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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會外長會·專訪|朱鋒:“更有作為”的中國外交始終與國際社會正義力量站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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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

      兩會外長記者會即將召開。進入2026年,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深夜的警報與伊朗首都德黑蘭清晨的爆炸,如同接連拋下的“震撼彈”,當今世界的動蕩變亂正以人們來不及反應的速度愈演愈烈。當此之際,中國外交如何為世界注入更多穩定力量?國際社會期待中國外交如何展現大國擔當?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邀集來自中國、歐洲、中東、新加坡的多位專家共同叩觸2026中國與世界的脈搏。

      “中國外交要如何‘更有作為’,核心的問題還是我們要和國際社會、和正義和平的聲音與力量堅定地站在一起?!痹谌珖鴥蓵匍_前夕,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朱鋒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時,談及2026年中國外交工作的主要目標時如此說道。

      2026年開年,國際局勢風云突變。1月3日,美國對委內瑞拉發動軍事打擊,強行控制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夫婦并將他們帶到美國,在美國法院指控他們犯有毒品走私罪行。2月28日,美國和以色列聯合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襲擊中身亡,伊朗多名高級官員也在襲擊中喪生。作為反擊,伊朗對以色列、沙特、阿聯酋、卡塔爾、科威特、巴林、阿曼等多國發動襲擊。與此同時,以色列還對黎巴嫩發動了空襲,也門胡塞武裝也對以色列發動了襲擊,戰火正在中東蔓延。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連日來先后與俄羅斯、伊朗、阿曼、法國、以色列等國外長通話。

      “這幾天的外交溝通,向國際社會非常明確地傳遞了中國聲音。”朱鋒表示。

      2025年12月30日,王毅在2025年國際形勢與中國外交研討會開幕式上作主旨發言時,對2025年中國外交工作,作出了“穩定錨”“主心骨”“定盤星”“主引擎”“壓艙石”的定位,表示中國“在事關國際道義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堅定站在歷史正確一邊,旗幟鮮明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向遭受不公的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道義和行動支持?!?/p>

      “我們正在進入一個風險與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代,”朱鋒表示,“如何推進對整個國家發展與安全的統籌維護,不僅是外交戰線,其實是政府、社會和每個中國公民都需要在不同維度、不同層面共同承擔的歷史性任務?!?/p>

      中國要與國際社會一道反對霸權行徑

      澎湃新聞:2月28日,美國和以色列聯合對伊朗發動了襲擊,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襲擊中身亡。3月2日,王毅外長分別同伊朗外長阿拉格齊、阿曼外交大臣巴德爾以及法國外長巴羅通話。中東當前的緊張局勢顯然還將持續,在這樣的背景下,您覺得中國在外交領域能發揮怎樣的作用?


      當地時間2026年3月1日,伊朗德黑蘭,衛星圖像顯示哈梅內伊官邸建筑群受損。視覺中國 圖

      朱鋒:王毅外長2日的通話非常及時?,F在中東的戰亂如果進一步擴大,不僅會對世界能源、中東航運和全球經濟帶來巨大壓力,同時,中東的戰亂再加上至今沒有結束的烏克蘭危機,世界真的正在面臨新的“淬煉的時代”。

      這幾天的外交溝通,向國際社會非常明確地傳遞了中國聲音。對于今天的伊朗戰亂,中國不會只是一味坐視,而是要跟國際社會多數國家通過協調溝通,在這個基礎上向相關國家表達我們的嚴正聲音和立場。

      澎湃新聞:可以預期,這場沖突無疑會對地區和全球秩序造成巨大沖擊。實際上去年以來國際社會就持續面對類似的沖擊,在這樣的背景下,您對今年的外長記者會有怎樣的期待?

      朱鋒:當前國際局勢變亂交織在不斷深化?!疤乩势?.0”時代才進入第二年,美國就迫不及待地在全球各地制造事端,1月3日強擄馬杜羅,2月28日又對伊朗進行軍事打擊,現在來看,確實整個世界政治經濟局勢正面對沖擊?,F在石油價格上漲、霍爾木茲海峽被關閉,對全球經濟的沖擊效應也會不斷深化。

      在這樣的局勢下,今年王毅外長的講話我相信是在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性的時刻,因為面對這樣動蕩的局勢,如何向世界清晰、準確、客觀地傳遞中國聲音,對于今天的國際社會來說也是一個共同的期待。

      澎湃新聞:2025年在國際關系中,“退群”“叢林法則”“國際規則”“多極化”等詞語頻繁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今年初,美國特朗普政府一口氣退出了66個國際組織,更讓外界擔憂美國正在拋棄其參與制定的二戰后國際規則和國際秩序。 面對美國大規模“退群”留下的“治理赤字”和“制度真空”,學界存在兩種不同的話語:一是警惕“填補權力真空”的戰略清醒,二是強調“彌補治理赤字”的積極作為。您如何看待這兩者之間的關系?

