來說也是一個嶄新的嘗試。

《戈迪烏斯繩結：思想巨變中的日本》，奇遇時刻|廣西師范出版社，2026年3月1日

適逢新冠大流行，外面的世界突然變得深淺莫測，就連錄音也不能如同從前那樣由編輯坐在我的對面操作設備，我只管信口開河地講下去了；由于疫情的關系，錄音必須由我獨立完成，我需要一邊講一邊留意面前的手機，這種方式讓我最初十分不適應。

但是我仍然要感謝三聯中讀給我創造了這樣一個機會。編輯們熱情的催促，推動我把多年來隱隱約約感覺到卻從未清晰地通過語言成形的某些想法做了些整理。這門課程真正的受益者，或許首先是我自己。

也許正是疫情“幫”了忙。在社會活動大量減少，人們大多足不出戶的時候，這才有了充裕的時間去做一些過去沒有精力做的挑戰性工作。其實真正的挑戰還不在于如何笨拙地操作手機，而在于需要“深入淺出”地講述那些有張力的學術問題。通俗易懂地講述，卻不失掉討論的深度，這件事情真的很難。

雖然撰寫學術著作也并不是一件輕松的工作，但那畢竟是在一個相對有限的領域內思考和討論，面對的主要是相應的知識傳統，擬想的讀者也是學術圈內的同行；但面向一般聽眾的學術性講座，不僅需要面對已有的知識傳統，還要面對鮮活的生活經驗，而且是千人千面的生活經驗。事實上，那些完全不從事學術工作的讀者和聽眾，其中不乏眼光銳利思維敏捷者，他們常常比學院里的書呆子更有頭腦。

本書并不是所謂“普及讀物”，我希望它可以呈現一些關鍵的思想課題，所以，開始著手之后，我發現，這真是一件需要下大力氣的工作。

一

我選擇了六位活躍于20世紀中葉和下半葉的思想人物，其中五位是日本人，還有一位是加拿大人——赫伯特·諾曼。最初，我并沒有想好確定的主題，促使我想要做這次講座的沖動，其實來源于二十多年前我對諾曼和鶴見俊輔的有限閱讀。

記得大概是在1990年代末，我偶然地讀了諾曼的《克里俄的面孔：歷史隨想集》（《クリオの顔——歴史隨想集》，巖波書店，1956）。我對歐洲古典學毫無造詣，但是那個時候這組隨筆卻激發了我強烈的興趣，尤其是那篇《克里俄的面孔》，讓我突然在身體感覺上接近了“歷史感”這個神秘的東西。

《克里俄的面孔：歷史隨想集》，巖波書店，1956

諾曼開篇談到了亞歷山大斬斷戈迪烏斯繩結的故事：相傳亞歷山大率軍攻入戈迪烏斯城的時候，在神廟里看到了著名的戈迪烏斯繩結。神諭說，誰能解開這個復雜的繩結，誰就會建立輝煌的偉業。亞歷山大于是抽刀劈開了這個無人能解的復雜繩結。

后人把這個傳說視為另辟蹊徑、化繁為簡的典范，而諾曼卻說：“亞歷山大干的這件事兒，恐怕不像后世著作家們吹捧的那么漂亮。”諾曼認為，這有點像是做一道高難度代數題時直接翻到習題集末尾查找答案一樣。代數學的本質就存在于解題的過程之中，預先知道了答案，那還有什么趣味可言，更何況這種方式也不會促進學習的進步。

閱讀這篇隨筆的時候，其實我還沒有注意到諾曼1950年代末的悲劇。但是很快，我讀到了另一篇談到這個悲劇的評論，即鶴見俊輔的《自由主義者的試金石》。于是，這兩位在日本戰敗之后思想重建時期發生過相當影響的人物，通過諾曼自殺事件，在我的內心發生了關聯。這種關聯預示了什么，我當時毫無所知，不過一旦某種關聯性成立了，它就會慢慢發酵，在某一個時機，它就有可能轉為思考的結構。

鶴見俊輔(1922—2015)

那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我幾乎完全放下了這兩位人物，但是他們留下的這兩篇文字，卻總是在我的研究遇到瓶頸的時候從內心深處浮起。我想，這大概是因為我也在不斷面對思想史中的戈迪烏斯繩結吧！

二

我對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戰后時期，即1945年日本戰敗之后到1960年代中期。之所以選擇這個階段，是因為這是日本現代史發生巨大轉折的時期，而且與中國現當代歷史密切相關。

根據思想史的通例，歷史轉折期正是思想家輩出的時期，會產生充滿內在緊張的思想成果。當然，這個轉折的脈絡可以曲折地追蹤到此前的另一個轉折期，即明治維新前后，那也是一個思想家輩出的時代。把不同的歷史轉折期勾連起來討論，是一個非常有魅力的課題，只可惜，人的精力有限，要想同時穿透兩個或者更多的歷史轉折期，從中謹慎地提煉出經得住學術檢驗的歷史脈絡，需要下長期的功夫。所以，我只能先從戰后時期的日本思想史著手。

戰后日本思想史的黃金時代當屬1950年代。那個時候，在冷戰的鐵幕兩側，世界正在悄然地發生重組。而在這個動蕩的時代里，那一代日本思想家正處在思想的鼎盛時期。不能不承認，思想史人物只有在他們的鼎盛時期，才能有效保持思想的內在張力，才把握得住纏繞成一團的戈迪烏斯繩結，并拒絕快刀斬亂麻的誘惑。

