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親華的大平正芳會被日本右翼活活氣死？

在歷史上所有的日本首相中，大平正芳是最親華的那一位，且沒有之一。田中角榮時代，他是中日建交背后最核心的操盤手。在他自己的首相任期內，他開啟了數萬億日元的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在我國的外交話語體系中，他是標準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然而，這樣一位善良且有遠見的政治家，最終卻被日本人自己活活氣死。為何如此？自民黨內部的派系撕咬，比任何一出政治劇都要精彩。

大平正芳之所以會成為親華派，是時代與經歷共同塑造的結果。在冷戰時代的日本，右翼政客普遍出身豪門，而親華政客則普遍草根出身，田中角榮如此，大平正芳亦如此。他于1910年出生在四國島香川縣的一個貧窮農家，父親早逝，家境艱難。憑借過人的學習天賦，大平考入東京商科大學，畢業后成為日本大藏省的一名小職員。

二戰時期，大量日本本土官員被派往殖民地。30歲的大平當時被派往日本控制下的偽蒙疆張家口工作。與那個將中國東北搞成人間地獄的岸信介不同，大平沒資格在戰略層面做規劃，這反而讓他有機會接觸更多戰爭中的中國人民。他親眼目睹了日本軍隊在中國的所作所為，也親身感受到中國民眾的苦難。這在他心中埋下了對華贖罪的種子，也成為他日后選擇親華路線的源頭。

戰爭結束后，大平回到大藏省工作。機緣巧合下，他成為時任大藏大臣池田勇人的秘書官。池田非常賞識大平的文筆與思維，借池田勇人的關系，大平與當時的日本首相吉田茂搭上了線，并一步步成為日本自民黨的骨干之一。

1957年，池田勇人創立屬于自己的黨內派別“宏池會”，大平是該派別的創始成員之一。池田勇人成為日本首相后，更是將大平提拔為內閣官房長官。對大平而言，池田勇人就是自己的伯樂。池田勇人重視經濟的方針，在其逝世后，自然也被大平一脈相承。

宏池會并非天然親華派系，其核心綱領更準確地說，是“輕軍備、重經濟、日美軸心”。作為東亞一員，日本經濟必然無法繞開擁有龐大人口的中國，這才讓宏池會在務實基礎上有了親華的可能。

大平正芳不是無腦親華的人。在當時的日本，比他更親華的人，在左翼社會黨中也有不少。事實上，他的親華自始至終都以贖罪為外衣，以利益為導向。但與岸信介等右翼政客不同，大平正芳真誠地相信：只有一個富裕的中國，才能實現東亞的穩定與和平；中日之間不是競爭關系，而是可以合作共贏。

在右翼政客眼中，中國是日本安全的最大威脅，中日競爭只有你死我活。在中國眼中，我們反感那些身為加害者卻宣揚“中國威脅論”的右翼政客，因為他們混淆是非；我們同情但不認可那些只喊親華口號的左翼政客，因為他們大多曇花一現。只有大平這種既有親華情感基礎，又清楚中日關系本質是經濟合作的清醒者，才是中國最好的合作者。而且，自民黨大佬的身份，也意味著大平的親華不是口頭說說，而是真能轉化為資金與資源。

在這種務實氛圍下，大平正芳在20世紀70年代推動中日關系取得一系列雙贏成就。中日建交期間，作為外務大臣的他，先是頂著右翼的死亡威脅，與臺當局徹底切割；又在田中角榮訪華期間，與姬鵬飛外長反復磋商，用“痛感日本國過去通過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這一經典表述，在戰后首次正式承認侵華責任。

中日建交后，他又趁熱打鐵，于1974年1月訪華，與中國簽署《中日貿易協定》。這不僅將政治破冰轉化為經濟實惠，也為日后改革開放時代日本企業大規模投資中國奠定了法律基礎。

1978年上任首相后，他主動提出對華援助三原則，并利用政府開發援助，在之后43年間累計為中國提供了3.6萬億日元、以低息貸款為主的經濟援助。若沒有大平正芳，不僅中日建交可能推遲，中國改革開放后的經濟崛起速度也可能延緩1到2年。

