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祈哀鬼神到醫藥救治——中國古代的抗疫與醫學進步

本文系中國國家歷史原創文章，轉載請后臺留言，歡迎轉發到朋友圈！

全文共5454字 | 閱讀需11分鐘

本文系中國國家歷史原創文章

文章來源：《中國國家歷史》肆拾期

文章作者：

江蘇省淮陰中學教育集團淮安市新淮高級中學 薛靜

淮安市教學研究室孫紅

在病毒面前，人類仿佛呱呱墜地的嬰兒。因為早在30多億年前，病毒就已經產生。從某種程度上講，人類的發展史就是一部與瘟疫的斗爭史。對個體而言，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必修課，疫病關乎每一個人的健康與安全。在面對瘟疫、戰勝瘟疫的過程中，人們對疫病的認知水平，治療經驗也在不斷進步。

知疫：古人對疫病的認知

我國與疫病有著幾千年的斗爭史。“病”的甲骨文字形由“爿”和一個“人”組成。“爿”代表木板，象征床。大意為一個人因為生病躺在床上，流了很多汗，表明病情很嚴重。“疾”是會意字，上面像一個站立的人，下面是“矢”，像箭，合起來指人被箭射中，同樣表示生病。與普通疾病相比，“疫病”具有頻繁性、持續性、周期性、危害大等特點。從表中可以看出，中國有近3000年的疫災記錄史，平均每4年就有1年發生疫災。

甲骨文中的“病” 甲骨文中的“疾”

在中國古代，疫病有多種稱謂，如癘、瘴氣、傷寒、溫病、時氣等，中醫統稱為瘟疫。“疫”“癘”早在先秦時期就已出現。“疫”突出疾病的傳染性，如許慎《說文解字》:“疫，民皆疾也。”漢字訓詁講究“音近義通”,“易”“疫”在古代讀音相同，字義也應相通；“易”義可訓釋為蔓延，由此推知“疫”義也是蔓延。與“癘”音同的“厲”“戾”都有“厲害”的意思，可知“癘”義也是厲害，命名意在突出其危害性。囿于醫學水平的落后，最初人們對疫病的認識并不科學，將其與鬼神聯系在一起。如東漢訓詁學家劉熙在《釋名·釋天》中寫道：“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在他看來，瘟疫是鬼在服勞役。《楚辭》中也有這樣的記載，伯強是一種鬼，搗亂害人，專門制造疫情。

“瘴氣”的“氣”并非自然界真實存在，現代醫學中也沒有這一概念。瘴氣是對南方許多疾病的統稱，如惡性瘧疾、血吸蟲病、鸚鵡瘴（禽流感）等。最初稱作“瘴”，通“障”，因北方人到南方，常被南方病侵害，故視其為“障礙”。“瘴氣”側重于疫病的地域性。南方瘴氣與當地氣候濕熱、蟲蟻繁多、自然環境惡劣有很大關系，因此古代罪犯流放和官員貶謫之地多選擇嶺南，以作懲罰，大文豪蘇軾曾將自己被貶海南稱作“九死南荒”。

隨著天文、歷法知識的進步，人們逐漸認識到瘟疫與季節、天象等密切相關。《禮記·月令》中談到：“孟春……行秋令，則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中國古代通常會用風、寒、暑、濕、燥、火等六字來形容氣候特點，六者均衡，一切正常，若六者失衡即“六淫”，則會導致瘟疫。如明代后期鼠疫的蔓延，與當時華北地區氣候異常，干旱少雨有很大關系。在對抗此次瘟疫的過程中，醫學家吳有性作出了很大貢獻，他對疫病的判斷突破了傳統的六氣致病觀點，認為此次鼠疫有新的傳染病原即“戾氣”，并且這種氣體可以通過口鼻傳染也就是今天所說的呼吸道傳染。從疫、癘、瘴氣、時氣、六淫等到戾氣，古人的醫學思想有了很大的進步。

防疫：古代疫病的預防與治理

在醫學相對落后的古代，勇敢智慧的中國先民已經開展了疫病防控。但是，受生產力水平制約，古人認知能力有限，對人體生理、病理現象難以理解，將疫疾的發生歸結為鬼神作祟的結果。因此，在疫病面前，人類最初的應對方法是祈哀鬼神，充滿了迷信色彩，主要有大儺驅鬼除疫和宗教治療法等。

商周時期已出現以驅除疫鬼為目的的禮儀——大儺禮。方相氏是儺禮的主要人物，承擔著驅逐疫鬼的重任。從西周到兩漢，方相氏形象具備的共性特點有：“黃金四目”“蒙熊皮”“執戈揚盾”“朱衣玄裳”，面目比較猙獰丑陋等。

《周禮·夏官·司馬下》：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驅疫。

《漢舊儀·補遺卷下》：方相氏帥百隸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谷播灑之。……于是以歲十二月使方相氏蒙虎皮，黃金四目，元衣丹裳，執戈持盾，帥百吏及童子而時儺，以索室中，而毆疫鬼。

