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高收入國家門檻，這些方面都得“轉折性改變”

2026年全國兩會，不僅是“十四五”收官與“十五五”展望的交匯點，也是中國邁向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的關鍵坐標。在規劃中國發展下一個五年的藍圖時，一個重要議題是：中國在人均GDP連續數年站上1萬美元臺階后，正面臨跨越“高收入經濟體門檻”的歷史大考。要順利實現這樣的跨越，成為高收入社會，使全體國民受益，就需要從原有的增長框架走出來，確立新框架，許多領域都必然發生重要乃至轉折性的改變。

本文摘自劉世錦編著的《前瞻“十五五”——跨進高收入社會的國際經驗與中國戰略》，基于長期增長課題研究的視角，深入剖析“十五五”關鍵期如何鞏固優勢、補強短板，通過一系列結構性變革，在供強需弱的失衡中尋找再平衡的突破口，為中國經濟穩步跨過高收入門檻、夯實社會主義現代化基礎，提供了深度的觀察與思考。

【文/劉世錦】

中國經濟在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后，于2010年第一季度達到高點，逐步轉入中速增長。與此相對應，經濟增長的約束條件由供給不足轉向需求不足。

從國際比較角度看，中國正處在人均收入超過1萬美元、尚未跨過高收入經濟體門檻的區間，且在這個門檻前徘徊數年。歷史經驗顯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人均收入處于1萬美元左右是一個特殊的不穩定階段。

二戰以后，大型經濟體中能夠跨過這個門檻，并進入發達經濟體行列的只有日本和韓國，更多經濟體則落入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國際經驗能夠提供哪些啟示和借鑒，是研究當下中國經濟問題的一個重要視角。

“十五五”關鍵期：鞏固優勢與補強短板

基于此，我們開展了關于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課題研究，聚焦于人均收入達到1萬美元到跨過高收入經濟體門檻這一區間的國際經驗及中國的可借鑒之處。與此同時，“十四五”回顧和“十五五”展望也進入了研究日程。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內容簡稱《建議》）提出，“十五五”時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要鞏固拓展優勢、破除瓶頸制約、補強短板弱項，在激烈國際競爭中贏得戰略主動，推動事關中國式現代化全局的戰略任務取得重大突破，為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

先說短板，當務之急是解決消費需求不足問題。

工業革命以來，生產與消費的矛盾貫穿始終。馬克思通過對工業革命早期的狀況分析，提出生產無限擴大趨勢與人民群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凱恩斯也觀察到收入差距擴大會導致社會總消費傾向降低。

對于1929年的美國大蕭條與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有何種關聯，一直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觀點，但研究者對羅斯福新政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增加政府財政的福利開支，對穩定局勢、擴大需求、帶動經濟走出危機所起到的作用，認同度還是較高的。

時過境遷，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的背景與之前已經大不相同，但從收入差距擴大、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等對消費不足的影響等方面，依然可看到歷史上出現過的規律性變動的延續。

再說優勢和戰略。

隨著增長階段的轉換，中國經濟增長所依托的優勢條件相應改變，我們特別強調了追趕潛能優勢、以數字技術和綠色技術為特征的新技術革命優勢及超大規模市場經濟優勢。追趕潛能優勢易實現、成本低，但需要我們保持謙虛謹慎、愿意且善于學習的心態。

中國在新一輪技術革命中已部分處于并跑或領跑位置，挑戰在于能否保持和加強這一優勢。而超大規模市場經濟優勢，既包括消費市場的超大規模，也包括生產、投資、貿易、創新、金融、貨幣等方面的超大規模，這是人們以往理解不夠但潛力很大的一個領域。

現階段中國正處在結構轉型和增長動能轉換的窗口期，消費結構、產業結構、對外貿易結構、投資結構、金融結構、城鄉結構和城市內部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等都將發生顯而易見的變化。

總體而言，高速增長期的數量和規模指向將轉為以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價值和更可持續發展為指向。

在這一過程中，識別和利用好上述三方面的優勢，實施制造強國、消費強國、金融強國等增長戰略，對成功推進結構轉型、實現預期發展目標，無疑至為重要。深化結構性改革依然是推動發展的關鍵一招。

