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全國政協委員蔣穎：好的營商環境就是生產力、競爭力｜兩會聲音

作為連續九年聚焦營商環境建言獻策的政協委員，蔣穎結合一線調研與專業服務實踐，圍繞營商環境優化、企業高質量出海、科技創新與消費提振等熱點話題，分享了深度觀察與系統建議。

2026年全國兩會期間，優化營商環境再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成為激發經營主體活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議題。

全國政協委員、德勤中國董事會主席蔣穎在接受《國際金融報》專訪時強調，“好的營商環境就是生產力、競爭力。這不僅是一句口號，更是企業在市場一線最真切的感受。”

作為連續九年聚焦營商環境建言獻策的政協委員，她結合一線調研與專業服務實踐，圍繞營商環境優化、企業高質量出海、科技創新與消費提振等熱點話題，分享了深度觀察與系統建議。

優化營商環境

“今年是我履職全國政協委員的第九年，我一直聚焦于優化營商環境這一主題，履職期間已提出多份建議，因為我深刻感受到了其對企業投資和發展的重要性。”蔣穎說。

回望過去一年，蔣穎的履職腳步從未停歇。她先后深入成都、重慶、澳門、深圳、山東等多個地區，足跡遍布不同區域和產業領域，主動走進民營企業，挖掘頭部民營企業的創新實踐案例，動態跟蹤企業在技術研發、市場拓展、轉型升級中的發展路徑。同時，她堅持與企業深度共創，探索突破性增長之道，切實助力民營企業高質量發展。

“只有真正走進企業、貼近企業，與管理層坦誠對話，才能真切感知營商環境對企業發展的真實影響，才能精準對接企業需求、攜手助力企業發展得更好。”蔣穎深有感觸地表示，“好的營商環境就是生產力、競爭力。這不僅是一句口號，更是企業在市場一線最真切的感受。”

營商環境的優劣，直接關系到企業的發展質量和市場活力。她坦言，在調研中發現，政策落實順暢、服務響應高效的地方，企業就能心無旁騖地搞創新、拓市場；而政策信息碎片化、獲取成本高、落地有溫差的地方，企業即便手握技術和訂單，也會被大量非業務成本消耗精力。由此可見，優質的營商環境，能夠直接轉化為企業的創新力、產業的競爭力，最終匯聚成高質量發展的強大生產力。

當前，國際環境復雜多變，全球要素配置競爭日趨激烈，各類風險挑戰交織疊加。面對新形勢，蔣穎表示，“越是國際風險挑戰增多，我們越要堅定優化營商環境，不斷增強中國對全球企業、資本和人才的吸引力。”

作為專業服務機構的咨詢顧問，蔣穎長期為企業投資經營全生命周期提供專業服務，是營商環境最直接的感知者。她回憶道：“2011年，我的團隊在協助一家外資企業在中國投資建廠時，因一份文件的紙張尺寸不符合要求而需重新準備和簽署，整個流程多耗時6個月。”

這段經歷讓蔣穎深受觸動，也讓她深刻認識到，制度性交易成本直接關系到市場活力的激發和企業投資的信心，優化營商環境刻不容緩。正是從那時起，她開始聚焦營商環境研究，結合企業咨詢實踐，持續關注如何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如何提升企業辦事便利度，如何增強政策的透明度、穩定性和可預期性。

2017年，蔣穎正式開始通過政協提案建言獻策，至今已提交10余篇提案和調研報告，推動相關改革舉措落地。她的核心觀點是，政府需要從監管者轉向服務者，整合碎片化的政策和服務資源。其中，有關政府流程再造和系統集成的建議得到了政府的積極反饋，并體現在此后上海和全國各地優化營商環境的行動方案或改革舉措中。

中國企業出海

在“十四五”圓滿收官、“十五五”蓄勢啟航的關鍵節點，中國堅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開創合作共贏新局面，充分彰顯了中國以高水平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堅定決心，也為全球企業帶來了穩定預期和廣闊機遇。

