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史篇 | 中韓茶文化交流與比較

福茶之心

茶覺先生，食茶交友。

韓國是中國唇齒相依的鄰邦，自古以來就有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聯系，在兩國人民的友好交往中，凝成了深厚的友誼。茶文化是兩國源遠流長的文化交流內容之—，特別是茶文化作為兩國文化交流關系的紐帶，一直起著重要作用。下面就對中韓茶文化交流的歷史作一簡要回顧，并對兩國茶文化的特點進行比較。

一、中韓茶文化交流的歷史回顧

中國是茶的祖國，是茶文化的發源地，起源于中國的茶文化在向世界各地傳播時較早地(可能是最早的)傳入朝鮮半島。中韓茶文化交流的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據可靠的歷史記載，不會晚于新羅統一三國時期，一千多年來綿延不斷。韓國茶禮在吸收中國茶道的基礎上，結合本民族的文化，形成獨特的形式與內涵，與中、日茶道鼎足而三。近十多年來，中韓茶文化的交流更是異常活躍，極為頻繁。下面分三國、新羅統一、高麗、朝鮮、現當代五個時期來回顧中韓茶文化的交流。

(一) 三國時期

朝鮮所謂的“前三國”時代

韓國的三國時期是指從公元—世紀起到新羅統一三國后的公元七世紀，計有七百年時間，值中國西漢宣帝至初唐高宗時期。這個時期在中國，飲茶風俗從巴蜀地區向中原廣大地區傳播，茶文化由萌芽進而逐漸發展。中國人確切的飲茶記載是在西漢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比三國中最早立國的新羅國成立還早兩年。

由于早期茶的傳播者主要是佛教徒，而佛教最初傳入高句麗為公元372年，—般推測茶入朝鮮半島約在公元四世紀以后。在六世紀和七世紀，新羅為求佛法前往中國的僧人中，載入《高僧傳》的就有近30人，他們中的大部分是在中國經過10年左右的專心修學，爾后回國傳教的。他們在唐土時，當然會接觸到飲茶，并在回國時將茶和茶籽帶回新羅。韓國古籍《三國史記》載：“前于新羅第二‘卜七十弋善德女王(公元632-647年在位)時，已有茶。”善德：女王已屬三國時代末期，故韓國飲茶不會晚于七世紀中葉。由于陸路交通便利的緣故，茶入朝鮮半島要早于日本列島。日本關于飲茶的最早記載在天下元年(公元729)四月(《奧儀抄》)。

三國時期，是韓國開始引入中國的飲茶風俗，接受中國茶文化時期，也是韓國茶文化萌芽時期，但那時飲茶僅限于王室成員、貴族和僧侶，用茶祭祀、禮佛。

(二) 新羅統一時期

新羅統一時期自三十代文武王八年(公元668年)至五十六代敬順王八年(公元935年)，值中國初唐高宗至五代后唐時期。這個時期在中國，是中國人飲茶風俗形成時期，是中國茶道——煎茶道形成、流行時期，是中國茶文化的第一個高峰時期。

統一新羅

受大唐茶文化的影響，在宮廷，韓國大多數國王及王子與茶相依，茶為祭祀品中至要之物。三十五代景德王(公元741—765年在位)每年三月初三集百官于大殿歸正門外，置茶會；在宗教界，與陸羽同時代的僧忠談精于茶事，每年三月初三及九月初九在慶川的南山三花嶺在野外備茶具向彌勒世尊供茶。仙界人物花郎飲茶以為練氣之用，花郎有四仙人在鏡浦臺室外以石灶煮茶。曾在大唐為官的新羅學者崔致遠有書函稱其攜中國茶及中藥回歸故里，每獲新茶必為文言其喜悅之情，以茶供禪客或遺羽客，或自飲以止渴，或以之忘憂。崔致遠自稱為道家，但其思想傾向于儒家，被尊為“海東孔子”。

