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開國將帥”幾個字,許多人可能都會下意識覺得他們都是存在于“歷史”中的人物,多少都會有些距離感。
但要是說,如今還有一位將軍仍然健在呢?想必許多人都會驚訝一下。不過,這還真不是胡說八道,這位長壽老將,就是王扶之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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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2歲謊報年齡參軍的“紅小鬼”,到如今跨越世紀的歷史見證者,他的一生,簡直就是一部濃縮的中國革命史與強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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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王扶之出生在陜西,他的童年幾乎是在苦難中度過的。
家里世代都是貧苦農民,日子過得緊巴巴的。5歲那年,母親又病逝了,小小的他還不懂什么是生離死別,就不得不跟著爺爺和父親討生活了。
為了一口飽飯,父親帶著他背井離鄉到延安投奔遠房親戚,可寄人籬下的日子并不好過,年幼的王扶之早早成了地主家的放牛娃,東家打短工、西家干雜活,就成了他童年的日常。
父親實在不忍心看他一輩子都被困在黃土地里,就求人托關系,把他送進了當地的私塾。那3個月,成了王扶之一生中為數不多的文化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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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月之后,他還是回到了田間地頭,繼續靠著苦力謀生,可他的心里,卻早就埋下了改變命運的種子。
1935年的陜北,紅色的火種正在燎原,劉志丹率領的陜北紅軍穿梭在黃土高原的山峁間,他們不動百姓一分一毫,還幫著窮苦人分田地、干農活,與欺壓百姓的舊軍隊形成了天壤之別。
這一年,12歲的王扶之看到了這支與眾不同的隊伍,看著紅軍戰士們為了老百姓的好日子奔波,他心底突然生出了一個強烈的念頭:要當紅軍,跟著這支隊伍干大事。
可紅軍招兵有年齡要求,12歲的孩子,在誰眼里都是個需要呵護的娃娃,更別說參軍了。王扶之腦子一轉,想著當時大家普遍都個子不高,自己常年勞作,瞧著要比同齡人大些,就說自己17歲。
看著這個眼神堅定、身形挺拔的少年,干部竟然還真的相信了,于是就收下了他,編入紅26軍78師的少共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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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王扶之成了一名“小紅軍”,只是彼時的他,沒有像樣的軍裝,沒有鋒利的步槍,手里只有一根紅纓梭鏢,卻攥緊了改變命運、守護家國的決心。
剛入伍的日子,艱苦又難熬。少共營里都是半大的孩子,最大的也不過17歲,他們主要負責偵查、聯絡和后勤工作,很少參與正面戰斗。
可王扶之不甘心只做后方工作,他一邊認真完成組織安排的任務,一邊跟著老兵學習軍事技能,槍支的組裝、拆解、射擊,他只看了幾個月,就掌握得爐火純青。
他知道,只有練就一身硬本領,才能真正上戰場,才能真正為老百姓打仗。很快,王扶之等來了第一次上戰場的機會,那便是勞山戰役。
1935年10月,紅15軍團設下圍城打援的計策,準備圍殲進犯陜北的東北軍110師,少共營的任務是占領敵人撤退路上的一個高地,配合主力部隊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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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等他們趕到時,高地早已被一個連的東北軍占領,敵人看著這群手持梭鏢的娃娃兵,滿臉不屑,根本沒放在眼里。
他們沒想到的是,這群娃娃兵也有著超乎常人的勇氣。王扶之跟著戰友們兵分三路,正面牽制、兩側迂回,頂著敵人的槍林彈雨往上沖。
子彈從頭頂飛過,炮彈在身邊爆炸,王扶之卻絲毫沒有退縮,他端著梭鏢,直奔一名舉槍瞄準的敵人,將梭鏢抵在對方胸口,大喊一聲“繳槍不殺”。
少年的吼聲里,滿是堅定與無畏,敵人被這股氣勢震懾,當場跪地投降。
這一戰,王扶之繳獲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支槍,因作戰英勇,部隊破例將這支槍獎勵給了他,這桿槍,也成了他軍旅生涯的第一個“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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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山戰役后,王扶之就因為表現突出,被調到紅75師223團3營擔任通信員,正式成為一名紅軍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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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難得的是,1936年,年僅13歲的他,在目睹了山河破碎、百姓流離的慘狀后,堅定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當時隊伍中最年輕的黨員之一。
這不是一時的沖動,而是他對自己、對國家的終身承諾,從這一刻起,“為人民服務”的信念,就刻進了他的骨血里。
由于王扶之識得幾個字,在當時的紅軍隊伍里算是少見的“文化人”,他被當作儲備干部重點培養,編入了測繪集訓隊。
測繪兵看似不用直面炮火,實則危險重重,彼時測繪工具落后,想要畫出精準的地圖,必須親臨前線實地測繪。
為了一張地圖,他們常常要跋涉幾十公里,翻山越嶺、穿越敵占區,稍有不慎,就會付出生命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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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王扶之深知測繪工作的重要性,一張精準的地圖,能讓部隊首長做出正確的作戰決策,能讓無數戰友少流血、少犧牲。