可以看到，《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將“高水平對外開放”從“十四五”時期的第九位大幅提升至第五位，凸顯其戰略重要性的增強。

“在服務過程中，我們看到中國企業出海正在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蔣穎表示，全球貿易格局正在重構，外部環境壓力正在積聚，“中國造、全球買”的單向模式不可持續。中國企業的全球化已經步入新階段，未來成功的出海企業一定是那些能真正融入當地經濟與社會網絡、通過創新與合作實現“價值共生”的企業。

在蔣穎看來，企業出海最關鍵的是“融進去”的能力，即構建本地化生態、創造就業、輸出技術、助力產業升級，成為當地經濟的戰略伙伴。

具體而言，她認為中企全球化需構建三大新能力：

一是深度本地化經營。企業應主動將自身技術融入當地產業生態，幫助本地合作伙伴解決實際問題、創造新價值。許多中國企業在海外依然采用較為單一的組織形態和管控模式，與所在國本地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的融合深度不足。企業出海要行穩致遠，必須前瞻性、系統性地構建跨文化的管控體系和經營能力。

二是區域生態共建。當前全球貿易環境呈現“小多邊主義”趨勢，各國圍繞具體議題或區域利益，形成靈活務實的小范圍聯盟。這要求企業能夠在這些“小圈子”中靈活轉身、快速響應，從貿易思維轉向本地生態融合思維，不再簡單基于成本或關稅被動調整，而是主動通過綠地投資、合資合作或研發本地化等方式，深度嵌入區域產業生態。

三是品牌形象建設。許多中國企業在技術、成本、交付上極具競爭力，但品牌形象較為單一，缺乏能引發本地消費者和利益相關方情感認同的鮮明個性與價值主張。在當前的國際輿論環境下，品牌力的重要性更加凸顯，企業需構建能夠傳遞長期價值、贏得信任的品牌建設能力。

關注三大領域

除此之外，蔣穎表示，今年還會持續關注科技創新、提振消費、開放與國際化三個領域。

在科技創新方面，蔣穎重點關注科技服務能力提升和高質量數據集的建設。當前我國科技成果轉化服務業發展空間巨大，對專業科技服務機構的需求日益旺盛，但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遠低于發達國家60%—70%的水平，需通過完善政策體系、提升機構專業能力、健全科技中介人才培養體系來實現追趕。

在蔣穎看來，高質量數據集是發展人工智能的底層資產。我國數據集建設取得積極進展，但在數據標準統一、管理服務支撐和應用導向等方面仍存在明顯短板，需盡快系統推進高質量數據集建設，完善標準體系、管理服務和應用機制，促進人工智能等相關產業提升國際競爭力。

提振消費是今年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蔣穎重點關注入境游的發展。“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培育國際消費中心城市。與國際一流旅游目的地相比，我國入境游人均消費差距明顯，消費潛力尚未充分釋放。2024年我國入境游客人均花費約4900元，而日本、西班牙等成熟旅游目的地人均消費均超萬元。

蔣穎認為，這一差距源于我國在入境文旅服務體系、產品供給、體驗品質三方面存在突出短板。因此，需依托國際消費中心城市試點，大力提升入境游消費供給，建設國際一流消費環境。

開放與國際化方面，蔣穎則重點關注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出海、數據出境和碳市場。出海企業規模不斷壯大，對高質量、專業化海外綜合服務需求顯著增加。作為出海的生力軍，中小企業資源有限、抗風險能力弱，對兜底性公共服務需求尤為迫切。同時，隨著我國服務貿易快速發展，數據跨境流動的需求與日俱增，企業對數據出境監管的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主管部門能夠不斷提升審核和服務能力，為企業提供更便利的合規環境。

此外，碳市場方面，制度碎片化已成為制約跨境碳資產流動與互認的主要障礙。全球開放合規碳市場聯盟的成立，為我國系統推進碳市場國際對接、參與全球碳規則塑造提供了重要契機。蔣穎建議，提升我國碳定價規則和結果的國際可認定性與可銜接性，增強出口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