1950年代的日本，就面臨著一個巨大而難解的繩結。象征著文明和自由的美國，以及由它主導的聯合國及其軍隊，占領和操控了野蠻的法西斯國家日本。這個過程的確在日本社會內部推動了打破東亞霸主幻覺、實現民主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但是同時也把日本這個國家牢牢地捆綁在了美國的戰車上。日本的進步思想家面對的難題在于，他們無法以亞歷山大的方式揮刀斬斷一團亂麻的現實。

事實上，美國和西方世界為日本帶來了某些開放的契機，讓日本人可以毫無忌憚地說出“自由”“平等”這類過去不能明言的詞匯，至少為進步知識界的工作掃清了表層障礙；導入美式民主制度的結果，也為勞動者階層爭取自己的權益提供了合法的理由。這一切社會進步的要素，確實得益于這些外來的契機。

但是，契機只不過是契機，它能否有效地激發現實效應，卻不取決于契機本身，而依賴于抓住契機進行創造的各種努力。這也正是戰后那一代日本思想家為自己確定的課題。他們逐漸意識到，經歷了短暫的蜜月期之后，美國和美國的意識形態不再是日本進步人士的盟友和依靠，朝鮮戰爭和《舊金山和約》的簽訂，打破了美國獨占文明的幻覺。但是因此全盤否定雖然來自美國乃至西方世界，卻本該屬于人類的優秀價值觀，則是脫離實際的。

日本思想家需要兩面作戰：一方面揭露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稱霸世界的野心；一方面利用來自西方的思想契機改造日本，并進而把這些因西方霸權而貶值了的優秀價值提升到人類的高度。這也正是竹內好在《作為方法的亞洲》結尾部分提出的課題構想。

《作為方法的亞洲》,創樹社,1978.10

毫無疑問，這個巨大的戈迪烏斯繩結，不僅要求他們在充滿霸權的西方歷史中提煉精良的思想工具，同時拒絕讓這些思想工具擁有霸權性格，而且要求他們對曾經給自己帶來深刻創傷的本土同時代史進行尖銳的批判，同時又植根于本土的思想風土，對其進行轉化。

在這個過程中，無論是美國、西歐還是本土日本，都不可能成為實體性的對象，它們必須被分解，必須被鞭辟入里地分析，然后才有可能重新組合成新的結構。而構成這個新結構的各種要素，已經不可能再回收到原有的國別單位中去了。不言而喻，以國別為單位，僅僅依靠正、負兩種判斷，無法完成這樣的思想任務。

在鶴見俊輔的《自由主義者的試金石》里，有一句話最為傳神地描述了這個戈迪烏斯繩結：“美國具有一種‘奇妙’的性格：它是法西斯主義的，同時又是民主主義的。”

在民主主義被絕對化為正面價值的時代里，民主這個原本在政治學里僅僅作為一種制度程序的范疇，被賦予了與“自由”“平等”同樣不可質疑的價值含義。問題的麻煩在于，盡管民主的價值化與冷戰中西方世界的意識形態密不可分，但是對于剛剛從極權狀態中掙脫出來的日本社會，把民主主義作為一種價值觀加以倡導卻仍然有其必要性。

戰后的進步知識分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利用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對日本社會進行啟蒙，但是他們無法回避鶴見提出的這個難題：假如民主主義真的是一種正面價值，那么，當它與法西斯主義結合的時候，該如何維護這種價值？

通行于戰后日本社會的思維方式，在冷戰意識形態的推動下，幾乎不加思考地把民主視為西方陣營的特權性獨占品，并在將其價值化之后再作為打人的大棒砸向社會主義陣營。在這個意義上，鶴見不僅僅揭示了這種思維方式脫離實際的空洞性，更推動人們在意識形態甚囂塵上的時代里，從根本上重新思考古典自由主義的課題意識，直視這些重要的課題如何變得面目全非的過程。

諾曼在日本乃至國際上的外交活動，諾曼對日本近代思想史的深入研究，都應該視為他對古典自由主義課題的思考與實踐。甚至諾曼的自殺本身，也只有在他對古典自由主義思想浸潤的程度上，才可能得到理解。正是自由主義在它方興未艾的古典時期，才最誠實地直面了它的戈迪烏斯繩結：它為人類社會設計了以說服和爭論為和諧基礎的理想方案，卻沒有可能直接將其落實到具體的社會機制中去。

赫伯特·諾曼(1909-1957)

自由主義于是面臨一個艱難的處境，它不能直接實現自身，必須通過結盟，才能在現實中找到存在可能性。在諾曼事件中，鶴見俊輔看到的正是這樣的一個無法簡化的復雜局面：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結盟，還是與資本主義結盟，自由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連帶，還是與右翼資產階級結合，這一切都不是自明的。

三

在冷戰意識形態抽象化、“新自由主義”籠罩了思想市場的當下，理解諾曼與鶴見面對的戈迪烏斯繩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今天的時代風氣，越來越像當年諾曼評論亞歷山大刀劈戈迪烏斯繩結時的那個比喻：面對一道高難度的代數題，不去耐心地解題，而是翻到習題集末尾直接找到答案。于此，我們不能不思考諾曼的質疑：這樣的方式，還有什么思想進步可言？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回首半個多世紀之前這六位思想人物的精神歷程，對我們而言仍然是有所教益的。他們的思想取向雖然不盡相同，所在領域、工作方式也并不一致，但是都具備一個共同特征，那就是把復雜的問題作為復雜的問題對待，絕不以亞歷山大的方式快刀斬亂麻。

