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銘：建議縮短勞動時間，限制加班時長開啟經濟良性循環

資料圖。本文來源：北京商報、中國國創會

本賬號接受投稿，投稿郵箱：jingjixuejiaquan@126.com

陸銘資料圖。本文來源：騰訊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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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銘：建議縮短勞動時間，限制加班時長開啟經濟良性循環

時間已過晚間8點，陸銘才從繁忙的研究工作中抽身出來，闡述關于縮減勞動時間、少加班的問題。

近年來，彌漫于各行各業的內卷迷霧與“996”的加班文化，在微觀層面侵蝕著勞動者的身心健康，在宏觀層面又束縛了服務業消費的翅膀，更成為中國產品成本低和貿易結構失衡的癥結之一。每個人似乎身陷集體無意識之中，被加班氛圍裹挾，陷于“囚徒邏輯”的困境，卻又無可奈何。

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陸銘希望推動打破這種困境，他呼吁各界更加關注過長的勞動時間，更希望政府層面協調全社會推進縮短工時，嚴格落實勞動法，保障勞動者的雙休以及加班工資等權利。

在這位經濟學教授看來，減少加班、縮減工時并非“雞湯”，而是關于中國經濟下一程的啟示錄。他認為，主動縮短勞動時間，不僅不會削弱中國經濟的競爭力，而且是開啟經濟良性循環的關鍵一步。其邏輯鏈條是：勞動者有了閑暇，將直接轉化為對服務業乃至制造業的消費需求，從而提振內需，形成“有閑消費—需求增長—經濟活力增強”的良性循環；減少非必要的加班，可以促使企業雇傭更多勞動力以增加就業。

他直言不諱地指出，過去依賴“勞動密集型+出口導向”的追趕期已悄然變化，如今中國經濟面臨內需不足的挑戰，國內居民對制造業產品的需求趨于飽和，而對需要“花時間”的服務業消費需求日益增長，但普遍的加班文化恰恰成為釋放這一需求的最大桎梏。同時，憑借超時工作換來的低勞動成本出口優勢，實則是“犧牲國內職工福利補貼國外消費者”，這種模式亟待改變。

對于縮減工時的難點挑戰，陸銘也沒有忽視，他提出：當前首要任務并非激進推行“四天工作制”，而是回到勞動法本身，嚴格落實雙休、保障加班工資支付、并對加班時長設定明確上限。他以日韓近二三十的改革經驗為例，說明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通過加強勞動執法來平衡工作與生活、保障勞動者權益，是歷史的必然。

陸銘也寄希望于新一代勞動者價值觀念的變遷，認為“00后整頓職場”的群體選擇，或許正是一種社會風氣轉向的積極信號。

他不無溫情的期待著，中國的未來是由今天的年輕人所決定的，他們越來越多地在消費中展現個性，在廣闊的城鄉天地之間穿行，在城市的街道上展現時尚的穿著，在演唱會和音樂節的現場放飛自我。一個由今天的年輕人所決定的明天，正在撲面而來。

縮短工時不會降低競爭力 反而促進經濟良性循環

Q1：為什么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階段縮減勞動時間沒有成為一個普遍關注的議題，而在經濟增速放緩之際，您認為縮減勞動時間很重要？

陸銘：這個問題跟經濟發展的階段有關系。如果時光倒流20年，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在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勞動成本低，生產出來的大量制造業產品依賴于出口，這也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

但是今天的中國已經跟20年前不一樣了。我們的人均GDP達到了14000美元左右的水平，但是當前經濟增長出現了需求不足的問題。

需求不足又具體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從國內角度來講，居民對制造業產品的需求會逐漸趨于飽和，而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長，對服務業的消費需求趨于增加，但是服務業的消費是需要花時間的，國內普遍加班的工作氛圍就制約了對服務業的消費需求。

從國外的需求角度講，中國出口增長，與其它國家之間的貿易結構有所失衡。在這個背景下，我們要問，中國產品的競爭力來自哪里？不可否認的是，我們當然有一大部分的競爭力是來自于科技進步，這個是有目共睹的，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不可否認在出口產品里面，我們的競爭力來自于普遍加班帶來的低勞動成本。