《三國史記》載：“新羅第四十二代興德王三年(公元828年)遣使赴唐。唐文宗皇帝設宴于麟德殿，酬香茗。我使大廉于唐得茶籽回國。王命植于智異山。前于新羅第二十七代善德女王時，已有茶。唯此時方得盛行。”新羅使者大廉姓金氏，于唐土得茶籽，植于智異山。韓國飲茶始興于九世紀初的興德王時期，這時的飲茶風氣主要在上層社會和僧侶及文士之間傳播，民間還不太流行。

日本在九世紀初也興起飲茶，史稱“弘仁茶風”，傳教大師最澄于公元805年從中國攜茶籽回國，種于背振山，形成日本著名的“日吉茶園”，日本的種茶、茶風始興似乎還略早于韓國。

韓國當時的飲茶方法是采用唐代流行的餅茶煎飲法，茶經碾、羅成末，在茶釜中煎煮，用勺盛到茶碗中飲用。創建雙溪寺的真鑒國師(公元755-850年)的碑文中記：“如再次收到中國茶時，把茶放入石鍋里，用薪燒火煮后曰：‘吾不分其味就飲。’守真忤俗如此。”在石鍋里煮茶?抑或是煎茶。真鑒國師駐世正值中唐煎茶法鼎盛之時，新羅飲茶想必效仿唐風。

在這里，我要特別指出，偉大的新羅僧人金喬覺(公元696-794年)，他從新羅只身來華，最后駐錫安徽青陽九華山，被認為是地藏菩薩轉世。據傳他攜來韓國的茶籽及稻種，種施山中。其所種茶，枝梗空心，名金地茶。其《送童子下山》詩云：“空門寂寞爾思家，禮別云房下九華。愛向竹欄騎竹馬，懶于金地聚金沙。瓶添澗底休拈月，煮茗甌中罷開花。好去不須頻下淚，老僧相伴有煙霞。”金喬覺是韓中佛教和茶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新羅統—時代，是韓國全面輸入中國茶文化時期，同時也是韓國茶文化發展時期。飲茶由上層社會、僧侶、文士向民間傳播、發展，并開始種茶、制茶。在飲茶方法上仿效唐代的煎茶法。

(三) 高麗時期

統一高麗王國

高麗時期從公元923年王建立國至讓恭王四年(公元1392年)共475年，值中國五代后唐至明太祖時期。

這個時期在中國，是飲茶風俗普及時期，是點茶茶道形成和流行時期，茶文學和茶具文化日益繁榮，中國茶文化迎來了第二個高峰。受中國茶文化發展的影響，這一時期，也是韓國茶文化和陶瓷文化的興盛時代。韓國的茶道——茶禮亦在這個時期形成，茶禮普及于王室、官員、僧道、百姓中。

1、王室及朝廷茶文化

每年兩大節：燃燈會和八關會必行茶禮。燃燈會為二月二十五日，供釋迦，八關會是敬神而設，對五岳神、名山大川神、龍王等在秋季之十—月十—五日設祭。由國王出面敬獻茶于釋迦佛，向諸天神敬禱。太子壽日宴，王子王妃冊封日，公主吉期均行茶禮，君王、臣民宴會有茶禮。朝廷的其他各種儀式中亦行茶禮。

2、佛教茶文化

高麗以佛教為國教，佛教氣氛隆盛，禪宗中興，禪風大化。中國禪宗茶禮傳入高麗成為高麗佛教茶禮的主流。中國唐代懷海禪師制訂的《百丈清規》，宋代的《禪苑清規》、元代的《敕修百丈清規》和《禪林備用清規》等傳到高麗，高麗的僧人遂效仿中國禪門清規中的茶禮，建立韓國的佛教茶禮。如流傳至今的“八正禪茶禮”，它以茶禮為中心，以茶藝為輔助形式。表演者席地而坐，講究方位與朝向。表演者各有名號，大都以“茗”為首，諸如茗軒、茗然、茗舜、茗慧、茗品,檟如等，分左茗主、右香主和左茗助、右香助等，各就各位。

與新羅時期的明顯區別不僅以茶供佛，而且僧侶們要將茶禮用于自己的修行。真覺國師便欲了解中國趙州禪茶的飲茶情況，以參悟“吃茶去”之旨；涵虛和尚在祭文中寫道：“—杯茶出自—片心，一片心即在一杯茶。”