改革依然要率先解放思想，打破新時期不利于社會生產力高質量發展、不利于釋放社會進步活力和創造力的條條框框，講清楚改革才能大踏步前進、不改革則退的大道理。

改革當然要理順利益關系，爭取盡可能多的理解和支持，前提是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局部要服從全局，少數人的既得利益要服從全體人民的長遠利益，尤其是平等地顧及和保護弱勢群體利益。

需要明確的是，立足全局和長遠的改革最終會使全體社會成員受益。

改革要抓住有利時機。以往經常出現的情況是，改革條件好的時候不愿改，不得不改的時候卻要付出過高代價。應汲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

改革需要有積極向上且寬松寬容的環境氛圍，激勵愿意干事、能干成事的各類人才大顯身手，正如《建議》提出的，“貫徹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方針，激發全社會干事創業、創新創造活力”，這是推動改革深化并取得成效的主體力量。

“十五五”時期是中國經濟增長跨越高收入國家門檻，并為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的關鍵時期。與以往若干時期保持增長框架大體穩定、重點進行階段性調整不同，“十五五”時期要從原有的增長框架走出來，確立新框架，發展的內外環境、需求供給條件、增長動能都要發生重要乃至轉折性的改變。

消費結構升級：從投資驅動轉向消費引領

在消費結構上，首先要補上消費占GDP（國內生產總值）比重較國際平均水平低約20個百分點的缺口，縮小消費不足的結構性偏差。既要消費國內的產品和服務，也要增加對國外產品和服務的消費，提高消費的國際化水平。

以教育、醫療、養老、文化體育娛樂等發展型消費為主的消費，也可以看成投資，是投資于人的重要體現，由此提升人力資本質量以支持創新。消費對增長的重要性前移，以往穩增長重點抓投資，以后要轉為抓消費。

在產業結構上，建設制造強國并不體現為制造業占比的穩定甚至提高，事實上這一比例還會有所下降，重點是發展相配套的高技術、知識密集型生產性服務業。

“制造業+相關生產性服務業”是更適合度量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指標，科技自立自強、創新驅動都體現在其中。生活服務業的升級主要體現在教育培訓、醫療衛生、信息服務、金融服務、人力資源服務等領域。

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的經濟復雜性提高，基于過往經驗的政府產業政策效能下降，培育公平競爭的營商和發展環境較以往更為重要。

高速增長期形成的過剩產業，特別是重化工業的合理生產規模將有較大幅度收縮，如何借助市場力量和政府的必要政策手段退出低效和無效產能，是難以回避且難度很大的挑戰。

貿易與金融結構轉型：平衡發展與人民幣國際化

在對外貿易上，近年來在不利的國際環境下，中國出口保持強勁勢頭實屬不易，是科技和產業競爭力提升的重要體現。同時要認識到，較大規模的貨物貿易順差，意味著國內消費相應減少，是國內消費不足的原因之一；從國際貿易長期走勢看，這也是不可持續的。

新加坡市場的中國飲料

應實施進出口基本平衡的戰略，在保持和增強出口競爭力的同時，相應擴大進口，但需更多乃至主要以人民幣支付結算。

要由“多保留外匯”轉為“多用人民幣支付結算”，由此加快擴大離岸人民幣的規模，提升人民幣在國際范圍內使用的流動性、便利性，使人民幣諸多職能在國際市場上所占的比重與中國實體經濟占全球的份額相適應，推動人民幣較快成為國際強勢貨幣并合理升值，分享中國超大規模經濟體的國際“溢價”。

人民幣進入升值通道總體上利大于弊，雖然短期內可能影響出口，但中長期則有利于提升生產率，促進競爭優勢較快迭代。

在金融結構上，隨著產業的轉型升級，知識的技術含量和復雜程度增加，金融體系由以傳統銀行為主到以現代資本市場為主的演進節奏加快，資本市場的重要性相應上升。

由于房地產和銀行儲蓄的吸引力下降，居民財產的存量和增量將更多進入資本市場，源頭活水增加將推動資本市場進入一個與以往顯著不同的新發展階段。

在資產端，資本市場要培育具有全球創新領先競爭力的大型頭部科技企業和大批創新型中小企業。在投資端，資本市場要顯著增加養老金等機構投資者的比重，較大幅度地支撐老齡化社會的社會保障體系支出；通過提升資源利用效率提升投資者的財產性收入比重，在擴大居民消費、建設消費強國中發揮積極作用。