錄制這個課程的幾個月里，我跟隨著六位人生經歷、思想脈絡、課題意識并不相同的人物，體驗了六段各具特色的生命歷程。在逐漸地進入他們的精神世界之后，他們在我眼前活了起來，一顰一笑一舉一動，牽動的不僅是我的思緒，也牽動著我的情感。我在不知不覺間共享了他們的苦悶、煩惱乃至痛苦、絕望，這也拉近了我與他們之間的距離。在那些連小區的院子都難以走出去的日子里，與這六位人物的對話讓我擁有了“突圍”的感受。

在錄制課程的時候，由于上線時間是確定的，我無法信馬由韁地一直閱讀下去，而且課程中有些史料當時難以立刻找到，所以不得不止步于淺嘗輒止的程度。但是，每一個單元的錄制都幫助我發現了一個不同的思想空間，而每一個空間都有深遠的縱深。

不能不承認，最吸引我的有兩位，一位是鶴見俊輔，一位是上原專祿。他們身后都有一個不可小覷的思維世界，在匆促上陣之時，我無法真正進入，而在錄制結束之后，我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地把握他們思維世界的全貌。

上原專祿(1899-1975)

虛懷若谷的鶴見俊輔是我個人接觸比較多的前輩學者，但是我卻苦于找不到一條有效的路徑進入他的精神世界。從輪廓上看，他反對體制化學術，對大眾文化有自己的獨特評價；他投身于社會實際運動，對改變惰性的知識狀況有強烈的責任感。這一切都可圈可點，但是我依稀覺得自己還是無法有效進入他的精神世界。

直到這次為了準備課程進行進一步的系統閱讀時，我才了解到，鶴見一生思想形成的時期，是他未成年時遠渡重洋在哈佛大學苦讀的那些年頭，借用竹內好在《魯迅》中的比喻，正如魯迅在北京紹興會館抄古碑時形成了他一生的決定性時機一樣，不妨說鶴見在哈佛死啃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那幾年里，形成了自己一生的“黑洞”。要了解鶴見，就需要對實用主義哲學下功夫，我終于明白自己為什么在鶴見研究上不得其門而入了。

與此相對，上原專祿是我一向敬而遠之的大學者，我一直不自信自己有能力、有精力研究這位德國中世紀經濟史專家，更何況他還是一位有日蓮教信仰的宗教思想家，所以，在過往的日子里，我只從他的著作中選擇了與自己興趣直接相關的幾本，并沒有購讀他的全部著作，也從未想過有朝一日我會寫作與上原相關的文字。

在錄制課程時，我首先在手頭有限的資料里獲得了他人生的素描，隨著他在我眼前活起來，原有的畏懼感不知不覺地被沖淡了。我不再懼怕上原處理的那些專業性極強的經濟史學術問題，開始接近了他本人，試圖理解他人生中那些最重要的時刻；這種理解反過來又幫助我把上原生平相輔相成的兩件重大的事情——通過德國中世經濟史研究把歐洲文明相對化的努力與他的日蓮教信仰——結合在一起思考，從而初步打造出我的“上原世界史意象”。

課程錄制結束之后，我開始了艱難的“補課”。在完成其他更緊急的寫作任務的空隙，我開始閱讀當年為鶴見提供思想營養的美國實用主義創始人的部分著作，閱讀上原專祿那些我未及充分閱讀的著述。我寫作了關于鶴見的短篇評論，寫作了關于上原的長篇論文，這些階段性的讀書筆記促使我產生了進一步充實本書的欲望。

故而，在盡可能節制的前提下，我對四年前錄音整理稿的相關部分進行了補充和修正。特別想要得到讀者諒解的，是我對上原專祿部分的大篇幅補充。為了盡可能與其他各章篇幅保持接近，我刪掉了錄音課中原有的上原對尼赫魯訪華事件和美國傳媒對此反應的評論的部分，也大幅度地刪節了對上原主編的《日本國民的世界史》的完整介紹，并對其他各節也盡量進行了壓縮，在此基礎上增加了兩節新的內容，它們是圍繞著上原夫人的不幸病故展開的。

《日本國民的世界史》,巖波書店,1965

在錄制課程時，我尚未讀到上原的《生者·死者》，因此對上原夫人離世過程的痛苦與絕望無從把握。在閱讀了這部分文字之后，上原精神世界中的“日蓮”問題，由日蓮激發出來的與亡妻的“回向”問題，由回向的精神歷程轉化而來的把死難的犧牲者導引到歷史審判者位置上的問題，突然以鮮活的姿態呈現了出來。

《生者·死者》,未來社，1974

我這才意識到，在本書中唯一與諾曼毫無交集的上原，卻以回向的方式為諾曼舉行了莊重的祭奠儀式。而隱藏在各種問題背后的深層主題，也在這個祭奠中浮現：本書面對的，是生命與死亡蘊含的人類尊嚴問題。由此，我決定改變課程播出時的順序，把上原的部分放到最后。至此，我才感覺到這個課程獲得了比較合適的結構形式，它可以告一段落了。

