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堯：在日常中寫弦歌，尋一樹永不凋零的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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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北京青年報天天副刊，作者張嘉

當學者、作家王堯決定寫下《桃花塢》的第一句話時，他或許并未完全料到，自己即將開啟的不僅是一部小說的創作，更是一場漫長而深情的跋涉。

這場跋涉的目的地，是一個名叫“桃花塢”的彼岸——它既是蘇州城里一條真實存在的街巷，更是一個在戰火、離亂與堅守中，中國知識分子共同守望的精神烏托邦。

王堯是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蘇州大學講席教授，出版過學術著作《中國當代散文史》《“新時期文學”口述史》，以及長篇小說《民謠》和《日常的弦歌》等散文集，曾獲魯迅文學獎。《桃花塢》是其最新小說，出版之后入選多個“好書榜”，備受好評。

《桃花塢》的故事，生長于王堯生命中兩個坐標的交匯處，一個是他生活了四十年的蘇州，另一個，是他研究了半生的抗戰時期知識分子心靈史。這是一位學者型作家，將其學術積淀與生命體驗熔鑄為文學血肉的必然。于是，我們看到了方家與黃家的命運，看到了戰爭的陰影如何像鈍刀般切割日常，而市井巷陌中的普通人，又如何以近乎優雅的韌性，守護著文化的星火與生活的尊嚴。

近日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時，王堯教授坦言，寫作是“自我升華”，亦是“自我傷害”。他會為筆下人物落淚，會因周惠之的失蹤而長久地痛苦，會在幻覺中與虛構的人物默默交流。這份“傷害”，正源于最深切的共情——他不僅是在書寫歷史，更是在那一刻，真正地“成為”了他們。當方黎子說出“桃花塢的妙處就在沒有桃花。你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桃花灼灼”時，這已不僅是小說中的一句對話，它成為了照亮整部作品的靈魂之眼，是關于信念、希望與文明存續的最美隱喻。

因此，這本書打動人心的，絕不僅僅是精妙的結構或綿密的史料，而是那穿透紙背的、溫潤而深沉的情感。它讓我們看到，在今天，那些關乎“士”的操守、家的溫情、文化的傳承以及普通人在歷史洪流中的抉擇，依然擁有直抵人心的力量。王堯以學者的冷靜為骨，以作家的深情為肉，為我們復活了一個時代的氣韻與心跳。

最終，《桃花塢》的閱讀，也成了一場尋找。我們跟隨作者，在歷史的煙塵與文學的想象中，尋找那一樹永不凋零的“桃花”。它或許從未在地理上盛開，卻注定要在每個讀者的心間，灼灼其華，照亮我們對于何以為人、何以為文化的思索。

《桃花塢》

王 堯 著

作家出版社

“桃花塢”是此岸和彼岸的融合

北青報：是什么契機或想法，讓您決定以“蘇州桃花塢”和“抗戰時期知識分子”這兩個坐標，來構建這個故事？這其中是否有您個人或家族記憶的投射？

王 堯：我有兩段生活經驗。一段是青少年時期的故鄉生活，從這段經驗出發，我寫了第一部長篇小說《民謠》。寫作《桃花塢》時，我在蘇州已經生活了四十年，一直想寫一部關于蘇州的書，但沒有找到寫實、虛構和想象自己生活經驗的內容和形式。另一段生活經驗是，我研究過抗戰時期延安、重慶和昆明的知識分子，先后在《收獲》和《鐘山》雜志上開了兩個專欄：滄海文心和日常的弦歌。于是，當我準備寫作第二部小說時，我就想：如果我筆下的這些知識分子在蘇州生活過會怎么樣？“蘇州桃花塢”和“抗戰時期知識分子”這兩個坐標就成了我構思《桃花塢》的經緯。

關于戰爭的家族記憶，我只聽我奶奶說過一個細節——日本鬼子的飛機從小鎮上空飛過時，她抱著我年幼的父親躲在桌子底下。他們當年的恐懼心理，轉化成了我的戰爭創傷記憶。

北青報：您為何選擇以“桃花塢”作為這部小說的核心意象？這個地名承載了怎樣的文化與精神隱喻？

王 堯：蘇州的大街小巷千年來各種故事消長，也積淀了中國文化的精神。我很喜歡“桃花塢”這個名字，“桃花”是中國文化中的重要意象，就像西方的“玫瑰”一樣。“桃花塢”是此岸和彼岸、世俗與烏托邦的融合。