到了宋代，儺禮有了大、小之分，并且儺面具變得詼諧可愛，頗具生活化特征。這種娛樂化、世俗化傾向應與宋代城市經濟的發展有密切關系。

(宋)《大儺圖》

佛教和道教在應對瘟疫時，有相似之處，但也有明顯的不同。道教認為人生病是因為自身的罪過，佛教則稱其為“業障”,兩者均把生病的原因歸于自身。

方相氏

佛教療疾的方法一般是誦經。佛教認為疾病只有通過本人或僧人誠心懺悔才可以痊愈。如隋代晉王楊廣（后為煬帝）的妃子蕭妃為疾所苦，晉王便寫信給天臺僧人智，智率領眾僧做“金光明懺”七日，蕭妃就痊愈了。佛教不反對藥療，但在服用時須誦讀佛菩薩名號。如治五種瘧疾時服用“家寶通神丸”：“用神桃（即桃奴）十四枚,巴豆七粒,黑豆一兩，研勻，以冷水和，丸梧子大，朱砂為衣。發日，五更念‘藥王菩薩’七遍，井華水下一丸，立癮。不過二次，妙不可言。”

道教早期祛病的主要方法是三官書，即“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三官中天官賜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道教徒祈求神明以達到治病功效。三官書迎合了民眾擺脫疾病的訴求。東漢后期疫病頻發，據《后漢書》載，東漢一朝瘟疫共17次，后期高達15次。瘟疫的長期流行使當時的人們生活在一片恐懼和焦慮之中。道教用符咒和符水祛病，為太平道、五斗米道廣招信徒提供了契機。

儒學不是宗教，在面對疫病時，萌生了一定程度的科學防疫意識。《論語》記載，孔子的弟子冉伯牛患了一種惡性傳染病，孔子是隔著窗子看望的。這反映了儒家對傳染病的防范、隔離意識，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防疫教育的作用。

古代治病除了依靠宗教，還有一種古老而獨特的方法——祝由術。“祝”通“咒”，“由”指引起疾病的緣由,即病因。祝由,即通過咒說來驅除致病緣由,恢復健康的一種方法。原始社會時期，人們認知有限，認為疾病是鬼神作祟或祖先亡靈不安等原因導致的。由此，產生了一種以語言為主要手段的驅鬼活動。這一活動的實施者是巫，巫的文化層次較高，是可以和神靈溝通的人，須經過嚴格的特殊訓練。祝由術在古代也得到了國家的重視，如隋唐、元明時期，太醫院都曾設立祝由科。

這些方式雖然比較落后，但恰恰表明古人在疫病面前不是束手無策的，發揮了一定的主觀能動性。同時也發展出了具有現代防疫色彩的抗疫手段，如集中隔離、重視日常衛生等等手段。《睡虎地秦墓竹簡》中有這樣一條法規：“城旦、鬼薪癘，可（何）論？當遷癘遷所。”意思是：處以城旦、鬼薪刑罰的人得了麻風病，如何論處？應當送往麻風病人收容所。這應該是世界法律史上最早關于“隔離法”的規定。關于麻風病，除了強制性的隔離，還有迫于社會壓力之下的自我隔離。“唐強伯達,元和九年,家于房州,世傳惡疾,子孫少小,便患風癩之病,二百年矣。伯達才冠便患,囑于父兄：‘疾必不起,慮貽后患,請送山中。’父兄裹糧送之巖下, 泣涕而去。”強伯達因患麻風病，主動前往山中隔離。不過，儒家士大夫對隔離深惡痛絕，他們認為，父母長輩患疾，不能侍奉左右，有悖于儒家孝道。

不僅麻風病使人們談虎色變，天花也是如此。天花是外來疾病，約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進入中國。天花病毒不耐寒，很少在關外流行，北方少數民族因為缺乏特定抗體，極易感染天花。到了清代，天花的致死性仍十分嚴重，皇室亦難以避免。這一傳染病有時甚至會影響政治更替、國家興衰，順治帝死于天花，康熙皇帝被選為皇位繼承人與幼時出過天花有很大關系。當時，孝莊太后要傳教士湯若望就繼位人選給出意見，湯若望建議選擇已經出過天花的玄燁。清朝皇帝喜歡去承德避暑山莊，除了避暑，另一方面是出于維系滿蒙關系的需要，蒙古王公因恐懼天花不敢進京，遂選擇在避暑山莊接見。