四

本書的定稿，要感謝給我默默支持的朋友們。

我首先要感謝摯友小島潔先生。多年以前，他邀請我為一本討論上原專祿世界史的作品寫作書評，我讀完該書之后覺得自己的知識積累尚不足以有效討論這個問題，到底未敢答應這個請求；后來，從巖波書店退休的小島開始自己研究上原專祿，寫作了三篇內容翔實的長篇論文，每一篇都在發表前電郵傳給我征求意見。本書上原專祿那一章，無論是資料還是觀點，我都從小島的論文中獲益良多，也同時感受到了他的又一次研究邀請。盡管我仍然不敢下決心研究上原專祿，但上原確實激發出我此前沒有的課題意識。

我要感謝加藤周一研究專家鷲巢力先生。我過去并未自覺積累有關加藤周一的資料，是若干年前鷲巢先生邀請我加入加藤周一研究項目，推動了我對加藤的歷史定位進行思考；在我探究加藤與諾曼的友誼時，鷲巢先生又在資料方面給予我熱情的支援。

鷲巢力（1944-）

我還要感謝中山大學歷史系的楊洋，她在我想要細讀上原的《生者·死者》之時鬼使神差地寄來一本。這本書對理解上原晚年的認識論結構有極大幫助。楊洋還在上原部分初稿草成之后反復細讀并提出具體意見，她默契的支持讓我收獲良多。

感謝身邊以各種方式支持我的朋友們。張志強、江湄、張煉紅、薛毅、陳明、李志毓等朋友在第一時間同步收聽了課程，及時給了我回饋和鼓勵。

還要感謝三聯中讀的主編俞力莎的一路關照，感謝當時的編輯楊菲菲，菲菲為錄音整理出了文字稿，并且細致地加上了大量的注釋。雖然為了閱讀效果，我刪掉了其中的大部分注釋，但是我仍然真心感謝她付出的勞動。

最后，我希望感謝曾誠與肖海鷗二位出版人，他們對這個課程表示了深刻的共鳴，這種共鳴讓我們成為發自內心的對話者。在本書未截稿之前，曾誠作為讀者閱讀了其中部分內容，并坦率地建議我刪掉上原部分過于學術化的討論；這個建議喚起我作為作者的禁欲良知，幫助我下決心割舍掉那些本該寫進學術論文的內容。樊超群作為本書的編輯付出了大量心血，他的細致的勞動怎么感謝都不過分。

當然，最需要感謝的，是課程播出時一路陪伴我到最后的那些不知名的聽眾朋友。三聯中讀在課程播出過程中，定時整理聽眾的信息發給我，這對我不斷修正課程的講授方式、調整內容的深淺程度有直接的助益，同時，也讓我獲得了交流的快樂。

我意識到，在學術圈以外的社會行業里，其實也是存在著深度思考要求的。為更廣泛的讀者和聽眾而寫作和授課，對學人而言是一種特殊的歷練。謝謝不知名的聽眾朋友們，你們的鼓勵讓我找到了一種重要的工作方式。時隔四年，那場突如其來的疫情總算塵埃落定，僅以此書獻給在災難中依然保持了尊嚴的朋友們。

孫歌

2024年仲夏，于北京

序論 人類還沒有走出1950年代

經常有朋友問我，研究日本戰后思想史和日本的思想家對中國有什么用？對此，我一直不知道該怎么回答。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日本朋友在捐贈物資的同時說過一句話，“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我想大家都還印象深刻。這句話給了我非常大的啟示——其實這不就是個很好的回答嗎？

思想家有國籍，思想史的問題有國界，但是思想能力是沒有邊界的，是人類共通的。從2020年開始直到現在，當面對新冠感染這樣一個突發事件，并且發現病毒把全世界用一種奇特的方式連成一體的時候，當人類本該為戰勝災疫互助合作的時候，我們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清楚地看到了叢林法則對人類合作的破壞，看到了非正義勢力對人類良知的踐踏。因此不難理解，在人類社會中，“風月同天”并非玫瑰色的夢想，它總是在極盡坎坷、飽受磨難的時刻才能獲得真實的含義。

我在從事日本思想史研究的過程中，亦深刻地體會到，只有能夠跨出國界的思想才能獲得“人類性”，但同時，真正有能力跨出國界的思想卻必定會面對它所在那個社會的核心問題。換句話說，越是具有在地深度的思想生產，越是有可能與其他社會共享。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日本的歷史脈絡中發掘中國的問題，不但可行，而且必要。

一

一位西方哲人說過，歷史總是在危機飽和的時刻，突然展現它的真實面貌。不過這樣的時刻永遠是瞬間，如果你和它擦肩而過，你就永遠無法進入歷史。

這也是為什么我要在這個時刻和大家分享日本戰后思想史的原因——那也是一段充滿了危機的歷史瞬間。

可能有的朋友會有疑問，為什么是日本戰后思想史，而不是日本現代史或者是當代史呢？確實，中國的歷史學沒有“戰后時代”這樣一個歷史區分，但是對于日本思想界，“戰后”這一段歷史時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在這一段歷史過程中，日本的思想家面對的問題，不僅僅是我們中國人最關心的戰爭責任，還包括了如何重建日本社會、日本這個國家要向什么樣的方向發展，以及如何維護世界和平，如何防止日本重蹈當年發動侵略戰爭的覆轍等一系列的問題。

當時日本社會在這些問題上存在著多種可能性，今天回過頭看，很多可能性雖然沒有能夠實現，但恰恰是因為戰后那一代人曾經力爭為這些可能性塑形，并且試圖向實現它們的方向推進，才為防止日本再度法西斯化提供了潛在的牽制力量。