長篇小說的寫作是“升華”也是“傷害”

北青報：為寫作本書，您在史料和知識分子精神史方面，做了哪些案頭準備？這些研究是如何具體滋養人物塑造和情節的？

王 堯：之前對史料的收集、整理，是學術研究和專題寫作的需要。寫作《桃花塢》時，我時常去蘇州檔案館、蘇州圖書館查閱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文獻，在發黃的紙張上感受歷史的氛圍，在文獻中尋找歷史的細節。細節是小說的肌理。我收集到了自己能夠找到的西南聯大的文獻，也去昆明考察過，在歷史現場想象當年的景象。

為了寫好方后樂和黃青梅在昆明那段生活，我找了昆明的老地圖、西南聯大的校舍圖。方后樂曾在哈爾濱大學參與編輯《民主青年》，但圖書館似乎沒有這本雜志，最后是黑龍江大學的朋友幫我找到了“魯迅先生逝世十二年祭”這一期。

我這人有特別感性的一面，在閱讀史料時，我有時會潸然淚下，內心感慨很多。學術研究是論述，是理性分析，自己的內心活動可能會影響論述，但不會呈現在論述中。寫作《收獲》和《鐘山》兩個專欄，是敘述的方式，我要把史料中的人物、事件轉換成自己的敘述，一旦進入這種敘述狀態，我就會沉浸其中，甚至覺得自己曾經在那些城市生活過。當你對文獻中的歷史人物產生共鳴，才能找到你塑造的人物和空間的靈魂。《桃花塢》西南聯大那一部分的人物和情節，與我寫作《日常的弦歌——西南聯大的回想》有關。這本散文還確定了我寫作《桃花塢》的方法：在“日常”中寫“弦歌”。

北青報：創作這本小說時，您寫下的第一句話是什么？“你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桃花灼灼”這句話是何時進入您的腦海？

王 堯：“一切都是從混亂開始的。”這是我寫下的第一句話，在我的初稿中，這句話是小說的開頭。我不是很滿意，但我找了很多理由勸說自己留下開頭這句話。多年來我養成一個習慣，寫論文、散文，我都在意第一句話。《民謠》斷斷續續寫了二十年，就是開頭那句“我坐在碼頭上，太陽像張薄薄的紙墊在屁股下。”一直牽扯著我。2024年春節過后，我繼續寫作放了一年多的《桃花塢》。寫著寫著，總覺得哪里不順，不時回到開頭，盯著“一切都是從混開始的”。混亂與這句開頭有關，能不能有更合適更貼切的第一句？苦思冥想，終于在電腦上打了這一行字：“等待父母的那一刻，方后樂意識到他一生都可能是在桃花橋上等待和張望的少年。”我開始進入寫作狀態。

從第一次走過桃花塢大街，到寫作《桃花塢》，我心中的問題是：桃花塢為什么沒有桃花？寫方黎子、方梅初在桃花橋上的對話，擱在我心里的問題從方梅初嘴里出來了，方黎子回答說：“桃花塢妙就妙在沒有桃花，你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桃花灼灼。”這句話是“臨場”發揮，沒有打過腹稿。看似突發其來，但其來有自。一部小說如果要有“哲學”，“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桃花灼灼”這句話就是。

北青報：小說的創作過程是否讓您很長時間“入戲”很深？您又是如何“出戲”的呢？

王 堯：長篇小說的寫作是小說家自我升華的過程，也是自我傷害的過程。我不是專寫小說的人，沒有連續的寫作時間，每次坐下來對著電腦，我都得醞釀寫作的情緒。情緒的醞釀對我很重要，我要回到特定的場景中，把自己分裂成小說中的人物，再去想象他們。當我覺得自己此刻的情緒氛圍和心理狀態接近筆下的人物時，我才會去寫作。不同人物的情緒、心理、言行和命運首先成了我自己的內心沖突。這就是我說的“自我傷害”。如果那幾天寫小說，我不怎么說話，常常有幻覺，和幻覺中的人物默默交流。這也是一種虛構的生活。小說完成后，我可能好幾個月還在小說的氛圍中，特別是周惠之的失蹤，讓我長久處于痛苦中。回到學術研究，回到理性狀態，是我離開自己小說的開始。