3、儒道兩家的茶文化

高麗末期，由于儒者趙浚、鄭夢周和李崇仁等人的不懈努力，接受了朱文公家禮。男子冠禮，男女婚禮，喪葬禮，祭祀禮，茶禮，均為儒家遵行。著名茶人、大學者鄭夢周有《石鼎煎茶》一詩：“報國無效老書生，吃茶成癖無世情：幽齋獨臥風雪夜，愛聽石鼎松風聲。”老儒未能盡國事，飲茶而忘世情。

流傳至今的高麗五行獻茶禮，核心是祭祀“茶圣炎帝神農氏”，規模宏大，參與人數眾多，內涵豐富，是韓國茶禮的主要代表。道家茶禮，焚香、叩拜，然后獻茶，其源出于宋。

4、庶民日常用茶

高麗時代百姓可買茶而飲，在冠禮、婚喪、祭祖、祭神、敬佛、祈雨等典禮中均用 茶。

5、飲茶方法

高麗時期，早期的飲茶方法當承唐代的煎茶法，鄭夢周《石鼎煎茶》詩表明，在石鼎中煮水煎茶，當屬唐代陸羽式煎茶法。高麗中后期，當采用流行于兩宋的點茶法。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宋朝使者徐兢一行訪問了高麗，徐后來著有《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圖已佚失，惟文流傳，其《茶俎》條記：“土產茶，味苦澀不可入口，惟貴中國臘茶并龍鳳賜團。自錫賚之外，商賈亦通販。故邇來頗喜飲茶，益治茶具，金花烏盞、翡色小甌、銀爐、湯鼎，皆竊效中國制度”。其時以中國團餅茶為貴，茶具、飲法皆仿效中國制度。徽宗時，是中國點茶道的高峰時期，趙佶本人就是點茶高手，親撰《大觀茶論》，故高麗當時頗流行點茶法。

明宗二十年(1190年)，著名詩人、學者、韓國茶道精神集大成者李奎報在《謝人贈茶磨》詩中說：“琢石作弧輪，回旋煩一臂。……研出綠香塵，益感吾子意。”用石制的茶磨研出綠色的香茶粉。唐代煎茶用茶末，碾即可；宋代點茶用茶粉，非磨不可。故知當時的高麗流行點茶法。高麗接受中國點茶道當不會晚于北宋徽宗時，而日本的點茶法卻由日僧茶西于南宋時傳入，晚于韓國半個世紀。

總之，高麗時期，是韓國茶文化興盛之時，初期流行煎茶道，中晚期流行點茶道。茶具文化也極輝煌，并影響日本。韓國在吸收、消化中國的茶文化后，開始形成了本民族特色的茶文化，茶禮就是代表。

(四) 朝鮮時期

李氏朝鮮初期

朝鮮時期自太祖元年(公元1392年)至李王隆熙四年(公元1910年)，約590 年，值中國的明、清兩朝。這個時期在中國明朝，茶文化形成了第三個高峰，棄團餅而用散茶的泡茶道形成并流行，紫砂茶具獨領風騷。進入清朝，中國茶文化由盛轉衰，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后，茶文化衰弱，茶道低迷。朝鮮前期的十五、十六世紀，受明朝茶文化的影響，飲茶采用散茶壺泡法或撮泡法。飲茶之風頗為盛行。始于新羅統一、興于高麗時期的韓國茶禮，隨著茶禮器具及技藝化的發展，茶禮的形式被固定下來。朝鮮中期以后，酒風盛行，又適清軍入侵，致使茶文化一度衰落。至朝鮮朝晚期，幸有丁若鏞、崔怡、金正喜、草衣大師等的熱心維持，茶文化漸見恢復。

