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則破局，雷軍背后的頂層設計

規則破局

雷軍背后的頂層設計

如果法律規則和社會認知跟不上技術迭代的速度，帶來的將不是便捷，而是混亂。

撰文┃趙 爽

編輯┃許 麗

設計┃良文文

出品┃汽車現場 AutoScene

從2022年關注大功率快充基礎設施建設，到2023年呼吁構建汽車數據安全體系，再到2026年直指智能駕駛時代的交通安全文明體系，全國人大代表，小米集團創始人、董事長兼CEO雷軍的“汽車提案史”，幾乎映射了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從電動化“上半場”向智能化“下半場”轉型的完整歷程。

2026年全國兩會，雷軍圍繞人工智能與新質生產力兩大主線提交5份議案，其中，汽車提案包括《關于共建智能汽車時代交通安全文明體系的建議》和《關于進一步加快培育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復合型人才的建議》。

延續歷年提案核心脈絡，雷軍近年來針對汽車領域的提案已形成了從技術量產、基礎設施到人才支撐、安全治理、生態協同的完整產業建言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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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提案“三級跳”

人機共駕時代的規則重塑

自小米入局汽車產業以來，作為掌舵人，雷軍的全國兩會提案不僅關乎企業發展，更直指中國智能汽車產業從“規模領先”邁向“規則引領”的關鍵堵點，兼具行業針對性與頂層前瞻性。

2022年（1.0階段“硬件基建期”），雷軍聚焦補短板、強基礎，建議完善大功率快充網絡布局、建立新能源汽車碳足跡核算體系，解決產業發展初期的配套與低碳問題。彼時的核心矛盾主要是里程焦慮與環保，屬于產業起步期的基本訴求。

2023年（2.0階段“數據軟實力期”），隨著智能網聯汽車的普及，數據安全問題浮出水面，雷軍聚焦強規范、塑文化，提出構建汽車數據安全管理體系，建議定義汽車數據分類分級規則，打破車企間的“數據孤島”。

同年，他還提出了一個頗具前瞻性的視角——大力發展汽車文化，建議適度放開汽車改裝限制、放開皮卡限制。這表明雷軍已經意識到，汽車強國的標志不僅是技術輸出，更是文化輸出。

2024年雷軍聚焦統標準、促互通，呼吁統一超充技術標準、車載硬件協議，推動充電設施全國互聯互通；2025年聚焦推量產、建生態，建議加快自動駕駛全國測試互認、明確2026年智駕量產時間表、設立自動駕駛專屬保險。

2026年（3.0階段“人機關系重塑期”），當L2級輔助駕駛成為標配、L3級逐步邁入規模化商用試點時，雷軍的提案發生了質的飛躍，開始聚焦治安全、育人才，補齊智駕法治與人才短板，為產業規模化發展筑牢底層支撐，核心的關鍵是人機共駕時代的規則重塑。

雷軍的全國兩會提案軌跡，恰恰反映出中國智能汽車產業正在進入規則制定關鍵期，其聚焦智駕安全處罰、責任劃分，本質是推動汽車行業從“拼技術參數”轉向“立全球通用規則”，避免因法治滯后拖累技術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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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提案“集大成”

Xiaomi Vision GT的一切體驗，將不限于車內

不同于單純為企業發聲，2026年雷軍全國兩會提案直擊智駕濫用、人才短缺兩大行業共性難題，將企業發展與公共安全、產業長遠利益綁定。

在共建智駕時代交通安全文明體系方面，雷軍提到，汽車智能化和智能輔助駕駛的高速發展，給傳統道路交通安全文明體系帶來了新的挑戰：駕駛培訓未能及時匹配智能汽車新技術、新功能；智能化技術標準與技術路線不統一；多方協同治理機制有待優化，智駕安全宣傳普及有待加強等。

尤其在完善智駕治理規則上，雷軍建議將L2級輔助駕駛“脫手脫眼”納入交通違法處罰，同時明確L3/L4級智駕責任邊界與安全準則，并扭轉“輔助駕駛=自動駕駛”的認知誤區，構建人機協同安全駕駛共識。

此外，雷軍還建議加快培育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復合型人才：設立“智能電動車輛”一級交叉學科，重構知識體系；推行“雙導師”與“實戰化”培養模式，深化產教融合；強化政策引導作用，構建汽車行業協同育人新機制。

眾所周知，小米汽車的核心優勢是手機+汽車生態融合。所以，雷軍的提案始終強調標準統一、學科交叉與生態開放，這既是小米汽車的發展邏輯，也是中國汽車產業轉型方向——告別傳統制造思維，以跨界融合打造智能終端新生態。

另在加快推動通用人形機器人在智能制造中應用方面，雷軍提到，我國在人形機器人技術領域已經形成先發優勢，但大規模工程化應用尚存在工藝穩定性差、單體硬件成本高以及車間工位數量少等突出問題，導致人形機器人還處于“學徒工”狀態，尚未真正轉向“正式工”。

對此，雷軍提出三方面建議：加快突破工程化落地難題，形成規模化量產條件；擴大智能制造應用場景，提高人形機器人使用率；加強安全標準體系建設，促進人形機器人應用。

不難看出，2026年雷軍全國兩會提案是其歷年汽車產業建言的集大成與升華：從最初解決“能不能造、好不好用”的基礎問題，升級為“規不規范、能不能長久”的頂層問題。

從產品思維到社會思維

Auto Scene

在筆者看來，雷軍的提案變遷，最值得關注的不是技術突破，而是視角升維。過去，雷軍談快充、談數據，本質上還是“產品思維”——如何讓車更好開，讓產業配套更完善。這種視角當然重要，但更多服務于產業“硬發展”。

2026年起，雷軍開始談駕考改革、談違法界定、談車企責任，很明顯已經跳出了企業經營的藩籬，進入到“社會思維”。因為他已經意識到，如果法律規則和社會認知跟不上技術迭代的速度，那么技術的進步帶來的將不是便捷，而是混亂。

這一思維的轉變，對于 當下中國汽車產業而言至關重要，不僅為小米汽車掃清規模化發展的政策、人才、法治障礙，更為中國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產業提供了技術領先、規則完善的完整發展路徑，彰顯出中國車企領軍者的行業責任與全局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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