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安內”而“攘外”：巴基斯坦與阿富汗陷入難以退讓的安全困局

2月27日，巴基斯坦空軍對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及坎大哈、帕克蒂亞等地發動大規模空襲，這是阿富汗塔利班（以下簡稱“阿塔”）2021年掌權以來巴方烈度最高的一次跨境打擊行動。

空襲后，巴方宣布中止全部對話渠道，國防部長阿西夫（Khawaja Muhammad Asif）稱兩國已進入“公開戰爭狀態”（open war）。與過去多圍繞邊境襲擊展開的報復行動不同，此次巴方不僅擴大了打擊范圍，也同步關閉與阿對話溝通渠道，并公開傳遞出沖突升級的信號，顯示巴阿關系已從摩擦走向正面對抗。

巴阿關系這一變化并不突然，這是2021年阿塔重返喀布爾后兩國面臨安全壓力逐步累積的結果，并嵌入巴阿各自國內政治架構。

2月27日，阿富汗安全部隊成員在阿富汗霍斯特省參與針對巴基斯坦的軍事行動。新華社 圖

巴阿關系為何走到今天

2021年阿塔掌權時，巴基斯坦是少數持相對樂觀態度的國家之一。巴當時判斷，阿塔領導的阿富汗將減少印度影響，并有助于穩定其西部邊境。巴一度主動充當阿塔政權與國際社會的溝通橋梁，呼吁外界協助其度過經濟危機。在巴決策層看來，對阿塔多年的庇護應換來安全回報，尤其是在遏制“巴基斯坦塔利班運動”（TTP）問題上。

現實很快改變巴這一判斷。阿塔執政后，原本被壓制的“巴塔”重新活躍，其依托阿富汗邊境地區對巴境內發動襲擊，活動主要集中在開伯爾-普赫圖赫瓦省（開普省）。面對安全壓力上升，巴最初并未選擇軍事升級，而是嘗試通過政治渠道緩解局勢。2022年，在阿塔代理內政部長哈卡尼（Sirajuddin Haqqani）斡旋下，巴基斯坦和“巴塔”達成停火協議并展開談判。然而談判很快因核心分歧陷入僵局。“巴塔”拒絕解除武裝，并要求巴撤銷原聯邦直轄部落地區（FATA）并入開普省的改革。在停火期間，“巴塔”的襲擊仍未停止。2022年11月，“巴塔”宣布終止停火并恢復巴全國范圍襲擊行動，談判徹底破裂。

談判失敗背后是“巴塔”的戰略自信。阿塔2021年重新在阿富汗掌權，被“巴塔”視為可復制的“成功范例”：一個長期堅持武裝斗爭的伊斯蘭組織，最終能夠奪取政權并建立統治。這一先例顯著提升了“巴塔”的士氣與招募能力，也降低了其對政治解決路徑的興趣。在此背景下，“巴塔”更傾向通過持續擴大襲擊來爭取主動權，而非接受解除武裝的政治妥協。

談判破裂后，巴基斯坦安全形勢迅速惡化。巴基斯坦沖突與安全研究所（PICSS）統計顯示，2025年全國與武裝暴力相關死亡人數達3413人，同比上升74%，為十余年來最高水平。這一趨勢使巴方日益認為，阿富汗境內已成為相關暴恐武裝的重要活動空間，也為隨后政策轉向埋下伏筆。

2025年成為巴阿關系轉折點。2025年10月8日，“巴塔”在開普省奧拉克扎伊（Orakzai）襲擊巴軍巡邏隊，造成11名軍人死亡。不久后，巴方對阿富汗境內目標實施空襲，將打擊范圍擴大至喀布爾等政治核心區域，目標為“巴塔”領導人努爾·馬赫蘇德（Noor Wali Mehsud）。阿塔政權隨后對巴邊境軍事設施展開報復，宣稱擊斃58名巴軍士兵。巴方以重炮和空襲回應，雙方在邊境連續交火，進入相互報復循環。

此后數月，巴基斯坦逐步升級施壓：關閉邊境貿易口岸，限制跨境運輸，啟動大規模驅逐阿富汗難民行動，近兩百萬人被迫離境。巴外交部強調，恢復關系正常化取決于阿塔是否阻止武裝分子跨境活動。阿指責巴基斯坦試圖破壞阿富汗穩定，巴方則宣稱多個恐怖組織“都有一個共同的父親——阿富汗塔利班”。

到2026年初，巴阿安全談判事實上陷入停滯。在卡塔爾等地區國家協助下的多輪溝通嘗試未取得實質進展，臨時停火也不斷被新的襲擊打破。巴領導層逐漸形成判斷，繼續對話難以改變安全局勢。此次空襲與隨后拒絕談判，標志著政策方向最終轉變——從要求阿塔協助解決問題，轉向試圖通過軍事壓力迫使對方調整行為。三年的期待、談判與升級，最終匯聚為當前公開沖突。

無法退讓的安全困局

沖突升級表面上源于不斷加劇的安全壓力，但雙方難以走向緩和，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各自國內政治的限制。

過去幾年，巴基斯坦與阿塔逐漸發現，雙方對安全問題的理解缺乏交集。阿塔始終認為“巴塔”屬于巴內部問題，其根源在于巴國內政治與治理矛盾，并否認存在系統性跨境支持。巴方則認定，自2021年以來阿富汗已成為相關武裝的重要活動空間，并指責阿塔部隊為越境行動提供掩護。這種認知差異使雙方在事實判斷層面難以形成共識。

