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啟秀57歲時做出了一個令人惋惜的選擇，出任山西偽財政廳廳長提議大量種植鴉片

“利民商店賣棉布事件”指1941年日本憲兵隊以利民商店私賣棉布給八路軍為由，抓捕53人并嚴刑逼供，最終導致該商店被迫關閉的事件。? 這一事件是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侵華軍在占領區鎮壓抗日活動的典型案例之一，反映了當時敵后抗日力量與民眾之間的支援關系，以及日軍對民間經濟活動的嚴密控制與殘酷鎮壓。?而造成此次事件的直接責任人居然是利民商店的老板宋啟英的胞弟宋啟秀。

說到宋啟秀先要說說他的哥哥宋啟英。宋啟英（1879年－1931年），又名繼宗，字雋臣，山西榆次大張義村人，清末民初商人。其父宋貴森在直隸古北口經營吉大升商店起家，奠定商業基礎。1895年繼承父業后，16歲的宋啟英獨營口外商業，把握正太鐵路在榆次設站機遇，于光緒三十二年（1907年）鐵路通車前大量購置地皮，沿鐵路修建棧房貨場十余處，開設吉泰隆、吉泰公等十家“吉”字號商鋪，經銷綢緞布匹、糧油棉花及棺木壽器等民生用品，形成棧房街、糧店街等商業街區。同期拓展錢莊、當鋪等金融業務，建立完整商貿體系。宣統三年（1911），32歲的宋啟英委派自己的胞弟宋啟秀和兒子宋祖詒，自費到日本東京高等工業學校留學。
民國四年（1915）啟秀學成歸國，創辦并就職于山西工業學校，向山西學子傳授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民國六年（1917）他參與開辦山西省工業試驗所并任副所長，成為山西近代第一個應用科學研究機構，為山西近代應用科技奠定了發展基礎。宋啟英與他人合資創辦了“魏榆電器股份有限公司”，結束了榆次千百年來油燈照明的歷史；民國初年創辦大張義村職業小學，1921年42歲出任榆次商會會長。民國十七年（1928）為改善榆次社會民生，創立了“魏榆面粉公司”，結束了榆次城毛驢拉磨、人工籮面的歷史，讓榆次人民吃上了“機器面”；宋家創建了榆次第一家建筑營造企業“吉豫亨木廠”，為榆次留下了一批西洋風格或“中西合璧”的建筑文化遺產。與賈繼英、常萬達一起，被尊奉為近代晉商“榆次三杰”。

1929年宋啟英因家族成員吸食鴉片受刺激致病，兩年后去世，終年52歲 。

宋啟秀（1881～1954），字純如，乃近代山西實業界頗具影響力的人物，亦是宋啟英的胞弟。他生于清末亂世，自幼目睹國家積貧積弱、實業凋敝的困境，心中早早埋下了“實業救國”的種子，終其一生，在時代的浪潮中起落沉浮，既有推動地方實業發展的卓越功績，也留下了令人惋惜的歷史缺憾，其一生軌跡，既是個人的奮斗史，也是近代中國民族工商業艱難前行的一個縮影。

民國4年（1915年），懷揣著學習先進技術、振興民族工業的赤誠，34歲的宋啟秀從日本東京高等工業學校窯業科順利畢業，毅然放棄海外的發展機遇，回到了亟待振興的祖國。彼時的中國，工業基礎極為薄弱，尤其是山西地區，傳統手工業占據主導，現代工業寥寥無幾，他的歸來，為當地工業發展注入了新鮮血液。

民國6年（1917年），宋啟秀憑借扎實的專業學識和開闊的視野，出任山西工業試業所副所長，在任期間，他兢兢業業，積極引進先進的工業理念和技術，致力于推動山西傳統工業的轉型升級，為當地工業的規范化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隨后，他以山西省商聯會會長的身份，主動牽頭、聯合各界力量集股開辦榆次晉華紗廠，與胞兄宋啟英攜手并肩，同心致力于實業興邦的事業。這座紗廠后來成為山西省興辦最早、規模最大的機械紡織工廠，承載著三晉人民工業革命的人文記憶，也成為山西近代民族工業的重要標桿。宋氏兄弟的攜手，不僅是親情的凝聚，更是實業救國信念的踐行，為當時步履維艱的民族工商業注入了一絲生機。

民國8年（1919年），在晉華紗廠步入正軌之后，38歲的宋啟秀與胞兄40歲的宋啟英并未停下實業救國的腳步，他們審時度勢，抓住當時煤油市場的發展機遇，與他人合資創辦了榆次義聚煤油公司，取得了美孚煤油公司煤油的包銷權。為了擴大經營規模、拓寬銷售渠道，他們在晉中平川各縣，以及太原、忻州、陽泉、石家莊、天津等重要城市紛紛設立分公司，構建起了覆蓋北方多地的煤油銷售網絡。與此同時，為了解決各地分公司與總公司之間資金往來的便捷性問題，他們又在各地分公司附設永記錢莊，實現了“產銷一體、資金互通”的經營模式。在他們的悉心經營下，義聚煤油公司的發展蒸蒸日上，煤油儲量曾一度超出百萬桶，成為晉中一帶舉足輕重的煤油銷售大亨，不僅為宋氏兄弟積累了豐厚的資金，也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當地民眾的生產生活，推動了地方商業的繁榮發展。