丁若鏞

丁若鏞(公元1762-1836年)，號茶山，著名學者，對茶推崇備至。金正喜(公元 1786—1856年)是與丁若鏞同時而齊名的哲學家，親得清朝考證學泰斗——翁方綱、阮元的指導。他對金石學和書法也達到了極高的水平，對禪宗和佛教有著淵博的知識，有詠茶詩多篇傳世。草衣禪師(1786-1866年)，曾在丁若鏞門下學習，通過40年的茶生活，領悟了禪的玄妙和茶道的精神，著有《東茶頌》和《茶神傳》，成為韓國茶道精神最后的總結人，被尊為韓國的茶圣。

在《世宗實錄》 (公元1454年)里記載慶尚道有6個地方和全羅道28個地方產茶，在《東國輿地勝覽》 (公元1530年)記載慶尚道有10個地方及全羅道有35個地方產茶。慶尚道有3個地方和全羅道18個地方產貢茶。高宗二年(公元1885年)中國茶二次大規模渡海傳入。朝鮮時期產茶遍及朝鮮半島的南部。

鼎盛的李氏朝鮮

朝鮮李朝時期，中國的泡茶道傳入韓國，并被韓國茶禮所采用。韓國茶文化通過吸收、消化中國茶文化之后，進入穩定的發展時期，在民間的茶生活走向衰弱后，反而茶精神發展到了高峰時期。

(五) 現當代茶文化

現當代是指1910年日本并韓至今，值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這個時期，中華茶文化承清末茶文化的衰微，一直持續，直到“文革”跌入最低谷。上世紀 90年代起，中國茶文化開始復興。

在現當代，中國茶文化對韓國茶文化幾無影響，韓國茶文化走著一條獨立發展的道 路，并在近年來，對中國茶文化產生積極的影響。

韓國在日本統治下，全國47所高等女子學校中的大部分學校中都開設了茶道課，但茶文化發展緩慢。1945年光復后，茶文化復蘇，飲茶之風再度興盛，韓國的茶文化進入復興時期。韓國茶人出版了《韓國茶道》 (1973)，建立了茶道大學，創立了多種茶文化團體，近年又創辦了《世界的茶》雜志。

近十多年來，中韓兩國茶文化交流頻繁，韓國“茶學泰斗”韓雄斌先生不僅將陸羽《茶經》翻班譯為朝鮮文，還積極收集茶文化資料、撰述中國茶文化史，奠定韓國茶文化向中國尋根的觀念；百歲茶星、韓國茶人聯合會顧問、陸羽茶經研究會會長崔圭用先生，早在1934年就到中國并僑居8年，深入中國主要茶區，曾來到安徽蕪湖。他潛心致力于中韓茶文化的研究，已逾半個世紀，出版了《錦堂茶話》、《現代人與茶》、《中國茶文化紀行》等書，翻譯了明代許次紓的《茶疏》和當代莊晚芳的《飲茶漫話》等書。崔圭用先生特別重視與中國茶文化界的交流合作，90高齡后，仍四次來中國，令人敬佩。

精于茶道、成就卓著的韓國國際茶道協會會長鄭相九先生譯著《中國茶文化學》，含中國茶道精神、中國茶文化概觀等十二章，內容豐富。近年來，常來中國，率團表演韓國傳統茶禮。還有韓國國際茶文化交流協會會長釋龍云法師、韓國茶人聯合會會長樸權欽先生、韓國茶文化學會會長尹炳相先生、韓中茶文化研究所所長金裕信先生等韓國茶人也紛紛前來中國進行廣泛而深入的茶文化交流，促進了中國當代茶文化的復興與發展。與此同時，中國的一些茶人、茶文化學者如王家揚(原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會長)、陳文華 (江西省中國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余悅(江西省民俗研究中心主任)、董淑鐸(浙江湖州陸羽茶文化研究會會長)、童啟慶(浙江大學教授)、夏濤（安徽農業大學中華茶文化研究所所長）等亦到韓國訪問、進行茶文化交流。

旅居韓國的中國籍茶文化學者、韓國中華茶文化學會會長姜堉發先生，多年來致力于在韓國弘揚茶文化，多次率團來大陸參加各種茶文化活動。鑒于他對中韓兩國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貢獻，被聘為“2002年世界杯韓國外交大使”。在當代，中韓兩國的茶文化交流不僅頻繁活躍，而且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二、中韓日茶文化比較

