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棋局：為何和平總是“流產”？

2016年1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阿拉伯國家聯盟總部發表重要演講時提到，“中東是一塊富饒的土地。讓我們感到痛心的是，這里迄今仍未擺脫戰爭和沖突。中東向何處去？這是世界屢屢提及的‘中東之問’。少一些沖突和苦難，多一點安寧和尊嚴，這是中東人民的向往。”十年后的今天，伊朗巨變再次讓“中東之問”被擺到全世界的面前。

　　事實上，位于亞非歐大陸的核心區域的中東地區，自奧斯曼帝國解體以來總是處于戰亂與動蕩之中。中東難有太平年，“中東之問”依然無解。

“中東”一詞的誕生

　　中東地區的文明，曾經是人類文明的燈塔——自美索不達米亞文明萌芽之初，波斯灣地區便以其地理樞紐的天然優勢，成為串聯歐亞非大陸貿易網絡的核心節點。自15世紀鄭和下西洋以及歐洲人的大航海，人類歷史進入全球交流的新時代，中東更是成為東西方交流的樞紐。蘇伊士運河、霍爾木茲海峽等戰略要道掌控著全球貿易的命脈，而其豐富的石油資源，更讓這片土地成為大國必爭之地。

　　雖然中東地區歷史悠久，但“中東”這個詞只有百余年的歷史。

　　根據天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哈全安所著的《中東史》，“中東”（Middle East）一詞源于西方殖民擴張的時代背景，原本具有“歐洲中心論”的歷史痕跡和政治色彩。

　　自19世紀50年代開始，英屬印度殖民當局將介于所謂“歐洲病夫”奧斯曼帝國與英屬印度殖民地之間的伊朗以及與其毗鄰的中亞和波斯灣沿岸稱作“中東”，用于區別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近東”和包括東亞諸國在內的“遠東”。1900年，“中東”一詞正式出現于英國的官方文件，進而為西方列強普遍采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奧斯曼帝國退出歷史舞臺，中東逐漸成為泛指西亞北非諸多區域的地緣政治學稱謂。

　　根據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昝濤所著的《從巴格達到伊斯坦布爾：歷史視野下的中東大變局》，目前學術界將“中東”分為狹義和廣義兩種——狹義的中東指亞、非、歐三洲接合部的西亞北非國家和地區（阿富汗除外），廣義的中東則泛指東起阿富汗，西到非洲大西洋沿岸的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亞，北邊包括土耳其，南邊涵蓋阿拉伯半島南端的廣大地區。

　　中東作為歐亞非三大洲的文明交匯地，有著獨一無二的特殊性：它既是多元族群（阿拉伯人、波斯人、猶太人、庫爾德人等）、三大宗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基督教）的共生場，又背負著殖民時期人為劃線、權力失衡的政治缺陷，注定了這片土地難以擺脫戰爭頻仍的境地。

1月29日，在加沙地帶杰巴利耶難民營，一名巴勒斯坦少年望向廢墟。

動蕩根源：地緣博弈

　　根據美國波士頓大學國際關系、歷史與法律教授戴維·弗羅姆金（David Fromkin）的《終結所有和平的和平：奧斯曼帝國的衰亡與現代中東的形成》一書，16世紀，葡萄牙船只的突然到來對波斯灣造成了一場劇烈沖擊。這場以歐洲列強遠洋探索為核心的時代變革，打破了中東長期以來作為歐亞非貿易樞紐的傳統格局。歐洲殖民勢力在構建起現代中東國家框架的同時，也埋下了邊界沖突、族群撕裂、教派對立等多重隱患，正是這些隱患成為當代中東動蕩不安的結構性根源，影響至今。

　　奧斯曼帝國自1299年建立以來，統治中東長達600多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奧斯曼帝國選擇加入同盟國陣營，最終隨著同盟國的戰敗而陷入絕境。

　　1916年，英法俄三國秘密達成《賽克斯-皮科協定》，按照自身的勢力范圍劃分中東領土：英國獲得了美索不達米亞（今伊拉克）、巴勒斯坦與外約旦的控制權；法國取得了敘利亞與黎巴嫩的統治權；沙俄則瓜分了東安納托利亞與亞美尼亞地區。

　　這一協定與英國此前為爭取阿拉伯人支持、承諾幫助其建立獨立國家的《侯賽因-麥克馬洪信件》形成了直接沖突，為阿拉伯世界的信任危機與后續的政治動蕩埋下了種子。

　　根據英國歷史學家詹姆斯·巴爾（James Barr）的《瓜分沙洲：英國、法國與塑造中東的斗爭》一書，英法這兩個老牌殖民帝國為了繞開《賽克斯-皮科協定》的約束，同時避免美國加入對中東地區的瓜分和權力博弈，而給阿拉伯群體許下了不打算兌現的承諾。英國通過支持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暫時取得了與法國博弈中的優勝地位。但英國后來并沒有誠信兌現對猶太人的承諾，導致了后來的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深層次矛盾。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正是英法兩個大國激烈博弈所產生的對沖作用，才使得后來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有了成長的空間；諸如敘利亞等其他中東國家，也因殖民帝國的力量削弱而最終獲得了國家獨立。可以說，在之后所發生的歷次中東戰爭，都是英法兩國長期角力的副產品，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都是其殖民競爭政策的受害者。

　　浙江外國語學院教授、環地中海研究院院長馬曉霖在《中東滄桑——百年血火百年淚》一文中指出，隨著兩次大戰引發歐洲傳統中東掠食者急速衰弱，以及沙俄被蘇聯所取代，中東開啟美蘇角逐新時代，也成為全球冷戰前沿和兩極格局代理戰爭主戰場。美蘇控制并爭霸中東在很長時間和寬大空域內重塑了中東地緣格局和政治議程。