      朱鋒:首先,國際戰略格局的演變是經常性、不斷變化的,所以今天即使國際秩序出現某種程度的碎裂,甚至特朗普的“新門羅主義”,以及美國想要進一步向世界宣示所謂“基于實力基礎上的政治權力”,這并不是什么特殊現象。

      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覺得對中國來說,現在最重要的是有三個視點:第一,中國應該怎么看待和分析今天國際形勢的變化;第二,在這種變化面前,我們到底應該如何去回應?第三,在有清晰的分析、看待的基礎上有合理的回應,一定要有明確的戰略思維和眼光,因為回應不可能是簡單的,還要著眼長久。

      所以從現在這個情況來看,剛才說兩種觀點的爭論,我覺得也是正常的。一種就是擔心美國現在的“叢林法則”給世界帶來沖擊,也實質性傷害中國的利益,中國要必須有所作為;另一種觀點認為,美國現在倒行逆施,中國能夠對此給予干預,確實也會給中國帶來沉重的戰略代價。

      為什么“特朗普2.0”時代會這么折騰、這么干擾世界?根本原因還是從冷戰結束到今天,世界權力的分配體系依然是一個單極體系,所以美國覺得“我勢力最大、盟友最多,你們能把我怎么辦?”尤其是對特朗普這樣一個極端的美國利益至上的民族主義者,他現在就是赤裸裸地通過權力政治來追求自己的利益。

      這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冷戰結束但單極霸權的時代還沒有真正結束。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反應就是要客觀、清醒地面對這一現實,然后和世界各國加強溝通,維護國際正義和國際規則,在國際社會共同發聲、共同行動的基礎上,才能有效去制衡美國這種單極霸權的粗暴行動。

      從單極霸權到多極世界,中國要當好“和平之錨”

      澎湃新聞:2月4日,習近平主席“一日兩談”俄美元首,被外界視為中國大國協調能力的集中體現。在當前美國試圖“穩中國、拉俄羅斯”的策略下,中國應如何運籌對美關系,既避免被“G2”話語綁架,又在中俄“背靠背”戰略協作中保持戰略自主?這種“居中協調”的角色,是否正是中國在“大爭之世”中塑造確定性的關鍵路徑?

      朱鋒:當前國際局勢處在從“單極霸權”向“多極時代”轉化的關鍵時刻,在這個時候最重要的,不是簡單地陷入集團性的陣營重新分化,甚至墮入新的陣營對抗和地緣政治分裂,這完全不符合中國的利益,更不符合世界和平發展的利益。

      面對冷戰結束30多年世界局勢的變化,中國一方面發展和俄羅斯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我們與美國在貿易戰的問題上,堅決地表達維護開放、自由的國際貿易基本秩序的決心,但中美之間在貿易問題上還是要通過磋商對話達成相關協議。

      為什么王毅外長強調中國是“穩定器”、是“和平之錨”?中國“穩定錨”的根本意義,就是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中國拒絕重回“新冷戰”這樣一種傳統的、狹隘的地緣政治對抗性的思維,依然對所有國家持開放合作這樣一個基本的、積極的立場。

      第二,中國也沒有把當前國際局勢變亂交織的局面,視為大規模提升中國影響力的所謂“機會窗口”,世界如何重新走向和平和秩序是中國和其他國家需要同心同德共同推動的。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穩定錨”的作用,就是拒絕集團對抗、拒絕意識形態劃線、拒絕以個體國家的自我利益來設定安全戰略的方式,堅持以聯合國憲章為宗旨的國際治理機制在全球政治中的核心作用。這恰恰是今天中國想向世界展示的,一個崛起的中國進一步推動和平合作的戰略遠見和中華民族博大的戰略胸懷。

      澎湃新聞:2025年中央召開首次周邊工作會議,提出建設“五大家園”的愿景。進入2026年,日本政壇右轉、南海摩擦持續、朝鮮半島局勢復雜。您認為“五大家園”從理念到實踐,2026年將通過哪些具體行動實現突破?在“親誠惠容”與“有效應對”之間,中國應如何平衡,以確保周邊不成為大國博弈的“破碎地帶”?