戰后，在嚴格意義上說，應該指的是1945年到1955年這十年，從日本接受戰敗并接受以美國為首的盟軍占領，到日本確立“五五年體制”（即名義上的兩大對立政黨執政和實質上的自民黨一黨執政），這十年間，日本政治經濟處于混沌狀態，也因此曾經讓革新人士對日本的多種可能性擁有希望；即使在五五年體制確立之后，那一代人也仍然沒有放棄改變日本的努力。

因此，在我的定義里，日本的戰后時期伴隨著從戰爭中走出來的一兩代人開始，并隨著他們退出思想領袖位置而結束。換句話說，日本的戰后時期，在現實政治中可以說到1955年就結束了，但在思想和精神領域，直到1960年代前半期大眾社會形成基本格局才宣告結束。

我把本書的時代背景設定在這個廣義上的“戰后時期”，是因為我關注的正是思想與精神領域里的時代課題。在這樣一段歷史時期，國際上發生了很多重大的歷史事件。在某種意義上，這些歷史事件暗示了其后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走向。

在正文中，我將首先給大家講述1957年發生的加拿大外交官赫伯特·諾曼（E. Herbert Norman，1909—1957）自殺事件，它對國際社會，尤其是日本的知識界乃至社會發生了重大的影響。當時，日本的代表性知識分子大都對這一事件表達了自己的態度，我會從中選擇五位比較有代表性的思想人物，以他們的思想活動為線索，力圖呈現一個思想巨變中的日本。

關于諾曼自殺的前因后果，我會在正文再詳細給大家做介紹。不過本書的重點，不在于這個事件本身。如果我們只去關注這樣一個事件本身，也許它會變成一個和我們每個人沒有什么直接關系的、過去的老故事。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老故事雖然發生在北美，其后續效應也主要在日本，看上去跟我們沒有什么關系，但是其中透露的很多信息，對我們卻是很有啟發的。

它迫使我們思考，當時代發生巨大變化，我們習慣的那些判斷方式和表達方式可能已經沒有辦法準確把握現實，我們應該如何調整自己的認識？這是跟我們每一個現代人息息相關的問題。

二

讓我們先來簡單回顧一下1950年代的時代背景。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朝鮮戰爭不僅造成了朝鮮半島南北對立的格局，也給美國長期把軍事力量留在東北亞創造了條件。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之后，駐韓美軍不僅并未撤離，還與韓國政府簽訂合約，于1954年起長期駐留。這樣，連同駐沖繩美軍基地（1945年沖繩島戰役后，美國占領并接管了沖繩的施政權），一直到今天，仍然還是美國稱霸世界的重要立腳點。伊拉克戰爭時用貧鈾彈轟炸伊拉克的美軍飛機，就是從沖繩基地起飛的。

與此同時，日本投降后，由美國操縱的盟國占領軍總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GHQ）更是接管了日本本土的最高指揮權。直到1952年4月結束占領為止，日本政府實行的其實是一種“間接統治”，并不能直接掌握國家權力；即使在1952年之后，日本的政治首腦仍然要在事實上聽命于美國的意志。

這期間，發生了一系列耐人尋味的事情。為了防止日本“赤化”，美國給日本導入了美式民主機制，并操控了《日本國憲法》的制定。在這部憲法里，不僅包括著名的“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必須放棄戰爭，否定軍備和交戰權），也包括當時連美國都沒有實施過的一些條文，比如婦女享受平等的社會權利等。

這些字面上的條文雖然給日本進步勢力提供了一些革新的條件，卻并不如人意；事實上，以麥克阿瑟為首的占領軍總司令部僅僅是為了對抗共產主義陣營而推行這一套美式民主，一遇到關鍵問題，日本民眾的要求立刻就會被棄之不顧，比如戰后對日和約處理。在和約應該與所有被侵略國家簽訂，還是僅僅在冷戰格局西方一側內部簽訂這個重大問題上，盡管日本進步知識分子發動了強大的“全面和解”攻勢，在社會上營造了相應的氛圍，但《舊金山和約》卻僅僅完成了西方一側的內和解。

在這樣的冷戰氛圍里，美國國內出現了“麥卡錫主義”。麥卡錫是美國國會議員，一個堅定的反共主義者，利用各種手段動員美國的國家機器對美國內部乃至和美國有關的一些地區的共產黨人與進步人士，進行殘酷的政治迫害。

朝鮮戰爭和麥卡錫主義的盛行，讓全世界的進步人士感到驚愕和不解，但1950年代也還有一些振奮人心的大事件發生。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55年萬隆會議的召開。萬隆會議宣布了亞非弱小國家的獨立，表述了這些國家相互間建立團結合作關系的意志。同時，萬隆會議也明確宣布，它不加入冷戰結構規劃出來的國際格局。

1955年萬隆會議

1956年，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印度總理尼赫魯和埃及總統納賽爾在南斯拉夫的布里俄尼島舉行會談，正式提出了“反對一邊倒”的聲明。這個會談也被視為1961年興起的亞非國家不結盟運動的雛形。

二戰結束之后，國際上形成的冷戰格局是由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陣營支撐的。主導資本主義陣營的國家是美國，主導共產主義陣營的國家是蘇聯。當時兩個國家在主導性方面都具有某種絕對性。

萬隆會議精神明確地顯示，在冷戰的對立格局之間，形成了由亞非國家組成的中間地帶。布里俄尼島會談則進一步強化了拒絕在冷戰格局中結盟的意志。中國在當時雖然仍然采取“一邊倒”的政治態度，也就是維護蘇聯在共產主義陣營的主導地位，但在1954年周恩來訪問印度和緬甸時發表的聯合聲明，都確認了關于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而次年萬隆會議提出的十項原則，可以說是以此為基礎的進一步延伸和擴展。