中國是茶文化的發源地，中國茶文化對韓國和日本的茶文化產生過重要影響，韓國的茶文化也對日本茶文化產生過較大的影響。高麗、朝鮮時期的茶禮、茶具對日本茶道有著積極的影響。在當代，韓、日的茶文化對中國茶文化亦發生良好的影響。東亞三國的茶文化難解難分，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中韓日組成的東方茶文化圈中，韓國的茶文化處于中介的地位，是會通中日茶文化的結合點。要想比較中韓茶文化，離不開拿日本作參照，故而在此以比較中韓茶文化為主，兼及日本茶文化。

(一) 茶文化總體比較

茶文化無論是內涵還是外延都是比較廣泛的，它固然以茶道為核心，但茶道畢竟只是茶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茶文化至少還要包括茶文學、茶藝術、茶館文化、民俗茶文化等。

在日本茶文化中，茶文化與茶道幾乎是同義語，茶文學、茶藝術等全部匯聚在茶道之中，故有日本學者稱日本茶道是“綜合文化體系”。

在韓國茶文化中，茶道(茶禮)是主流，與日本相近。但韓國的茶文學發達于日本，象崔致遠、李行、權近、李奎報、李崇仁、鄭夢周、李檣、崔怡、金正喜等人撰寫許多漢文茶詩和茶文，而日本僅有空海、嵯峨天皇等人撰寫有少量茶詩文，影響較小。

在中國茶文化中，舉凡茶文化的各個方面，如茶道、茶文學、茶藝術、茶館文化、民俗茶文化均很發達。中國的茶館興于宋，普及于明清；民族眾多，地域遼闊，形成了五彩繽紛的地方和少數民族茶俗文化；自唐代至今，有關茶事內容的繪畫、書法綿延不絕；而茶文學更是蔚為大觀，各種文學體裁如詩、詞、曲、賦、銘、聯、小說、戲劇等應有盡有，李白、杜甫、白居易、劉禹錫、元稹、柳宗元、杜牧、歐陽修、范仲淹、蘇軾、蘇轍、黃庭堅、秦觀、陸游、楊萬里、范成大這些中國的一流詩人均撰有茶詩茶詞佳作，《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老殘游記》等古典小說對飲茶、茶道、茶館、茶文化有精彩描述。在中國茶文化中，茶道與茶文學是雙峰并峙，民俗茶文化是異彩紛呈，茶館則是中國茶文化中的獨特風景。

論日本、韓國茶文化可以用日本茶道、韓國茶禮來代替，但論中國茶文化，只談茶 道(茶藝)是不夠的，至少不能忽略茶文學。

(二) 儒，道，釋對茶文化影響比較

東亞三國都屬于儒家文化圈、佛教文化圈，儒、道、釋在三國茶文化中發揮著或輕或重的影響。

在中國茶文化中，就儒道釋在其中發揮的作用而言，道家第一，儒家第二，佛教第三。中國文化是“儒道互補”，儒家在社會人倫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在文化藝術領域，老莊道家影響更大。道家崇尚無為、自然，追求精神的自由和人性的純樸、率真。表現在茶文化中，不象日本、韓國那樣注重茶道的禮儀和形式。中國茶道崇尚自然、簡樸，不拘禮法形式，任運自在，無拘無束，率性而為。

在韓國茶文化中，儒道釋在其中的影響以儒家為第一，佛教第二，道家第三。固然在茶文化的傳播中，新羅、高麗的佛教徒發揮重要作用，但在韓國社會政治和日常生活中，儒家，特別是以朱熹、王陽明為代表的宋明道學起著最重要的作用，朱子家禮被普遍接受，故而韓國的茶道又稱茶禮，儒家禮儀起主導作用，佛道次之。

在日本茶文化中，儒道釋對茶文化的影響以佛教特別是禪宗為第一，道家第二，儒家第三。日本茶文化的傳播者，主要是佛教徒，如最澄、空海、永忠、榮西、明惠上人、南浦紹明，希玄道元、清拙正澄、村田珠光、隱元隆琦等。日本茶道以“禪茶一味”為宗旨，借茶道悟禪道。