      朱鋒:為什么去年中央要召開周邊工作會議?就是因為隨著中國崛起,中國的周邊安全形勢變得更加復雜嚴峻,所以我們需要將維護推進周邊安全作為中國外交和國家安全政策的中心目標之一,這也是黨中央在面對今天國際局勢變化,審時度勢做出非常及時的戰略性調整。

      中國的大國崛起,從國際關系理論和歷史上來說,確實會推動和我們地理位置相近國家的相關政策和安全戰略作出重要調整。國際關系理論和歷史都清晰地告訴我們,國際關系中權力對比的變化恰恰是引發安全和戰略政策調整最重要的因素。我們也知道國際關系有重要的概念來判斷、主導國家間的關系,就是我們說的security dilemma——“安全困境”,就是權力變化一定會導致安全意識和安全認知的變化。所以現在對于高市早苗上臺并公然將所謂的“臺灣有事”視為日本“危機存亡事態”,赤裸裸地想要干涉中國的現有政策、干涉中國的國家利益,我們必須做出全面的回擊。現在來看,中日關系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重大的戰略調整期。

      另一方面,今天的亞太地區已經成為全球科技產業和力量發展的中心地區之一。從國際關系的歷史上,任何一個地區成為世界的技術產業和力量發展的中心地區,這個地區一定是國家間安全戰略競爭最突出甚至最緊張的地區。所以,今天東亞已經成為和北美、西歐并駕齊驅的全球三大力量中心,東亞地區的安全局勢復雜化也是必然的。

      不管怎么樣,我們現在還是堅持習近平外交思想,通過中國外交的“四梁八柱”,不管周邊外交有多大的變化,堅持為世界注入和平和可持續發展的中國力量、中國智慧。(編者注:中國外交的“四梁八柱”即以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為努力目標,以推動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為實現路徑,以踐行全人類共同價值為普遍遵循,以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為基本支撐,以落實四大全球倡議為戰略引領,以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為重要實踐平臺。)

      不管國際形勢有多么重大的變化,中國還是要堅持“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基本理念,要通過對話溝通來解決和推進各國的共同安全和共同發展。但是,對于比如像高市早苗這樣的危險的新型軍國主義抬頭的趨勢,我們一定也要做好準備,要全力反擊。

      澎湃新聞:自去年10月以來,中國迎來一波西方國家領導人“訪華潮”。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在美國持續推動“脫鉤斷鏈”,甚至試圖通過“毒丸條款”重組供應鏈的背景下,中國應如何利用自身超大市場優勢,將這種“外交熱潮”轉化為實質性的經貿合作,重塑外部市場格局?

      朱鋒:這個問題不僅對中國是一個重要的戰略方向,同時也是中國崛起過程中正在面臨的新的重大戰略考驗,就是我剛才強調的國家間的權力對比,往往決定了他們的安全韌性和相關安全政策的實質性調整。

      為什么特朗普第一任期把中國定義為最大戰略競爭對手,就是因為中國已經躍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這個角度來講,今天的中歐關系以及和包括韓國、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關系的一個復雜點,就是國家安全的防范和競爭,不僅是地緣政治,更是地緣經濟。美國想要拉攏自己的盟友,所謂通過“友岸替代”來盡量替代、降低對中國產供應鏈、價值鏈的依賴,但我們堅定地認為,這種利用地緣政治、地緣經濟“雙重自我標準”重新構建世界的做法,只會給人類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撕裂。

      這也恰恰是今天國際形勢復雜尖銳背后的核心要素。我們不能把眼光只盯在現在的委內瑞拉問題、伊朗問題,今天世界范圍內經貿、科技和市場關系也正隨著地緣戰略、地緣經濟的深刻變化而出現深刻調整。在這種背景下,如何利用中國強大的工業產能和市場開放,在相關規則和體制機制的調整改革中,進一步擴大我們和周邊國家的互利共贏,同樣是中國外交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

      澎湃新聞:“全球南方”是近年來國際社會關注的一個熱點,作為“全球南方”當然的一分子,中國又如何推動“全球南方”從地緣政治的“博弈對象”轉變為國際秩序的“共建主體”?

