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政策內化 激發民族地區婦女發展動能

作者：左丹（貴陽人文科技學院副校長、副教授）；王偉杰（貴州民族大學民族科學研究院教授)；張會會（貴陽人文科技學院科研處副處長）

從云貴高原的苗繡工坊到青藏高原的織毯合作社，從壯族織錦的電商直播間到土家族西蘭卡普的時尚秀場，民族地區婦女的發展正成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一幅深沉而絢麗的畫卷。它是國家戰略引領、地方行動銜接與個體參與實踐協同塑造的有機過程。其成功經驗集中體現在政策執行的內化、文化資源的轉化以及社區網絡的賦能，不僅推動婦女實現從受助者到行動者的身份躍遷，更為激發民族地區內生發展動能、探索可持續發展路徑提供了可復制的實踐范本。

政策內化：

從文本執行到主體性參與

國家幫扶政策為民族地區婦女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政策能否真正見效不在于文件條文是否完備，而在于它是否進入具體生活，能否被理解、被使用，并轉化為持續行動。在基層實踐中，建檔立卡、大數據動態監測等機制，使政策對象更加清晰，幫扶資源能夠對準家庭結構、勞動力狀況和子女教育需求。縣級鄉村振興部門與婦聯組織協同推進，將政策清單、需求清單、服務清單進行對接，依托合作社設立婦女創業服務站，集中提供信貸咨詢、稅費指導、銷售對接等服務，把抽象條款拆解為可操作步驟。例如，貴州興義市在易地搬遷過程中，同步安排家政技能培訓和社區崗位對接，使搬遷婦女不僅“住得下”，也能“干得了”，從改善居住條件延伸到提升就業能力，政策由此落到生活層面。又如，貴州三都水族自治縣的水族婦女潘大姐，申請到3萬元無息貸款后，沒有用于建房或儲蓄，而是買牛、購草、備種子，并種植30多畝板藍根。養牛、養蜂、種植相互支撐，形成穩定的家庭經營結構，四個孩子也陸續進入大學。“要脫貧就得做出樣子來”，在她看來，政策提供的是機會而不是依賴的理由。

在這些過程中，婦女并非單向接受者，而是逐步成為能夠發揮主觀能動性的行動者。國家幫扶政策的真正貫通不只是資源到位，也包括在執行中培育基層民眾的能力與信心，使外部支持轉化為內在動力。

文化賦能：

從技藝持有者躍升為產業共建者

將文化資源轉化為現實生產力，關鍵不在于簡單貼上“非遺”標簽，而在于把技藝、組織和市場真正銜接起來，使掌握技藝的婦女能夠參與經營、參與定價、參與品牌塑造，在產業鏈條中站穩位置。

實踐中，探索“非遺工坊+居家就業”的模式并非出于概念創新，而是出于現實需要。民族地區許多婦女要照顧老人和孩子，無法長期外出務工。非遺工坊統一提供原材料、圖樣和質量標準，成品再集中回收、統一銷售。刺繡、蠟染不再只是逢年過節的手藝，而是成為可計算收入的勞動。例如，貴州臺江縣的李大姐原本只在家中接零散繡活，收入不穩。加入“錦繡計劃”后，她需要按統一規格完成圖樣，每周由工坊負責人上門驗收。起初她不習慣標準化尺寸，常常返工，但幾個月后她就熟練掌握了針法和配色節奏，月收入逐漸穩定下來。她開始主動和設計人員討論圖案改良，而不再只是“照樣繡”。

在價值實現環節，“電商直播+品牌敘事”構成了關鍵突破。婦女們從幕后走向前臺，展示技藝并講述背后的民族歷史與文化生活。一些婦女開始嘗試常態化直播，在直播中與全國觀眾連線、介紹苗族蠟染技藝。起初面對鏡頭時，她們不善表達，只是低頭操作。后來在電商平臺培訓中學會介紹紋樣來歷，講述圖案與節慶、婚俗的關系。直播間里不再只是展示產品，而是講解一針一線背后的生活經驗。

在更長遠層面，技能認定機制正在改變婦女對自身技藝的理解。貴州臺江縣的劉姐拿到“非遺傳承人”證書后，特意拍照發給在外務工的女兒。她說，以前只是“會做點手工”，現在知道這是一門可以被認可的職業，陸續有學校和培訓機構開始邀請劉姐前去授課。技能身份的確認，提升了她們參與市場談判和合作的底氣，也為她們的產品進入文創和收藏領域創造了條件。

社區扎根：

從個體發展到共同體建構

婦女發展的持續性，離不開社區這一現實土壤。對許多民族地區婦女而言，真正改變命運的，不只是一次培訓或一筆貸款，而是一個可以反復進入、反復支持的組織網絡。婦女合作社、互助小組、社區平臺，正是在這些日常互動中，促進了個體發展。貴州興義市的布依族婦女趙大姐，受益于易地扶貧搬遷工程，2017年隨家人搬遷至興義市安置點。房子分到了，但新的生活如何開始，她心里沒有底。于是，她報名參加社區和家政公司聯合舉辦的月嫂培訓。她在訪談中回憶：“那天是我自己來的，可心里發虛，怕人笑我這個年紀還來學，怕學不會，更怕白忙一場。”培訓負責人走進教室，逐個詢問大家的情況，講起自己創業初期的經歷并鼓勵她，“慢慢來，沒啥大不了的”。那一刻，她感到“不是一個人在硬撐”。培訓并不輕松，她回家反復練習包尿布、沖奶粉，拿家里的盆模擬給嬰兒洗澡，在廚房里練習端水、換水的動作。最初她只想“考個證”，后來才明白，培訓真正改變的是她對自己的看法。易地搬遷提供了新的生活場景，而社區平臺把培訓、崗位對接和后續跟蹤連在一起，讓她從家庭主婦轉變為家政員。她不是突然“變強”的，而是在社區組織的托舉下，原有的勤快和細致被接住、被放大了。

此外，小組合作生產帶來技術交流，也形成情感支持。訂單多時相互幫工，遇到困難一起商量。貴州龍里縣的合作社中婦女在集體議事中發言的頻率增加，角色從家庭收入補充者轉向社區事務參與者。孫大姐主動放棄低保，成立蔬菜種植專業合作社，提出“合作社+大戶+農戶”的方式。她挨家挨戶動員，帶人到地里看效果，講清播種時節和管理要點。更為關鍵的是，孫大姐的話語權在供貨協調與價格談判兩個環節逐漸形成。辣椒銷售季，她統籌全村種植戶的供貨規模，合理分配供貨量，避免集中上市壓低行情；在與收購商對接時，由她統一議價，防止個別農戶因議價能力不足而被壓價，從而影響整體收益。通過對“數量”與“價格”的協調，她掌握了影響村莊收益分配的重要節點。在持續的生產組織與市場博弈中，她的協調能力與風險判斷能力逐漸獲得鄉人認可。村民評價她不是“喊口號”的人，而是能夠“一起下地、一起算賬”的人。

故事仍在繼續，但路徑已經清晰。民族地區婦女的發展，既依靠政策支持，也依托文化資源和社區組織的協同作用。政策在落實過程中吸納婦女的實踐經驗，將外部扶持轉化為持續能力。文化資源開發堅持婦女主體參與，保障她們在設計、生產和收益分配中的核心地位，實現技藝傳承與經濟增收的有機結合。合作社和互助組等社區組織為婦女提供經驗交流、互助支持和公共參與的平臺，使個體成長與社區治理緊密聯動，共同推動鄉村振興發展。這一模式彰顯了婦女在社會、經濟與文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為民族地區發展注入了生機與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