萬隆會議閉幕后的1956年，蘇共二十大召開。按照慣例，各國共產黨均派自己的代表參加了會議。但是在會議結束之后，蘇聯又召開了一個只有蘇共中央委員參加的關門會議。在這個會議上，赫魯曉夫宣讀了他的秘密報告。這時距離斯大林逝世已經有三年時間，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的核心內容就是全盤否定斯大林執政期間的所作所為，特別是對他晚期開展的政治大清洗進行了嚴厲的指控。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

赫魯曉夫的論述邏輯是：蘇維埃時期在斯大林領導下取得的全部成就，應該歸功于蘇維埃政黨的正確領導和蘇聯人民的不懈努力；而這個時期所犯的那些嚴重的錯誤，應該歸咎于斯大林個人的殘暴、獨裁和多疑。這也是“去斯大林化”的開始。

但在蘇共二十大的開幕式上，赫魯曉夫面對與會的世界各國共產黨的代表團，當然也面對全體蘇維埃的成員，做的卻是另外一個致辭。在致辭里，他仍然延續以往的說法，熱情洋溢地贊揚蘇維埃之所以走到今天，都是因為斯大林同志的正確領導。

因此，在同一個會議的開幕式和閉幕之后的關門會上，赫魯曉夫發表的兩個演講的基調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這是一個不能忽略的事實，它說明，一方面對斯大林的批判沒有循序漸進地獲得全世界共產黨的共識就突然發生了，另一方面也顯示了蘇聯高層內部的復雜糾葛。

當然，這是一個需要史料求證才能分析的復雜事件，不是本書能夠處理的問題。我這里僅僅是想指出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被泄露之后，引起了國際共產主義陣營的震驚，各國共產黨都對這個事件表現出嚴重關注。

與此同時，在1956年下半年，也就是蘇共二十大召開的同一年年底，發生了“波匈事件”——波蘭和匈牙利宣布要從蘇聯的直接掌控中擺脫出來，確立自己的政治主導權。“波匈事件”導致了蘇聯的直接出兵：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出兵鎮壓東歐的兩個兄弟國家。這件事情本身也引起了全世界的震驚和非難。

在斯大林批判事件發生之后，雖然國際共產主義陣營并沒有因此而瓦解，但它不再是原來那種“鐵板一塊”的樣子了。所以應該說，1956年的斯大林批判，也是這十年里非常重要的一個節點。

概而言之，對于整個世界，1950年代都是關鍵的十年。這個時期，美蘇開始重新布局。美國介入了朝鮮戰爭，在太平洋的比基尼島反復進行核試驗；蘇聯的斯大林批判引發了“波匈事件”，共產主義陣營發生分裂，美蘇的對抗結構顯在化。就美蘇各自的內部格局而言，“麥卡錫主義”顯示了美國的日益右傾化，“去斯大林化”顯示了蘇聯改革的最初動向。

在這個格局形成的同時，亞非獨立運動作為中間地帶，奠定了冷戰格局解體的基礎。中蘇關系也正是在1950年代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為其后中國擺脫蘇聯控制獨立發展奠定了艱苦的起點。

歷史走到今天，世界格局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隨著當年的中間地帶日益發展壯大，南方國家已經成為影響世界的重要力量。美蘇各自在其后經歷的歷史變化，經濟全球化與美國霸權的內在張力，使得冷戰時期形成的權力金字塔出現了重重裂縫。

但是這個1950年代形成的基本的結構關系還是依稀可辨的，特別是在俄烏戰爭爆發之后日益顯在化的西方世界維護自身霸權的意愿，對俄羅斯的打擊以及對中國的壓制，使得已經解體的冷戰結構以另一種不同的方式又一次復活。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人類還沒有完全走出1950年代。

三

如前文所述，本書將從赫伯特·諾曼的自殺事件切入，選擇包括諾曼在內的六位日本戰后思想史的重要人物，并以他們的思想活動為線索，串起每一章的內容。

這六位思想家分別是赫伯特·諾曼（1909—1957）、鶴見俊輔（1922—2015）、加藤周一（1919—2008）、丸山真男（1914—1996）、竹內好（1910—1977）和上原專祿（1899—1975）。

赫伯特·諾曼，“諾曼事件”的當事人，加拿大外交官和日本史專家，在戰后日本社會重建和思想重建上，均發揮過重要的功能。

鶴見俊輔，在戰后日本以“大眾文化”作為基本視野的實踐性知識分子，也是一位出色的社會運動組織者。他早年在美國接受過實用主義哲學訓練，繼承了實用主義的思想精髓，成了一個“反哲學的哲學家”。

鶴見俊輔(1922—2015)

加藤周一，深諳西歐文化的文學評論家和學者，同時也是一位醫生；具有深厚的人道情懷，知識面廣博，與多個領域的學者進行跨學科對話，從事有深度的合作研究，是活躍在戰后日本思想界的重要人物。

加藤周一（1919-2008）

丸山真男，一位立志于成為“在野的業余政治家”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從強烈的現實關懷出發，在日本思想史的脈絡里重構了歐洲政治思想的基本要素，對戰后日本發揮了極大的影響力。