      朱鋒:“全球南方”現在已經成為世界政治經濟舞臺上不斷崛起的重要力量和重要聲音,中國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要進一步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命運共同體建設,這不僅符合中國的利益,也是我們維護和延續世界可持續和平發展的基本戰略。

      同時,和“全球南方”的合作也是中國一直強調和倡導的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的一部分。冷戰結束以來,多極化進程在不斷加速,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南方”始終強調不能走陣營對抗、零和博弈的老路,更不能重蹈戰爭沖突的覆轍。在這一歷史性轉折的關頭,中國所倡導的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為世界指明了方向。世界多極化應該是平等的,就是堅持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反對少數國家壟斷國際事務,切實推進國際關系的民主化。所以中國和“全球南方”的合作與團結,是今天國際政治向多極化有效發展和邁向新的歷史性進步歷程的重要力量。

      統籌應對,中國外交“更有作為”

      澎湃新聞:王毅外長去年12月出席2025年國際形勢與中國外交研討會開幕式作主旨發言時,提出2026年中國外交要“更有作為”。在您看來,2026年中國將如何通過多邊平臺將理念倡議轉化為可操作的規則和機制,更好地為國際社會提供“穩定性”和“可預測性”?

      朱鋒:一個國家的國際影響力、感召力、作用力說到底不僅取決于它實力的強度,更取決于它長期對國際社會的積極投入,有效運營自己政策產生的感召力和影響。

      對于中國來講,現在美國的倒行逆施確實給中國提供了提升聲譽重要的機會。春節前我去參加慕尼黑安全會議,確實感到歐洲國家面對俄烏沖突、特朗普外交充滿了焦慮。當然,這并不等于說他們對中國看法的爭議自動消除了,但沒有一個歐洲國家的官員和智庫人士可以忽視中國的存在。

      所以,中國怎么去有效地發揮作用?最重要的是,第一,我們要跟國際社會的多數國家緊密站在一起,不管出現怎樣的沖突和突發性事件,我們依然要堅持國際正義和道義的基本立場,反對侵略行動,反對對其他國家主權的忽視和漠視。

      第二,如何讓我們的作用更加突出,關鍵還是把我們自己事情做好,推動中國的實力進一步地上升,這才是真正我們能夠發揮作用的前提。

      第三,現在全球規則、國際治理已經又到了一個需要進一步加強改革和發展的關口。我們還是要跟更多的國家加強溝通合作。比如在美國襲擊伊朗的問題上,雖然很多人覺得美國對伊朗發動襲擊了,不應該讓特朗普來,但這完全不是中國發揮作用的基本途徑。事實上,現在伊朗局勢越是緊張,越是要讓特朗普來訪,只有這樣中方才能夠跟他有直接的對話溝通和表達中國觀點的機會。

      歸根結底,中國外交要如何“更有作為”,核心的問題還是我們要跟國際社會、跟正義和平的聲音和力量堅定地站在一起。

      澎湃新聞:綜合來看,2026年中國外交面臨的風險已從傳統的“硬沖突”擴展到“泛安全化”、金融戰、科技封鎖、關鍵通道控制等多維挑戰。您認為其中最需要警惕的“暗礁”是什么?在強調“更有作為”的同時,如何通過“底線思維”統籌發展與安全,確保中國在全球“大爭之世”中行穩致遠?

      朱鋒:2026年不僅是“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更是中國外交馬躍龍騰的新的一年。

      我們正在進入一個風險與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代,面對特朗普的“新門羅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挑釁行為,確實需要中國繼續緊密統籌發展和安全、統籌國內國際聯動這兩個大局。如何推進對整個國家發展與安全的統籌維護,不僅是外交戰線,其實是政府、社會和每個中國公民都需要在不同維度、不同層面共同承擔的歷史性任務。

      要進一步通過我們體制機制的調整,以開放來引領發展,以發展來進一步推動開放。2026年最需要防范的,是世界經濟在貿易保護中的倒退會再度甚囂塵上,所以我們還是要進一步通過中美元首外交,使雙方的經貿關系進入一個相對可控、穩定的狀態。

      同時,我們也要避免美國所謂的“脫鉤斷鏈”的做法,進一步蔓延到更多它的盟伴國家。堅持世界經濟在國際秩序規則的基礎上合理開放,也是中國必須堅持的根本目標。因此,我們也需要不斷地去溝通對話,推動中國的影響力、感召力達到新的水平。

      我對中國的大國崛起和大國外交始終充滿信心。因為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競爭和國際斗爭,以習近平外交思想為中心的中國外交方針和外交實踐,也在不斷地審時度勢、趨利避害,為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和民族復興偉業的實現,不斷描繪和提供一條堅實的中國道路。更重要的是,在習近平總書記的領導下,在歷史演進重大關頭,中國正在不斷開拓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新境界、新高地、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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