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0歲的楊善洲退休后，卻拒絕組織安排：我要回家鄉去種樹

1963年仲夏，施甸縣城的街口擠滿請愿的學生家長。孩子的課本舊得卷起了邊，可課堂里卻常常只剩下黑板——老師被抽去支農。縣委大院窗外熱浪翻滾，時任書記楊善洲聽完匯報，放下茶碗，話沒多說，卻立刻拍板：“教書育人是正事，老師馬上回課堂。”一句定音，雜音止息。這件“小事”后來被當地老人反復提起，因為它讓許多孩子終于完成了初中，也讓人們發現：這個穿草鞋的書記，對“樹人”與“植樹”一樣執拗。

越是往前翻，他的堅持越發清晰。1944年秋，滇西戰線槍聲震天，20歲的楊善洲挑著糧袋，上百公里山路往返。敵機轟鳴那天，竹筏在怒江中央被炸翻，表弟沉入洶涌江水，最終不治。回到村里，他只說了一句：“國家難，能躲么？”這句糙話沒多少文學味，卻像釘子一樣釘進心口，此后再沒人見他在關鍵時刻退縮。

1951年調擺馬鄉政府，他常常一頭扎進田埂。遇見秧苗長勢弱，他索性卷起褲腿幫著插。一雙草鞋磨破了再補，鄉親們就給他起外號“草鞋書記”。當時有人勸他：“楊書記，您好歹也是領導，留點勁兒。”他笑了笑：“不下地，怎么知道莊稼渴不渴？”這股子不講究的勁兒，持續了整整幾十年。

時間走到1988年4月。云南省委書記普朝柱把他叫到昆明，想給老書記換個輕松崗位。“省人大常委會也缺經驗豐富的人，你來，城里條件好。”面對善意安排，楊善洲沒有猶豫。“我得兌現答應老鄉的事，回施甸，種樹。”話說完，他拎起那個用了多年的舊提包，車票早買好，直奔家鄉。

其實在正式離崗前，他已悄悄跑過大亮山兩次。那片海拔兩千多米的山林，經過多年砍伐，連蒿草都長不高。牛羊嚼光了嫩芽，雨一下便成黃泥水。鄉親們搖頭：“這地方，連野櫻桃都活不成。”可楊善洲心里有數：沒樹，就沒有水；沒水，糧食就指望不上。他要用退休后全部時間，把山變綠。

3月1日，大亮山林場指揮部掛牌。楊善洲自任“不要薪水的指揮長”，帶著十幾個人上山。第一晚，大伙兒住在用樹枝葉隨手搭的窩棚里，夜里氣溫驟降，草席凝霜，有人凍得直哆嗦。他卻打著手電筒挨個查看：“別感冒，再冷也得撐住。”工友調侃，“老書記，你咋比我們年輕人還拚？”他咧嘴笑，“種樹急不得，身體垮了誰干活？”

育苗、整地、壘埂，一鋤一鍬都是力氣活。沒錢修路，他帶頭拉測量儀，自己放線。十四公里盤山道，幾萬人次的土石，全靠肩挑背扛，硬是把成本壓到一萬元左右。副省長黃炳生探訪時心疼不已，批了新屋補貼。木料磚瓦運上山，楊善洲卻把新屋讓給年輕技術員，自己繼續住油氈棚。他解釋得簡單：“我這把老骨頭扛得住。”

造林同時，他惦著林場后路。1992年開始試種華山松、花椒、核桃，第二年見了效益，工人們工資有了著落。林場賬面盈利，卻沒人見他多拿一分。“退休金夠花，再貼補林場也行。”多少人聽了這話，心里發酸。1996年物價上漲，場里硬給他每月加到一百塊伙食補助，他仍把大半讓廚房多買菜，剩下送給病號。

最難的是感情債。妻子張玉珍膽結石住院，正趕造林旺季，他僅在病房守了兩晚就又上山。妻子不怨，只在信里寫：“記得添件衣裳。”2009年，林場資產評估超過三億元，他把經營權無償交回國家。縣里兩次獎給他三十萬，他分批捐了二十六萬：十萬給保山一中，六萬修林場設施，剩下的買樹苗。只給老伴留了四萬，“買點藥，別省。”

有人問他圖什么。他當即回答：“活一天，栽一天樹，山綠了，心里亮堂。”2010年10月楊善洲病逝，享年85歲。出殯那天，大亮山下擠滿了聞訊而來的父老。人們抬著他曾住過的油氈床，擺上他的舊鋤頭、草帽，仿佛那位倔強的老人還要起身上山。

三十多年過去，大亮山綠樹成海，從空中俯瞰，如翡翠覆嶂。春天霧起，松濤滾滾，山腳下的村莊再也不用為飲水發愁，“一人種三畝、三畝吃不飽”的年代已成過往。游人踏歌而來，孩子們在林蔭下背誦課文。人們偶爾念叨起那位老書記，還是會學他當年對工友說的話：“種樹要耐心，做人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