在韓國茶文化中起較為重要作用、在日本茶文化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禪佛教，在中國茶文化中影響較小。中韓日茶文化以受主要影響來說，中國茶文化主于道，韓國主于儒，日本主于佛，主于道，道法自然，故中國茶道注重茶的品飲藝術，即重茶藝；主于儒，儒尚禮儀，故韓國茶道注重禮儀，主于佛，故日本茶道歸宗于禪。

(三) 茶道的比較

茶道是茶文化的核心，下面從茶道精神和茶藝兩方面對中韓日茶道進行比較。

1、茶道精神的比較

韓國的茶道精神是以新羅統一初期的高僧元曉大師的和靜思想為源頭，中經高麗時期的文人李行、權近、鄭夢周、李崇仁之發展，尤其以李奎報集大成。最后在朝鮮李朝時期高僧西山大師、丁若鏞、崔怡、金正喜、草衣禪師那里得到完整的體現。元曉的和靜思想是韓國茶道精神的根源，李奎報把高麗時期的茶道精神歸結為清和、清虛和禪茶一味。最后由草衣禪師集韓國茶道精神之大成，倡導“中正”精神。總的來說，韓國的茶道精神即敬、禮、和、靜、清、玄、禪、中正，其中融合了儒道釋的思想，而敬、禮、和、清、中正主要體現了儒家思想。

中國的茶道精神源于陸羽《茶經》 “儉”的思想和釋皎然的“全真”思想，中經裴汶、趙佶，至朱權而集大成。中國茶道精神可概括為清、和、靜、真、儉、淡，老莊道家的思想成分重一些。

日本茶道的精神源于“禪茶一味”，以“一期一會”和“和、敬、清、寂”為根 本。“一期一會”是佛教“無常”思想的體現，而“清、寂”有著濃厚的佛教意味。日本的茶道精神可歸結為禪。

韓國茶道受儒家思想影響最大，故重敬、禮、和、中正；日本茶道受佛教影響最大，故重禪茶一味和清、寂；中國茶道受道家影響最大，故重清、真，返樸歸真，任運自然。

2、茶藝的比較

中國是茶藝的發源地，中華茶藝先后形成了煎茶茶藝、點茶茶藝和泡茶茶藝三類形勢，三者都傳到了韓國和日本。煎茶茶藝在平安時期傳入日本，在新羅統一時期傳入韓國，但煎茶茶藝在中韓日三國都已絕跡。點茶茶藝在高麗前期就傳入韓國，在鐮倉時期傳入日本，是韓國茶藝、日本抹茶道茶藝的基本形式。泡茶茶藝在朝鮮李朝前期傳入韓國，在江戶時期傳入日本，也成為韓國茶藝、日本煎茶道茶藝的基本形式。自明代中期以來，中國僅流行包括壺泡法茶藝、撮泡茶藝和工夫茶藝在內的泡茶茶藝，煎茶、點茶茶藝消亡。但煎茶、點茶茶藝的某些方面仍保留在韓國和日本茶藝里面，特別是日本的抹茶茶藝，主要源于宋代的點茶。

中華茶藝在當代是清一色的泡茶茶藝。日本茶藝以抹茶(點茶)為主流，煎茶(泡茶)為支流。韓國茶禮則以泡茶為主，點茶為次。中華茶藝重茶的品飲、沖泡藝術，韓國、日本重禮儀形式， “工夫在茶外”。這也難怪，韓國地理環境就不適于種茶，日本西南部條件雖好于韓國，但也不是理想的茶的生長環境，故無論是茶的產量還是質量都無法與中國相比，他們不能象中國人那樣可以品嘗種類繁多、風味各異的茶葉，故只能在茶道器具，茶道的程序和禮儀上花樣翻新，日趣繁復。

中國茶道重茶、重藝，韓國茶道重禮、重儀，日本茶道重禮、重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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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以壽

本文原刊《農業考古》2002年第4期，P317-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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