民國10年（1921年），宋啟秀憑借敏銳的商業洞察力，察覺到紡織染業的巨大發展潛力，于是主持興建利晉織染股份有限公司，他與胞兄共同出資7萬元，占據了公司總股金的近一半份額，成為公司的核心主導力量。在經營企業的同時，宋氏兄弟始終心懷家國、體恤民生，深知當時社會人才匱乏、許多有志青年無處求學的困境，秉持著“不使有用之才，棄于無用之地”的初心，于同年創辦了半工半讀技校，打破了當時性別歧視的桎梏，實行男女兼收的辦學模式。這所技校不僅教授學生基礎文化知識，更注重實踐能力的培養，專門開設紡織技術課程，組織學生進行實際操作訓練，為企業和社會培養了一批具備專業技能的實用人才；更為難得的是，對于表現優秀的學生，學校還會每月發放3～6元（銀元）的獎金，既激勵了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也減輕了部分學生的家庭負擔，這份遠見與擔當，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尤為可貴。

民國13年（1924年），宋啟秀繼續拓展實業版圖，主動出股一半，聯合各界力量開辦魏榆電氣股份有限公司，將電力引入榆次的生產生活中，打破了當地長期依賴傳統能源的局面，極大地推動了地方工業的現代化進程，也便利了民眾的日常生活。民國17年（1928年），憑借在實業領域的卓越成就和豐富經驗，宋啟秀出任山西工商廳一科科長，在任職期間，他積極履職盡責，為山西工商企業的規范發展、行業秩序的維護付出了諸多努力。即便身居公職，他也從未放棄實業救國的初心，旋即出資三分之一，創辦魏榆面粉廠，進一步完善了當地的工業體系。至此，宋氏產業達到鼎盛時期，旗下擁有各類企業53處，職工人數多達1071人，資金積累達到62萬兩（銀元），商號遍及大半個中國，成為當時山西乃至北方地區極具影響力的實業家族，宋啟秀也憑借自身的能力與擔當，成為近代山西實業界的領軍人物之一。據記載，有學者專門深入搜集宋氏兄弟的創業史料，撰寫相關專著，足見其實業成就對后世的深遠影響。

民國20年（1931年），宋啟秀愈發認識到人才對于國家振興、實業發展的重要性，于是主持創辦魏榆初級普通商科職業學校，專注于培養商科領域的優秀人才，為當時的商業領域輸送了一大批具備專業素養的從業者。這所學校不僅注重專業知識的傳授，更注重學生家國情懷的培育，抗日戰爭爆發后，該校眾多師生懷著滿腔的愛國熱血，毅然走上革命道路，投身于抗擊日本侵略者、保衛祖國的偉大事業中，用青春與熱血踐行了愛國初心，這也成為宋啟秀辦學之路中最為閃光的一筆。

然而，時代的洪流洶涌澎湃，個人的命運往往難以完全自主。民國27年（1938年），在抗日戰爭的艱難局勢下，宋啟秀57歲時做出了一個令人惋惜的選擇，出任山西偽財政廳廳長。任職期間，他提議在山西省內56個縣種植鴉片，這一舉措無疑給山西民眾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鴉片的泛濫，不僅摧殘了民眾的身心健康，更加劇了當時社會的動蕩與貧困，而其哥哥宋啟英也是因家族成員吸食鴉片受刺激致病去世的。

民國30年（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國際局勢發生巨大變化，宋氏產業也遭受了沉重打擊，義聚煤油公司及各地分公司被日軍強行查封、解散，多年的心血付諸東流。次年2月，宋啟秀被免去山西偽財政廳廳長一職，調任偽華北建設總署監察室主任，處境愈發艱難。彼時，日偽軍正對抗日根據地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當時就有密探告密，宋啟英家的企業利民商店私通八路軍，宋啟英已經去世，宋啟秀當官，利民商店就由宋祖詒管理，利民商店主營百貨業務，商店經常與山上的游擊隊聯絡，給予食品、布匹等物資供給。當鬼子收山時，發現有商店包裝紙，更加懷疑榆次利民商店有物資向抗日根據地轉賣，有密探舉報后突然日軍進行抓捕，掌柜李金貴等52名職工抓走，日軍趁此機會強行沒收了“吉”字號10余家花布店的商品。而李金貴等人被鬼子每日進行嚴刑逼供。宋家想方設法與日本人進行周旋，買通漢奸，并不惜籌措重金贖人，李金貴等人被抓往太原審訊，其他人員釋放，宋家雖將人質解救，但商店業務遭到致命打擊，宋氏經濟再次遭受重創，元氣大傷，從此一蹶不振，終在1945年關閉。

宋啟秀為何會這樣做事，這也成為他一生之中無法抹去的污點，令人扼腕嘆息。

日本法西斯投降后，中國迎來了和平的曙光，但宋氏產業卻未能迎來重生的機遇。宋啟秀參股投資的紡織廠、面粉公司、電氣廠等眾多企業，被閻錫山政權官辦的西北實業建設公司強行接收，苦心經營數十年的宋氏商業帝國徹底垮臺，曾經風光無限的實業家族，最終淪為時代的犧牲品。經歷了事業的徹底失敗和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宋啟秀心灰意冷，從此居家不出，遠離了紛爭的塵世，在平淡與落寞中度過了余生，53歲時卒于北京，結束了他充滿爭議卻又極具傳奇色彩的一生。

縱觀宋啟秀的一生，他是一個復雜而多面的人物。他懷揣實業救國的初心，學成歸國后，深耕山西實業領域數十年，創辦各類企業、學校，推動了地方工業、商業和教育事業的發展，為民族工商業的崛起付出了心血與努力，其功績值得我們銘記；但他在亂世之中，也曾迷失方向，出任偽職、提議種植鴉片，給民眾帶來了傷害，留下了不可挽回的歷史遺憾。我們應以客觀、辯證的視角看待這位近代實業家，銘記他的功績，反思他的過錯，從他的一生起落中，讀懂近代中國民族工商業的艱難歷程，汲取前行的力量。

宋啟秀生平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