丸山真男（1914-1996）

竹內好，中國文學研究者，尤其在日本的魯迅研究方面做出了獨到的貢獻；他的影響力并不限于中國文學研究，更是一位以亞洲作為方法的獨創性思想家。竹內好的思想原點是魯迅，從魯迅出發的思想歷程，締造了他特有的歷史與思想觀念。

竹內好（1908—1977）

上原專祿，日本史學界享有盛名的學術泰斗，同時也是把歐洲相對化的世界史建構者。他在事業鼎盛期退出了日本知識界，相當嚴厲地批判了日益商業化的知識狀況，并與其保持距離；到晚年，上原點化了傳統日蓮教的精髓，以獨特的方式創造了“作為回向的世界史”這一意味深長的認識論。

上原專祿(1899-1975)

這六位思想家彼此之間有很多差異（后文會詳述），不過，我們這里需要先交代一下他們之間的共同點，那就是他們全都經歷了日本的對外侵略戰爭，其中有三位還曾經在太平洋戰爭時期有過短暫的被迫從軍經歷。作為戰爭的親歷者，這六位思想家都認清了天皇制的危害，戰后在反對天皇制這一點上，他們有強烈的共識。

戰敗后，美國直接主導了《日本國憲法》的制定，由此日本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完成了從法西斯國家向現代民主國家的制度轉型。在盟國占領軍進入后不久，日本就實行了全社會的“言論自由”，釋放了戰爭時期一直被關在監獄里的日本共產黨人。所有這些變化都是在非常短的時期內發生的，可以說，日本是借助于外力完成了艱難的社會轉型。

當時有一位文學評論家曾經對這種狀況進行過諷刺，他說：“我們在獲得配給食物的同時，也獲得了被配給的自由。”

美國的干預，其實出于現實的冷戰目的，只不過為了防止日本可能發生社會主義運動，美國才刻意輸入了“美式民主制度”。而日本的精英階層，也很愿意借助這個外力使日本社會擺脫戰爭時期那種法西斯管控形態。不過精英與民眾很快就發現，制度上規定的自由，在社會生活里并不能真正兌現。

戰后的日本可以說是完全綁在了美國的戰車上。如前文所述，《舊金山和約》僅僅完成了日本與西方一側的內和解，所以日本的進步社會力量，特別是思想界，在這個合約簽署之前一直試圖推動全面和談，即同時完成與中、蘇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和解，但是沒有成功。接下來，言論、出版、集會自由等都逐步受到了政府各種形式的干預，而日本政府的背后，是以麥克阿瑟為表象的美國意志。

《舊金山和約》

在美國國內刮起“麥卡錫旋風”的時候，日本進步知識分子正在推動思想自由與民主習慣的形成。他們抓住了美國輸入民主制度這一契機，試圖把它轉化為日本人主體性的政治意識。這當然非常艱難，但不容否認，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課題，而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努力，雖然不可能一步到位，卻仍然在歷史中留下了寶貴的痕跡。

丸山真男曾經說過，他不做政府的智囊，要做一個在野的業余政治家。也就是說，他不想以現實政治為業，而是以自己的政治學學識，為普通日本國民提供思想營養。比如，他具體分析什么是政治、什么才叫作在社會當中履行自己的政治責任……這些分析都不是政治學課本上的概念，而是每個人都可以進行的判斷。

可以說，除了諾曼之外，我們將要認識的這五位日本思想家都是在野的業余政治家，他們都不從事體制內政治活動，也基本上不以社會活動為業，但是他們的思考對日本社會產生了很大影響。

包括諾曼在內，本書涉及的六位思想家都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們大多認真閱讀過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且有相當程度的理解。同時，在政治立場上，他們也并不全都是自由主義者，可是他們對自由、理性、平等、博愛等價值觀，也都有很強烈的認同。他們和馬克思主義者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系，而且密切關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變化。

這至少說明兩個問題：自由主義立場本身，并不能獨占它所宣揚的價值理念。同時自由主義本身包含了多樣的立場，比如有左翼自由主義者，也有右翼自由主義者，雖然都是自由主義者，但他們之間是對立的，其對立往往更甚于左翼自由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的對立。

另一個問題是，在戰后的一段時期內，自由主義的政治理念與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并沒有捆綁在一起。自由主義左翼不僅不與社會主義對立，而且在對抗法西斯主義的意義上與后者是盟友。同時，與社會主義有具體制度形態這一點很不一樣，自由主義沒有找到可以落實的、特定的制度形態。

某種程度上，自由主義可以與資本主義結盟，也可以與社會主義結盟。因為真正的自由理念，它的敵人是法西斯主義。在這個意義上，需要對自由主義的立場和它的古典政治理念進行區分，兩者不能簡單地劃等號。

為什么是這樣呢？因為自由主義政治觀崇尚辯論和說服，認為人類在擁有理性的情況下，是可以通過辯論來決定公共事務的。它認為在辯論過程當中，通過說服，可以讓所有人服從全局。在自由主義政治觀里，權力是實現公共意志的媒介，它本身不能具有價值——這樣的政治觀很難在現實政治中落實，所以自由主義沒有現成的制度形式。

還要補充的一點，就是今天與壟斷資本主義密切結合的“新自由主義”理論，主張的是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邏輯，與經典的自由主義理念是相悖的。故而，本書涉及的自由主義，需要排除掉“新自由主義”的觀念。

1950年代，正是美國背叛古典自由主義理念的“白色恐怖時期”，而這六位思想家遭遇的“諾曼事件”，就集中呈現了這個時期歷史過程的變化特征。

麥卡錫在西弗吉尼亞州惠靈市的共和黨婦女俱樂部演講中，宣稱手握一份?205人的共產黨和間諜名單?