城鄉融合與收入分配：推動公平與發展聯動

在城鄉結構上，當城市人口占比接近70%時，城鄉之間人口轉移意義上的城鎮化進程將會放緩，人口流動更多地出現于城市體系內部。

一個顯著變化是郊區化，城市核心區的部分人口和新進入城市體系的人口集聚于核心區之外的城鎮地區，逐步形成“核心城區—通勤區—城鎮半集聚區—農村地區”的城鄉連續體形態。

現階段中國城鎮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現象，是“兩個城鎮化率”，即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之間的剪刀差，這反映了新進入城市的農村人口與原城市人口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的差異。

消除這一差異需要改變城鄉之間由來已久的居民身份、基本公共服務分享、財產權利等方面的不平等，在城鄉融合發展的框架下實現人員、土地、資金等要素的雙向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

只有這方面的改革取得實質性突破，才能抓住城鄉連續體形成過程中效率提升、產業發展、就業和收入增長的巨大機會，并為整體經濟增長注入新的動能。

在收入分配上，借鑒成功跨越高收入經濟體門檻的經濟體基尼系數較低的經驗，力爭將中國的這一系數降低到0.4或以下水平。提出并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目標，使這一群體人數增長到8億~9億，形成占總人口比重過半、規模穩定的中等收入群體。

在政策工具上，要穩增長、穩就業，提高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在不太長的時間內，明顯縮小乃至消除城鄉之間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的差距；推動較大規模的國有資本轉為社保基金，重點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保障和收入水平；提高居民特別是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推動間接稅向直接稅轉型，在優化生產環節稅收的同時，增加對高收入群體收入和財產的合理稅收。

長期來看，增加對高收入群體的稅收與保護產權、穩定預期并不矛盾。高收入群體的稅收占政府稅收的份額增加，政府會更有動力保護產權，因為保護產權就是保護稅源。經驗證明，稅收來源與政府行為具有強相關性。

宏觀政策的角色與增長新框架的確立

在宏觀政策上，盡管“寬松”已經成為主基調，但必須說清楚的是，宏觀政策在運用得當的情況下，只能夠起到短期平衡和穩定的作用，并不能提供經濟增長的基礎動能。

如果經濟的微觀結構是有效運行的，就能夠自行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此時大多數宏觀政策幾乎是沒有意義的。只有當微觀結構運轉不那么有效，且短期內無法調整，經濟運行又不能停下來時，宏觀政策才走到前臺，起到某種補救作用，而且解決方案往往是次優的，深層的結構性矛盾并沒有解決，只是往后推了。

結構性調整或改革通常是有難度的，而宏觀政策在短期內看起來也有成效，假以時日，這種治標不治本的辦法反而成為首選，甚至在社會上產生了“只要宏觀政策足夠寬松，經濟就能如愿增長”的幻覺。

即便如此，宏觀政策制定和實施也需要了解經濟增長的內在邏輯、政策著力點和先后順序，以提高政策效能。隨著經濟高速增長的潛能下降，逐步進入中低速增長階段后，對宏觀政策的依賴性還會進一步增加。

在這種背景下，不能放棄能夠推進的結構性改革，對宏觀經濟的寬松度要有清醒的邊界感，防止走偏和濫用。

以上所討論的“十五五”或更長一個時期應該或可能出現的結構性變化，大體上勾勒出中國經濟增長所需要的新框架，其基本線索是經濟增長由以投資和出口為主驅動轉向以創新和消費為主驅動。

從國際經驗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大都創新乏力、產業競爭力不足，而中國目前看起來創新和產業發展勢頭強勁，短板在于消費不足，也就是“供強需弱”。

從邏輯上說，解決需求側問題較解決供給側問題相對容易，但并非沒有難度。

現階段中國所面臨的消費不足的結構性偏差，與城鎮化水平和質量滯后、基本公共服務總體水平低且內部差距大、長期以來形成的“重投資、輕消費”政策導向等體制性、結構性因素深度綁定，試圖在短期內解決并不現實。

從原有的框架中走出來，逐步確立新框架，需要擺脫“路徑依賴”，面對并解決從理念認識、利益關系到政策手段、工作方法等的轉變問題。

新框架的確立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需要大量的探索和試錯，更多地發揮地方、企業和個人改革開放創新的積極性、創造性，力爭以較低成本、不太長的時間穩步進入跨越高收入經濟體門檻、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路徑。

《前瞻“十五五”——跨進高收入社會的國際經驗與中國戰略》 劉世錦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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