然而，大平正芳能一以貫之對華友好，根本立場在于經濟，而非單純親華。若拿放大鏡挑刺，仍能在他身上找到許多被視為“反華”的黑點。20世紀60年代，他是《日韓基本條約》的主要推手，該條約當時被視為美日韓反共軍事同盟的一環，曾遭我國猛烈抨擊。

中日建交前后，他在釣魚島問題上未承認中國主張，僅與中國達成“擱置爭議”的政治默契。成為首相后，他更在靖國神廁合祀戰犯的第一年，代表自民黨參拜了靖國神社。

但這些黑點無法改變他作為親華政客的底色。日本自民黨自建黨起，便是日本的核心執政黨，也是右翼的大本營。在此背景下，親華政客在日本國內的地位相當尷尬：若將親華理念貫徹到底，不可能被自民黨接受，自然也無實權；若想被自民黨接納，就得在一些政治問題上站隊。大平那些被視為“反華”的行為，無一不是為保住政治地位的不得已之舉。

但這種“兩面派”做法讓他在自民黨內部飽受質疑，甚至得了個“阿歐將軍”的外號，諷刺他唯唯諾諾。最終，他在一次政治風暴中被不安分的右翼政客活活氣死。

一個性格溫和的老好人，為何落得如此結局？日本右翼的蠻橫，早已非一日之寒。時間回到1976年，三木武夫倒臺后，一個被擱置兩年的問題再次浮出水面：代表鷹派的岸信介、福田赳夫一系，與代表鴿派的池田勇人、大平正芳一系，究竟由誰領導自民黨？

兩年前，正因為這個問題無解，才讓三木武夫這個“小人物”僥幸當了兩年首相。如今再遇此問題，三木的例子讓自民黨內部意識到：選小角色不僅無法平衡各派，反而會節外生枝。若公開選舉，有田中角榮支持的大平正芳當時略優于福田赳夫。但福田派揚言：若大平勝出，他們就脫黨。

為避免自民黨分裂，福田與大平達成君子協定：先由福田赳夫任首相，大平任干事長；待福田任期結束，再將政權禪讓給大平。福田在前，只因大平比他小5歲，更能等待。

然而1978年，福田兩年任期將滿，按協定應讓位時，他卻仗著民調不錯，準備毀約連任。消息傳出，大平被福田的背信棄義徹底激怒，決定正面硬剛。有田中角榮支持，大平與田中勢力本就占優，最終在自民黨全黨員預選中，他正面擊敗現任首相福田，以強硬方式奪回本應屬于自己的權力。

在大平看來，這是合法維權；但在福田派眼中，卻是奇恥大辱，不僅是被直接擊敗的痛苦，更有“東大畢業的精英竟被草根擊敗”的階級羞辱。于是，大平上任后，福田一系開始不顧自民黨大局，瘋狂給他找麻煩。

為解決福田執政時大搞基建導致的財政赤字，大平提出引入一般消費稅的構想。這本是有長遠眼光的財政改革，但作為黨內同僚，福田派議員不僅不支持，反而公開在媒體抨擊大平的增稅計劃是“亂命”。

1979年眾議院大選中，福田派竟不顧黨派大局，打出“反對大平增稅”的旗號，試圖從大平手中搶票。自民黨內斗導致此次選舉結果極不理想，大平明知非己之責，拒絕辭職。福田派則借題發揮，瘋狂攻擊大平本人。即便如此，大平仍憑較高支持率，通過首相指名選舉，于1979年11月9日繼續連任日本首相。

但福田派的搗亂才剛開始。1980年5月16日，萬年反對黨社會黨按慣例給首相找茬，提出不信任案。此前27年，針對自民黨的不信任案從未通過，可這次，福田派竟選擇與死敵社會黨站在一邊，針對大平的不信任案意外通過。在自民黨看來，這是明確的叛變。

擺在大平面前有兩條路：要么辭職，要么重新選舉。他當然不會認輸，立即宣布解散眾議院并重新選舉。然而，選舉尚未開始，大平便被這群“叛徒”氣得心肌梗塞，于6月12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