　　隨著蘇聯解體而冷戰結束，美國在中東開始“一家獨大”，其長期偏袒以色列和頻繁干涉地區事務催生出反美反西方主義，直至引發9·11襲擊，美國也隨后發動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深陷中東戰事的美國開始日趨衰弱。這迫使美國在奧巴馬任內逐步抽離中東，也使其繼任者特朗普放棄敘利亞，從而成就了俄羅斯在中東局部逼退美國的破天荒。

　　2011年發生的一系列政治風波被世人稱作“阿拉伯之春”，諸多中東地區的阿拉伯國家如同多米諾骨牌一般，相繼出現劇烈的政局動蕩，甚至達到失控狀態，政治強人紛紛落馬。

　　當前中東，武裝沖突持續不斷，恐怖主義肆虐橫行，一些外部力量繼續爭奪在中東的影響力。中東地緣政治板塊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調整和重組，力量博弈、戰略對沖、利益交換成為中東政治的基本形態。

戰略要地+石油寶庫=必爭之地

　　在大國博弈之前，中東地區已經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戰略要地——地處東半球中央，橫跨亞非歐三大洲，瀕臨里海、黑海、地中海、紅海和阿拉伯海，溝通大西洋、印度洋，又位于歐洲的側翼，有一條國際上最重要的戰略通道——蘇伊士運河。鼎足而立著三個具有很高戰略價值的海峽：霍爾木茲海峽、曼德海峽、土耳其海峽。

　　如今，全球有25%的集裝箱運輸需要經過蘇伊士運河，而在亞歐海運集裝箱貿易中，經過蘇伊士運河的比例更高，其對全球供應鏈的影響甚大。1956年英法兩國卷入蘇伊士運河危機，原因就在于保全對中東石油資源的掌控。

　　而在大國博弈之后，這里又因為發現大量石油而帶來財富的同時也帶來了紛爭。自1908年伊朗首先發現大規模油氣田和1932年巴林打出現代第一口油井起，中東步入新石油時代，諸多產油國一夜間從落后的農牧業文明跨入現代工業文明，石油也賦予中東產油國以與地緣分量無法匹配的政治話語權。

　　據悉，中東1500多萬平方千米的土地上蘊藏著占世界65%的石油資源。在過去一百年間，帝國主義國家為了自身利益而圖謀控制中東石油，在中東地區造成了持續的動蕩。隨著美國的“頁巖革命”，美國日益減少了對中東地區石油的依賴從而戰略收縮，使得中東的地區性大國日益活躍，中東形勢更加復雜。

耶路撒冷的金色巖石圓頂被明媚的日落照亮。

宗教族群矛盾，剪不斷，理還亂

　　根據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副教授王晉所撰寫的《內部矛盾錯綜復雜，中東動蕩難平》，除了外因，民族、宗教和族群分歧是造成中東地區沖突不斷的內因。

　　阿以沖突中穆斯林與猶太教徒之間的宿仇被視為中東宗教問題的核心。而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的矛盾和沖突也由來已久。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東地區，伊斯蘭教內部不同教派之間的矛盾主要體現在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

　　根據美國智庫外交關系協會的數據，全球有16億穆斯林，大約85%是遜尼派，剩下的約15%是什葉派。而伊朗是世界上最大的什葉派國家。此外，什葉派在伊拉克、巴林等國占人口多數。在黎巴嫩，人口少數的什葉派也擁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力。

　　伊斯蘭教不同教派之間的矛盾在伊拉克就有充分體現——伊拉克包含遜尼派、什葉派和庫爾德人三支政治力量。2003年后，什葉派逐步成為伊拉克最大的政治力量，但是遜尼派仍然在部分地區占據主導，而庫爾德人則在伊拉克北部庫爾德自治區內擁有較大的自主性。

　　政治理念的對立，也是中東地區矛盾不斷的重要原因。在歷史上，埃及引領的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曾經同沙特等國家倡導的伊斯蘭政治體系長期競爭；在巴勒斯坦內部，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法塔赫）倡導的左翼世俗政治理念，同哈馬斯秉持的宗教政治理念也相互競爭，最終釀成了2007年兩個派別的直接沖突，哈馬斯奪取了加沙地帶的控制權，法塔赫繼續控制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政局從此陷入分裂。

　　中東不同國家對地區政治秩序構建的設想也有所不同。例如，沙特要求土耳其和卡塔爾停止支持以穆斯林兄弟會（穆兄會）為代表的反對派陣營，同伊朗在地區政策上存在矛盾。伊朗和土耳其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問題上存在明顯分歧。

　　這些差異和矛盾使得地區國家在重大議題上往往采取不同政策。

　　例如，在巴以問題上，沙特等一些海灣阿拉伯國家相對溫和低調。伊朗則支持通過相對激進的手段來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在巴勒斯坦內部，伊朗支持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圣戰組織（杰哈德）等具有宗教色彩的政治軍事團體，呼吁通過軍事反抗來促成巴勒斯坦問題的解決。

　　在2023年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以來，美國和以色列一直指責伊朗是地區沖突的“幕后主使”，這也為此次的美以襲擊伊朗埋下了伏筆。正如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智庫研究員文少彪對《新民周刊》所說：“伊朗局勢正處于一個關鍵轉折點，成為中東大變局的新變量。美以發動對伊朗的大規模戰爭，妄圖重塑中東秩序，但是引發更多的地區風險外溢。”

原標題：《中東棋局：為何和平總是“流產”？》

欄目編輯：王仲昀

文字編輯：王仲昀

本文作者：新民周刊 金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