如實體現面部天花遺留斑點的康熙皇帝青年時畫像

美化后面部光潔無斑的康熙皇帝畫像

除了隔離，中國古代偶然產生了一種防疫辦法——糞便追肥。

中國古代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社會，農業的發展離不開肥料，因而糞便成了重要的生產資料，是需要買賣的商品，污穢的糞便甚至被刻入畫像石，成為陪葬品的畫樣。對糞便的需求，使得城市和農村的衛生情況保持較好，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病菌的滋生。宋代以前，城市衛生的保持與當時的坊市制度也有密切關系。封閉的坊市制度下，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商業活動被嚴格區分，實行嚴格的宵禁管理，人群接觸有限。這樣做的主觀目的是控制百姓生活，維護社會治安，但在客觀上起到了維護公共衛生的作用。與中國不同，中世紀歐洲因為不會使用人糞便追肥，糞便隨意丟棄，導致城市衛生十分糟糕。而且有的居民還會順手將糞便倒向窗外，以至于大家走在街上不得不打傘。

撿拾馬糞的東漢畫像石

中世紀打傘防備“從天而降”的尿糞

戰疫：中國古代醫學成就

中國古代積累了許多防治瘟疫的藥方和技術，這些藥方在瘟疫流行時發揮了重要作用，通過不同的配伍和煎煮方法，幫助人們緩解癥狀、恢復健康。很多經驗和方法至今仍被中醫傳承和應用。

瘟疫的防治是多個方面推動的結果。方藥能夠發揮有效作用，離不開醫家們大醫精誠，大愛無疆的奉獻精神。這里的醫生主要指儒醫，即讀書人出身，具備一定知識水平非道、非佛的醫家。由于儒學在中國古代社會中的主流地位，“儒醫”一直是醫家們孜孜追求的最高榮譽。如東漢的張仲景、明代的李時珍等。儒醫真正開始于宋代，一個合格的儒醫首先應精通醫術即“仁術”。受理學“格物致知”“窮理”影響，不少儒士將醫學作為格物的對 象，親自搜集整理民間藥方，研讀藥典。如司馬光的《醫問》，沈括、蘇軾的《蘇沈良方》和陸游的《陸氏續集藥方》等。對醫家來說，仁術是基礎，仁心更為重要。那么如何實現仁呢？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仁者愛人”，將愛親人推廣到愛社會上所有的人，即“愛人”。正如唐朝醫學家孫思邈在《大醫精誠》中談到醫者要“發大慈惻隱之心”，面對患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對患者一視同仁。

除了防治瘟疫的治方和崇仰孔孟之道的儒醫，中國古代還發展和推廣了防治瘟疫的技術，如通過種痘預防天花。種痘的原理是以人工手段引發低烈度天花，使患者產生抗體。據考證，人痘術發明于明朝隆慶年間安徽地區，具體發明人不詳，主要有四種方法：痘衣法、漿苗法、旱苗法和水苗法。痘衣法是取天花患兒貼身衣服給未出痘兒童穿；漿苗法是蘸取新鮮痘漿塞入被接種者鼻中；旱苗法是將痘痂研成粉末吹入鼻中；水苗法是將痘痂粉末加水調勻，用棉花蘸濕后放入種痘者鼻中，達到一定時間后取出。

人痘法預防天花風險性較高，但是畢竟對預防天花起到了積極作用，是中國古人對世界醫學的一大重要貢獻。這一技術先后外傳到俄羅斯—土耳其—英國。人痘術在英國傳播后，引起了英國醫生詹納的注意。他發現牛奶工不會得天花，因為她們從牛身上得過輕度天花，并且牛痘極少引起水泡，不太會在患者臉上留下麻點。這一發現啟發了詹納，經過多次人體試驗，18世紀晚期牛痘術獲得成功。當然，牛痘推廣要歸功于拿破侖，19世紀初，拿破侖先后多次發布種痘令，要求國民和士兵種痘，大大遏制了天花在法國的流行。其后各國效法。牛痘法的發明是東西方智慧共同的結晶。

“三千年來的歷史證明, 中國是個勇于并善于抗擊疫病的國度, 有著戰勝各種傳染病的傳統。” 通過對中國古代的疫病進行梳理和研究，我們可以找到古人的智慧，探求古代疫病防治對今天防疫的啟迪作用。由于中國古代不具備研發疫苗和特效藥的社會環境，也沒有建立起現代衛生防疫機制，所以中國古代抗疫取得的成效并不大。但這并不是說古代的防疫是沒有意義的。恰恰相反，古人在有限條件下作出的努力大大緩解了公眾的恐慌，有助于穩定社會情緒，彰顯了人性的美麗和文明的價值。

面對疫病，人類沒有想象的那么強大，經歷過迷茫無措，也曾寄托于神靈庇佑，但我們的先民從未放棄過抵抗，想方設法和疾病作斗爭。中華民族的歷史中有一部瘟疫史，更有一部抗疫史。在長期的斗爭中，在不斷試錯和改進中，中華民族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傳承了無畏的勇氣，鑄就了堅強的意志。這些智慧一次次幫我們避開死亡的險灘，撐起生命的保護傘，使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