這種模式呢，一方面是對國外的企業形成一種競爭，甚至是一種生活方式的競爭，國外很少有長時間加班的文化。

另一方面，相當于是我們犧牲了國內職工的福利形成低價產品，然后去補貼了國外的買中國產品的消費者。所以，我認為有必須要通過縮短勞動工時來提振內需。

Q2：既然低勞動成本是中國產品競爭力的主要來源之一，那么縮短工時，同時我國又面臨勞動人口規模減少的背景，會降低中國產品的競爭力嗎？

陸銘：我知道有人會提出疑問，上班減少會讓因人口結構轉型帶來的勞動力供給減少更加嚴重，進而勞動成本上升會影響中國的產品競爭力嗎？

其實不用擔心太多。中國企業現在面臨的問題主要不是來自國外企業的競爭，而是中國同行業、國內企業相互之間的競爭，而且又是通過加班降低成本來競爭，形成所謂的“內卷”。與其讓別的國家加征關稅，還不如中國國內主動調整，通過增加一點勞動成本來改善勞動者的福利，而且對于內需和經濟增長可以產生連環的積極效果。即便在現實生活當中，的確存在一部分企業可能會受到勞動力成本上升的負面影響，也需要抓主要矛盾，當前中國更重要的是要通過提高勞動者的報酬來產生更強的消費能力，而不是通過壓低勞動價格來支撐低成本的出口。

如果企業的確感受到了勞動力價格上漲的壓力，該調整的是企業的技術、管理，而不是犧牲勞動者的勞動時間、收入和福利。

Q3：與其它國家相比，中國的勞動時長在什么樣的水平？

陸銘：根據有關調查，我國企業人均勞動時長是每周48.6個小時，也就是每周人均工作是超過6天，這個水平是超過所有發達國家的，即使和全世界所有國家一起比較，我們也是偏高的。

所以，現在縮短勞動時長，并不意味著中國員工就不勤奮了，增加一些休息時間更不意味著我們就變成“躺平式”高福利國家了，而是說在中國經濟增長的同時，讓勞動者的福利的與經濟實現同步增長。

說得再通俗點，如果只干活掙錢，加班加到犧牲健康，沒有時間去休息消費，甚至年輕人沒有時間去社交、談戀愛、結婚、生孩子，那么這樣的一種社會狀況無論如何是不健康的。

Q4：您認為縮短勞動時間會為宏觀經濟和微觀個體帶來哪些效應？

陸銘：如果只是單個企業縮減工時，可能就會使得這個企業在市場競爭當中陷于不利的地位。但是，如果控制加班成為全社會同時進行的舉措，就不會導致單個企業陷入不利地位，這就需要來自政府的推動力去協調。

如果政府在全社會推進工時的縮減，可以起到幾個方面的效果：

一是企業在不至于缺乏國際競爭力的情況下能夠雇傭更多的勞動力。如果對企業加班的時間有所監管，增加更多的勞動者的雇傭，既能起到增加就業的作用，又能讓勞動者有更多的收入和時間去休息。

二是可以釋放消費，尤其是服務業消費。當服務消費增加了，就會間接地帶來更多國內的制造品的需求，使得經濟進入一個良性循環。

對于微觀個人，我想利好更加直接，尤其是對那些現在加班就很嚴重的制造業以及服務業，以及很多互聯網大廠的員工，通過減少工時，可以讓大家有更多的時間去休息，有利于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質量。

Q5：也有人擔心縮短工作時長后收入下降。如何確保勞動者“有閑”去消費同時不至于陷入“收入焦慮”？

陸銘：怎么能讓大家既有錢又有時間呢？一談到這個問題，就會有人用“何不食肉糜”來諷刺兩句。其實恰恰是因為整個社會陷于一種集體無意識，或者難以自拔的困境，才需要凝聚共識，有所行動。