巴國內的安全結構決定了政策選擇空間不斷收縮。“巴塔”襲擊主要集中在開普省，該地區既是反叛亂前線，也是政治爭議最激烈的地區。當地長期流傳一句話：“白天屬于軍隊，夜晚屬于武裝分子”，近年甚至出現“連白天也屬于武裝分子”的說法，反映出基層安全感明顯下降。軍方在反叛亂行動中逐漸掌握絕對主導權，行動多由情報部門直接指揮，地方警察往往事后才獲知安排，導致軍警關系緊張。開普省政府多次呼吁恢復對話，但巴中央政府拒絕授權地方參與涉外談判，安全政策呈現明顯的中央化與軍事化趨勢。

與此同時，巴當下聯邦執政陣營中的穆斯林聯盟（謝里夫派）（PML-N）和巴基斯坦人民黨（PPP）總體支持更強硬的安全路線。相對而言，反對黨正義運動黨（PTI）及其支持陣營主導的開普省更傾向通過對話緩解局勢。巴內部政治分野使得執政力量更傾向于對阿強硬以鞏固自身執政地位。

阿塔方面同樣面臨難以回避的內部約束。阿塔與“巴塔”之間存在長期的戰場合作與意識形態紐帶，歷任“巴塔”領導人均向阿塔最高領袖宣誓效忠。在這一背景下，驅逐或武力打擊“巴塔”不僅意味著對舊盟友動手，也可能引發內部不滿，削弱基層戰斗人員對領導層的信任。

與此同時，阿塔執政后的首要安全威脅來自“伊斯蘭國呼羅珊分支”（ISIS-K）。該組織持續通過襲擊平民與宗教目標挑戰政權穩定，使阿塔不得不將主要安全資源集中于打擊ISIS-K。在同時面臨內部整合與反恐壓力的情況下，阿塔更傾向維持與其他“圣戰”組織的最低限度關系，以避免陷入多線對抗。一旦全面限制“巴塔”活動，不僅需要投入額外軍事資源，還可能促使部分激進成員轉向ISIS-K，擴大阿國內安全風險。相比之下，對外抵抗巴基斯坦壓力在國內更容易獲得支持。阿富汗社會長期存在反巴情緒，對外強硬既能轉移內部壓力，也有助于鞏固阿塔的政治與宗教權威。

可以看出，雙方安全需求已難以兼容。巴基斯坦要求阿塔切實限制武裝活動，而阿塔既缺乏能力，也不愿承擔由此帶來的內部風險。巴方將其視為縱容，阿方則強調現實限制，認知分歧不斷加深。隨著襲擊與報復相互疊加，雙方政策選擇逐漸被國內安全壓力所主導。在這種條件下，軍事升級成為雙方都可以向內部交代的結果，沖突也因此難以迅速降溫。

沖突外溢正改變南亞安全格局

巴阿沖突升級亦與地區力量關系變化相關。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美巴關系明顯回暖，美國亦無意重新深度介入南亞事務。在此次沖突中，美公開支持巴基斯坦的自衛權，特朗普本人亦稱贊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和總理夏巴茲為“偉大的領導人”。巴政府援引特朗普第一任期推動達成的2020年《多哈協議》（Doha Agreement），指責阿塔未履行反恐承諾，從而為自身行動提供合法性依據。有利的外部環境降低了巴對阿開戰的顧慮。

印度與阿富汗或將加速靠近。長期以來，巴基斯坦將阿富汗視為“西部安全緩沖”，如果印度與阿富汗聯合則將使巴陷入“連線作戰”。過去一年印阿接觸加速，加劇了巴基斯坦的焦慮感。阿塔代理外長穆塔基2025年10月訪印后，印度重開駐喀布爾使館并推動貿易投資合作，數名阿塔高官隨后接連訪印，雙方宣布成立聯合工商機制。這一系列動作在巴決策層引發強烈反響。2025年10月邊境沖突爆發時，穆塔基正在新德里訪問，在巴安全機構看來，若阿富汗擺脫對巴依賴并與印度形成穩定關系，其西部邊界安全環境將發生根本惡化。

對于中國而言，巴阿沖突升級同樣帶來現實安全壓力。首先，巴基斯坦境內安全形勢惡化將直接影響“中巴經濟走廊”的穩定運營。近年來俾路支分離勢力與跨境武裝頻繁襲擊中國項目與人員，西部邊境動蕩可能進一步擴大相關武裝的活動空間。其次，若巴阿關系長期對抗，阿富汗安全環境的不確定性將壓縮地區合作空間，對區域安全形成潛在外溢壓力。

南亞-西亞地區安全風險也可能因為巴阿沖突全面升級而連鎖上升。巴政策界反復在媒體上提及伊朗方向的不確定性，一旦伊朗局勢惡化，俾路支地區武裝活動可能受到外溢影響。而阿巴關系惡化可能為極端組織創造新空間。沖突外溢還可能重新牽動印巴關系。巴基斯坦多次指責印度與阿富汗共同支持境內武裝，一旦對巴相關襲擊持續增加，很可能招致巴基斯坦的反制。這意味著巴阿沖突不大可能局限于兩國雙邊，而可能成為攪動南亞安全格局的長期對抗。

無論外部角色如何介入，這場沖突的根源仍在巴阿之間，巴基斯坦不再容忍跨境威脅，阿富汗難以在主權與庇護問題上讓步。停火可以談，但安全默契破裂后的互信真空，不是一紙協議能填平的。

（陳卓，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生；吳孟克，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