四

人都是在歷史狀況中進行選擇。后來者回顧前人的時候，往往會覺得選擇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對于當事人來說，選擇是非常艱難的。當人遇到現實困境的時候，一切相互矛盾的要素都糾纏在一起，很難準確判斷下一步事態將如何發展。很多看似光鮮的事物，可能過不了多久就腐敗變質；很多不起眼的事物，卻可能在過眼煙云中留下來。

思想史研究不可以用事后諸葛亮的態度分析前人的選擇，更不可以用居高臨下的態度裁斷前人。因為所有當事人在面對現實事態的時候，是看不到后來人可以看到的結局的。過去的人如此，我們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如何進行現實選擇，如何進行思想評價，都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我希望在本書里和讀者朋友分享這樣一個基本的問題意識：人在大時代里需要不斷調整自己的認識，不能簡單套用現成觀念去綁架現實。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僅需要掌握豐富和準確的知識與信息，更需要不斷砥礪有效的思想武器，否則，我們根本無法處理所面對的大量知識和信息，只能把它們塞進那些已經沒有思想功能的通行觀念中，從而導致在我們的精神世界里無法產生新的可能性。

正是在這樣不斷砥礪的過程中，通過對歷史中那些優秀思想家及其著作的研讀，我們能夠獲得最寶貴的思考能力。應該說，思想家從來不提供現成的分析工具，每個后來者都需要自己鍛造。而思想史，就是這樣的一門學問，它幫助我們養成獨立思考的習慣，并且，假如我們愿意，就可以在思想史的研習中不斷打造自己的認識論，并且因此而品嘗“發現”的快樂。

金句摘錄

- 歷史總是在危機飽和的時刻，突然展現它的真實面貌。不過這樣的時刻永遠是瞬間，如果你和它擦肩而過，你就永遠無法進入歷史。

- 在鶴見俊輔的《自由主義者的試金石》里，有一句話最為傳神地描述了這個戈迪烏斯繩結：“美國具有一種‘奇妙’的性格：它是法西斯主義的，同時又是民主主義的。”

- 在被迫卷入侵略戰爭之后，實際上是日本的農民實際上代替政府給他國的國民套上奴隸的枷鎖。在《日本的士兵與農民》中，諾曼寫下了這樣的一句話：“要把他人變成奴隸，‘自由人’是做不到的。相反，最殘忍、最無恥的奴隸，會成為他人自由的最無情、最暴力的剝奪者。”

- 通觀鶴見這篇論文，他跨越政治立場的差異對日共的分析表示贊賞，正顯示了他的政治取向——后文將要涉及到，鶴見認為自由主義在現代世界并沒有找到自我實現的體制，它需要在體制上選擇合作伙伴。在都留事件中暴露出來的問題之一，正在于自由主義者如何選擇自己的盟友，這個問題我們將在后面展開。

- 都留事件是一個重要的契機，它引發的思考對于我們當代中國人而言也同樣具有現實意義。從鶴見俊輔的討論里，我們學習到了一種態度——以同樣會犯錯的心情去分析別人的錯誤。輿論界習慣于要么指責、要么追捧，這種習慣只能造就讀者群膚淺的消費心理，不可能形成思想積累。

- 鶴見曾經援引過實用主義法學的代表人物霍姆斯的一句話：“八卦”和哲學是從同一個日常生活的素材中產生的，它們之間的不同只在于處理相同的素材時，視野的深淺程度。

- 加藤從來不從概念出發討論問題，他忠實于生活中的實際感覺。加藤有很多別開生面的想法，比如他這樣解釋愛國主義：很多人是因為不愛他自己的鄰居，所以才去熱愛他的國家。他也這樣來解釋自己批判軍國主義的動機：“我不是因為要批判軍國主義才討厭這些東西，而是因為我本來就討厭這些東西，所以才要批判軍國主義”。

- 加藤分析說，人在面對殘酷現實而且無能為力的時候，通常會有兩種態度：一種認為既然無能為力，那就不必要知道了，只關心自己眼前的那一部分生活就可以了；但是另一種人認為就算自己無能為力，也必須要知道眼前發生的一切，并且追究它的根源——加藤認為自己屬于后一種人。

- 有尊嚴地生活，有智慧地思考。

- 竹內好提出了一個假說，他認為人的一生有一個決定性的時機，這個時機往往呈現為一種“黑洞狀態”。什么意思呢？竹內好做了個比喻：華麗的舞場里有很多人起舞，其中混雜了一個“骷髏”，不是所有人都能夠看到它，但是一旦看到它了，就不可能再假裝它不存在，就不可能再無視它。最后，那些實體性的活人舞者有可能不再被看到，你眼里唯一的實體，就是這個“骷髏”。這個“骷髏”是什么呢？它就是人一生形成自己個性的契機，在這個契機到來之前，人生的所有歷練都為它而準備，在這個契機到來之后，此后的人生都由它決定。

- 上原在他犀利的追問中與十三世紀的日蓮發生了共鳴。他從日蓮“舍我其誰”的決絕態度中讀出了回向的實踐性格，并且從絕望中奮起，獲得了活下去并抗爭下去的勇氣。在這一掙扎過程中，上原發自內心地感到，其實回向的主體并不是自己，而是帶著無限遺憾和悲涼離世的亡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