之所以政府的介入是必要的，是因為在減少加班和支付加班工資這件事情上，如果是單個企業先行動，除非它的利潤率足夠高，否則可能誰先行動誰就先失去競爭力。

另外，我也認為在全社會推動縮減工時，并不是要完全禁止加班， 如果勞動者擔心工時減少影響收入，那么勞動者個人可以選擇加班。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嚴格落實勞動法，對加班的工時給予法定的加倍工資的支付。也就是說，可以在勞動者個人的休息和收入增加之間，按照個體的意愿來達到某種新的平衡。

建議完善法律細節設定加班時長上限

Q6：盡管勞動法有明確規定，但“996”等超時工作現象依然存在。您認為縮短工時的難點有哪些？

陸銘：我覺得難點還是在監管部門的執法相對來說會麻煩一些，比如監管難、勞動者維權取證難等現實問題，還包括對一些非定時工作而言，加班如何定義、界定等問題。

但是如果政府監管部門沒有下決心進行全社會的統一的監管的話，靠企業和勞動者自己主動選擇，很難扭轉加班的現象。因為企業和勞動者個人都有“囚徒困境”的考慮，別的企業和勞動者都加班，如果自己不加班，似乎就降低了競爭力。

Q7：在實際操作層面，您對縮短勞動時長有哪些建議呢？比如，是否要推行“4天工作制”或“2.5天休假”？還是應該根據不同行業的特點，實行差異化的工時標準？

陸銘：我認為，當前推動縮減勞動時間，不是要激進到直接像一些發達國家那樣去推行4天工作制，不是這個意思，而是說我們有以下幾個問題要著重去解決：

第一，勞動者每周的雙休還沒有保證，企業平均每周勞動時間是48.6小時，如果每天按8小時工作計算，就是每周工作6天，甚至有些人說的“996”，每天還不只工作8小時。

第二，如果勞動者加班，加班工資還沒有得到嚴格地執行。雙休和加班工資都有法律的明文規定，需要更加嚴格地執行，要知道的是這些不僅僅是勞動者的福利，更是法律規定的權利。

第三，在微觀層面，還存在著一些客觀上鼓勵員工加班的舉措，實際上是助長了加班的氛圍。比如說，我在一些互聯網企業調研的時候，就普遍聽到有些大廠員工如果晚上加班到晚上9點半或10點以后，打車回家的費用可以報銷，這種政策好像也是員工福利，但反過來講，這不就是鼓勵員工加班嗎？甚至有些時候為了晚間的這個“福利”還有意拖延正常的工作時間。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認為，當前我國要做的是嚴格執行勞動法，嚴格落實現行標準下的休假制度，而不是很激進地去推行4天半甚至更短的工作制。

另外，很重要的一點，需要完善立法的細節。我重點想強調的一個細節，就是要有對加班時間的上限的規定。縮減勞動工時不是說不能加班，而是說加班應該要自愿、要有償，而且不能無限制的加班，每天或每周應該有時長上限的規定，從保護勞動者的身心健康角度來講，這也是必須的。

Q8：在縮短工時方面，有沒有一些國際經驗可以借鑒呢？

陸銘：前段時間我聽到一個播客，講的是一位在10年前留學于韓國的中國學生，時隔10年又被中國企業派到韓國去工作。播客里講到，短短10年時間，韓國人現在不卷了。同樣在韓國公司里要加班，中國人去加，韓國青年人是不愿意加班的。不久前我又利用在日本出差的機會，和日本同事交流了一下。日本也是在上世紀經濟騰飛時期非常典型的過勞型經濟，當時新聞里不斷報道有人過勞死，但是最近這段時間這樣的新聞已經少了。近年來，日本通過《勞動方式改革關聯法》對加班時間進行了上限規定，也在勞動部門下面專門成立了機構，加強對企業的勞動監察，過度的加班成為被管制的對象。

另外，我相信可能還會出現一些代際的變化。在網絡空間里不斷出現所謂“00后整頓職場”的說法，這恐怕也是好事。如果加班不能帶來個人的收入增長，而家庭條件也沒有差到必須去加班工作，那么一部分“00后”率先選擇更注重品質的生活方式，告別內卷和加班，也不失為改變社會風氣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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