回到那段歷史

在寫作中和他們生活在一起

北青報：讀《桃花塢》時幾乎感受不到時代隔閡，甚至覺得這是一部出自民國時期的作品。您在創作中，是通過哪些創作方法，讓自己“化身”為那個時代的親歷者，而非一個當代的記錄者？

王 堯：《桃花塢》完成后，我請一位蘇州本土文化學者看過書稿，問她像不像那個年代的蘇州故事。她說場景、氣息、腔調都很像，人物就是當年士紳的樣子，性格也像。現實和歷史既聯系又斷裂，對歷史知識的了解和用文學再現歷史，不一樣。我們對某個時期的社會歷史總會有隔膜，這是正常的。

《桃花塢》是一部虛構之書，是寫歷史的小說，不是歷史小說。但小說涉及到的歷史時間、事件、地理是真實的，它是藝術真實的一部分。我在寫作時尊重歷史真實，但不會局限我的文學敘事。小說故事在那樣的歷史中展開，小說人物在那樣的歷史中生活，而故事如何展開、人物如何生活，則是我要做的事。我沒有什么特別的方法，就是回到那段歷史，把自己當作他們同時代的人，體驗、想象他們，在寫作中和他們生活在一起。

北青報：小說并未正面強寫戰爭慘烈，而是著墨于市井生活、日常堅守，形成一種“淡筆寫深情”的風格。這是您在一開始就確定下來的嗎？

王 堯：我在前面說，《桃花塢》是寫“日常”的“弦歌”，這是開始創作時就確定的基調。我沒有正面強寫戰爭的慘烈，而是寫慘烈的戰爭如何影響日常生活和人的命運。小說是在戰爭的陰霾和恐懼中開篇的，侵略戰爭的殘酷和傷害對桃花塢大街的人而言如影相隨。婁門姑姑被炸死，蘇云阿姨避居鄉下后不知所蹤，阿荷發瘋，黃道一被暗算，等等，都是戰爭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認為日常生活是宏大敘事的一部分。

北青報：母親周惠之的失蹤，是您在創作構思階段就確定的關鍵情節嗎？您以“失蹤”替代直白的悲劇性結局，這種留白式的情感表達，給予讀者多元解讀空間。

王 堯：我的構思沒有設定周惠之最后的命運。但寫著寫著，控制不住，就把周惠之寫失蹤了。我甚至曾經想修改這一結果，但我無能為力。如果讓她死于敵人槍下，太簡單了。周惠之的失蹤在小說中是不可避免的，小說因此成為一個美好而悲傷的故事。這一部分我寫得比較節制，這個情節的內在力量太強大了，不需要我去煽情。

讀者的多元解讀是正常的，可以從不同角度去理解周惠之的失蹤。周惠之的失蹤也成了我內心的傷痛，和方后樂一直在尋找她的母親周惠之一樣，我在小說完成后也似乎一直在尋找我筆下的人物周惠之。在《桃花塢》的分享會議上，講到周惠之，我總會哽咽，潸然淚下。

北青報：您個人的生活經驗，是否為《桃花塢》中的人物塑造、細節描寫提供過靈感？哪個片段讓您在寫作時產生過強烈的情感共鳴？

王 堯：個人的生活經驗肯定會在寫作中直接或間接呈現。我對蘇州、杭州、昆明、哈爾濱的感受，影響了我對這幾座城市的書寫。小說中，周惠之很會做菜，她的做法和說法，部分來自我找到的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菜譜，部分是我做菜的經驗。周惠之給鄰居黃鶴鳴做媒的情節，我是參照我母親的經歷寫的。周惠之的失蹤、方后樂和黃青梅在西南聯大的分別，這兩個片段在我內心深處震蕩，現在說起，還是悲傷難以自已。在生活經驗外，我想說說思想生活這個概念，我的思想生活作為生活經驗，直接影響了我的寫作。

北青報：您曾經“寫不下去就去聽評彈”，請問哪一段評彈直接“救”了哪一章？

王 堯：很難具體說哪一章節。評彈的敘事、結構、語氣，以及人稱的轉換、敘事時間的跳躍，對我的小說創作都有啟發。小說完成后，我覺得有些人物對話似乎用吳語更有味道，也更貼近人物的身份，所以我就請了一位評彈藝術家幫忙用吳語替換了普通話。