他帶著紙筆和簡易的測繪工具,走遍了陜北的山山水水,每一條山路、每一條河流,都被他仔細標注在地圖上,他的腳步,丈量著陜北的土地,也鋪就了部隊作戰的勝利之路。
在測繪隊的日子,不僅讓他掌握了參謀的核心技能,更培養了他敏銳的戰場洞察力,為他日后成為一名優秀的指揮員埋下了伏筆。
抗日戰爭爆發后,紅軍改編為八路軍,王扶之被編入115師344旅687團,擔任測繪股長,跟隨部隊轉戰陜西、山西、河北、河南、山東等七省,參加了著名的平型關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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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場打破“日軍不可戰勝”神話的戰斗中,王扶之跟著部隊埋伏在平型關的峽谷兩側,看著日軍的運輸隊進入包圍圈,他和戰友們一起沖鋒,用槍炮和刺刀,向侵略者討還血債。
這場戰斗,殲滅日軍1000余人,繳獲大量武器裝備,也讓王扶之更加明白,只有團結一心、奮勇殺敵,才能把侵略者趕出中國。
后來,王扶之又調任新四軍第三師通信股股長,跟隨師長黃克誠轉戰蘇北。
黃克誠師長高度近視,不愿騎馬,王扶之在一次伏擊戰中繳獲的一輛自行車,就成了師長的“移動指揮部”,王扶之也成了師長的“專屬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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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從不是只會跑腿的通信兵,關鍵時刻,他總能挺身而出,獨當一面。
1943年初,新四軍第三師從阜寧向阜東轉移,需渡過射陽河,而河邊的面粉廠老板組建了數百人的武裝,在當地頗有勢力,若不能爭取到他的支持,部隊轉移必將困難重重。
王扶之主動請纓,扮成商人前去洽談,一見面,他就將自己的槍拍在桌上,不卑不亢地說:
“老板,新四軍是抗日的隊伍,若你愿與我們聯手,便是朋友;若你助紂為虐,做漢奸的幫兇,新四軍也絕不會手軟。”
他的氣魄震懾了面粉廠老板,對方當即答應配合,為部隊準備渡河器材,還承諾不向日軍報信,部隊得以順利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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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這段并肩作戰的日子里,王扶之與黃克誠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在師長的教導下,他的軍事才能與日俱增,逐漸從一名普通戰士,成長為能獨當一面的指揮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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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勝利之后,王扶之就跟隨黃克誠挺近東北,加入東北民主聯軍,先后擔任東野2縱5師作戰科長、14團副團長。
在東北的黑土地上,他經歷了四平保衛戰、三下江南等諸多戰役,在零下幾十度的嚴寒中,他和戰友們啃著凍硬的窩頭,穿著單薄的棉衣,與裝備精良的國民黨軍隊展開殊死搏斗。
他深知,打仗不僅靠勇氣,更靠戰術,每一場戰斗前,他都會反復研究地形,制定周密的作戰計劃,在戰場上,他身先士卒,帶領戰士們沖鋒陷陣,多次立功受獎。
東北野戰軍改編為第四野戰軍之后,王扶之升任39軍343團團長,跟隨部隊從東北一路打到南疆,歷經遼沈戰役、平津戰役、衡寶戰役、廣西戰役,足跡遍布13個省、市、自治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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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松花江到鎮南關,從白山黑水到嶺南水鄉,他帶著部隊浴血奮戰,攻克了一個又一個陣地,解放了一座又一座城市。
在錦州戰役中,他擔任主攻團團長,帶領戰士們突破城墻,撕開敵人的防線;在天津戰役中,他帶隊展開街頭巷戰,用手榴彈和步槍,肅清了城內的殘敵。
多年的南征北戰,讓他褪去了少年的青澀,沉淀出軍人的剛毅,也讓他從一個陜北的放牛娃,真正成長為一名優秀的軍事指揮員。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中國人民志愿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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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歲的王扶之跟隨39軍首批入朝,擔任115師343團團長,后升任師參謀長、副師長、代師長。
朝鮮戰場的艱苦,遠超想象,零下幾十度的嚴寒,缺衣少食的困境,還有裝備精良、火力兇猛的美軍,每一場戰斗,都是生與死的考驗。
1952年8月的臨津江阻擊戰,成為了王扶之生命中最驚險的一次經歷。
當時,他正帶著參謀人員在坑道里召開作戰會議,部署反擊戰術,突然,美軍的轟炸機投下重磅炸彈,不偏不倚命中坑道頂部。
瞬間,幾米厚的巖石和土層瞬間崩塌,坑道被徹底封死,隨行的記者和四名戰友當場犧牲,王扶之和另外兩名參謀被氣浪推到坑道盡頭,腿部負傷,被困在漆黑的坑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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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救援部隊急紅了眼,軍長吳信泉下令“活要見人,死要見尸”,戰士們用手刨、用鏟子挖,眼淚混著泥土往下流,可塌方量太大,根本找不到被困人員的位置。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30個小時、35個小時、38個小時,坑道里空氣越來越稀薄,水和糧食早已耗盡,王扶之和戰友們用手扒開身上的土石,拼命尋找生的希望。
而地面上,救援部隊幾乎絕望,甚至已經為他準備了棺材,志愿軍總部的花名冊上,也為他標注了“犧牲”。
就在所有人都以為希望渺茫的時候,工兵連副連長突然發現,有兩只蒼蠅從石縫中飛了出來。
“有蒼蠅就有空氣,里面肯定有人活著!”戰士們瞬間重燃希望,順著蒼蠅飛出的方向奮力挖掘,終于在被困38個小時后,挖開了一條通道,將王扶之三人成功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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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死里逃生,讓王扶之記了一輩子,此后的日子里,他從不打蒼蠅,總說:“那是我的救命恩人,不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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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愈后,王扶之立刻重返戰場,繼續指揮部隊與美軍作戰,他帶領的115師,作戰勇猛、戰術靈活,多次重創美軍,為抗美援朝的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為表彰他的功績,授予他二級國旗勛章和二級自由獨立勛章。
1953年,朝鮮戰爭停戰,王扶之隨部隊回國,繼續在部隊深耕,先后擔任39軍參謀長、副軍長兼參謀長。
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首次實行軍銜制,32歲的王扶之被授予大校軍銜,成為當時軍中最年輕的大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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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王扶之晉升為少將軍銜,躋身開國將帥之列,彼時的他,年僅41歲,是最年輕的開國少將之一。
(開國將帥是指1955年至196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行軍銜制期間,被授予將帥軍銜的高級將領的統稱,共計1614人)
授銜后,他調任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部長,在這個關乎全軍作戰指揮的重要崗位上,他恪盡職守、兢兢業業,深入研究現代戰爭的特點,為軍隊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出謀劃策。
1969年的珍寶島自衛反擊戰、1974年的西沙海戰,王扶之協助葉劍英、鄧小平兩位軍委首長指揮作戰,憑豐富的作戰經驗和敏銳的戰場判斷,為戰斗的勝利提供了有力的指揮支持。
1980年,王扶之調任烏魯木齊軍區副司令員,奔赴祖國的西北邊疆。彼時的新疆,條件艱苦、環境惡劣,邊防哨所大多建在海拔數千米的高山上,高寒缺氧、風沙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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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扶之不顧年事已高,經常深入邊防哨所,與守邊戰士同吃同住、同訓練同執勤,沒有一點將軍架子。
他走遍了新疆的各個邊防點,了解戰士們的生活和訓練情況,為改善邊防哨所的條件、加強西北邊防建設殫精竭慮,用實際行動詮釋了“軍人的使命永遠在戰場,永遠在邊防”。
198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恢復軍銜制,王扶之因功勛卓著,被授予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這是對他一生軍旅生涯的最高褒獎。
1998年,75歲的王扶之正式離休,結束了長達63年的軍旅生涯,定居大連干休所。離休后的他,沒有選擇安享清福,而是始終保持著軍人的本色,過著樸素而規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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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百歲高齡的王扶之,依舊身體健朗,思維清晰,他拒絕了特護病房和專屬保姆,生活起居全部自理,每天堅持晨練、讀報(視力退化后聽收音機)、練字。
他的書法剛勁有力,“忠誠”“奮斗”等字幅,掛在家中,既是他的人生寫照,也是他對后輩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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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飲食清淡規律,粗糧細糧搭配,不挑食、不鋪張,衣物樸素整潔,生活用品一用就是多年,這些從革命年代養成的習慣,他堅持了一輩子。
從1955年到1965年,新中國共授予1614位開國將帥,他們是從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槍林彈雨中走出來的英雄,是共和國的奠基者。
幾十年歲月流轉,元帥、大將、上將、中將相繼離世,少將們也一個個遠去,如今,只剩下王扶之一位,依舊健在。
他是最后的開國將帥,是一部行走的“活著的革命史”,他的身上,刻著中國革命的崢嶸歲月,藏著人民軍隊的鐵血榮光,也凝聚著中國人的家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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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扶之將軍,用自己的一生,踐行著入黨時的誓言,用忠誠與擔當,詮釋著一名軍人、一名共產黨員的初心與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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