跨越兩種語言系統

好小說不僅僅是講故事

北青報：您曾提出問題“如果我是西南聯大的先生或學生，我會如何？”現在《桃花塢》已經完成，關于這個問題您的答案是什么？

王 堯：是的，這個問題是我寫作《桃花塢》的動因之一，這個問題與我對現實的關切有關。我現在的答案是，我會成為“他們”的一員。那個“我”可能是個矛盾的集合體：約束、任性；革命、保守；崇高、卑微；剛毅、柔弱。

北青報：從學術研究到小說創作，您的身份經歷了從學者到作家的跨越。這種雙重身份，為您書寫知識分子題材帶來了哪些獨特的視角和優勢？在您看來，一部優秀的“學者小說”，其最迷人的特質應該是什么？”

王 堯：你用“跨越”這個詞很好，我不是轉向，我現在的狀態是想寫小說，就暫時擱置學術研究。人文知識分子兼具學者與作家的雙重身份，是中國文化的傳統。但在現在的學術體制中，以學術研究為主的人文知識分子，往往會壓抑其感性和敘述能力。從學者到作家的跨越，也就是從論述到敘述，這是兩種不同的話語系統。

我有比較強的“文章”意識，總覺得大學教授的文章不僅是論著，也包括散文。我年輕時寫散文，持續幾十年，保持敘述的能力和語言感覺。我的學術論文也常常有感性的成分。在學術與小說創作之間，我有寫作散文的經驗，所以能夠從論述轉為敘述。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思想文化，自然對知識分子問題有相對深入的理解，也有自己獨到的認識，這是我思想生活的一部分。文學批評不僅闡釋我對作品的理解，也激活了我自己的創作欲望，我和很多作家做過對話，這個過程真的激發了我。對經典作品和優秀作品的理解當然會影響我對小說的理解，影響自己小說的結構。

現在有個很大的誤解，好像小說就是講故事。但我很重視小說蘊藉的思想文化。我不認為有“學者小說”這個分類，小說就是小說，當然作為學者，我對小說的文學性、人文性，對小說的語言、文體、結構，有嚴苛的要求。

北青報：小說出版后入選多個“好書榜”，口碑不俗，您個人最為滿意的是什么，遺憾的又是什么？

王 堯：《桃花塢》發表后受到一些同行和讀者朋友們的關注，也出現在多種榜單上。這對我當然是肯定和鼓勵，但更重要的是讓我覺得讀者還是期待作家寫出好作品的，我們不能自毀文學的信念。我自己無法說自己的小說如何，我寫出了我想寫的小說。小說當然是遺憾的藝術，方后樂和黃青梅天各一方之后的部分，應該再展開，寫得豐富些。

北青報：您希望年輕讀者從《桃花塢》中讀到什么、收獲什么？

王 堯：現在很多有智慧的作家都喜歡說他們不想教育和指導年輕人，這有些道理。但我在大學教書時間長了，所謂“導師”的身份十分明確，要立德樹人、教書育人。如果有年輕讀者讀過《桃花塢》，我期待他們喜歡這本小說。只要讀過了，就應該會有一些收獲。《桃花塢》主要是寫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史的，現代知識分子中很多人是我們這一代的思想導師。他們走過的道路，他們內心的沖突，他們堅守的精神，對年輕一代來說也是思想財富。我希望年輕讀者能夠理解他們的局限，也理解我們這一代的局限。《桃花塢》還寫了新舊文化沖突，漢語的生機和危機就在這種沖突中，你需要保持對母語的敬畏。

北青報：《桃花塢》的故事有延伸到當代的計劃嗎？

王 堯：《桃花塢》的初稿是寫到1950年代初，后來我刪除了。我最初有三部曲的想法，現在還有這個想法，但最終能寫幾部并沒有把握。在這個意義上，《桃花塢》是未完成的。如果繼續寫小說，我不知道在“知識分子精神史”外，我還能寫出什么。越是切近的生活似乎越難處理，當代知識分子命運這個話題難度太大，也因而對我更有吸引力。我希望幾年以后，我們有機會討論我的新長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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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塢》

王 堯 著

作家出版社

內容來源：北京青年報天天副刊

作者：張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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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鄧 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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