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位智庫學者第一時間解讀王毅外長2026兩會記者會

編者按：2026年3月8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舉行外交主題記者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回答中外記者提問。作為長期追蹤中國外交與全球治理的新型智庫，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14名全職研究人員第一時間解讀相關內容，現將相關內容發布如下：

2026年王毅外長記者會的四重歷史新意

王文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全球領導力學院院長

▲2021年“藍廳論壇”上，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與王文握手

也是有幸多次近距離與王毅外長交流的學者，在全程聆聽了2026年王毅外長的兩會記者答問后，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這不僅是一場信息密集的政策發布會，更是中國外交在“十五五”開局之年向世界發出的戰略宣示。

與往屆相比，今年表述更堅定、邏輯更清晰、格局更開闊，在我看來，有四點尤其值得關注的要旨，一以貫之又層層遞進，勾勒出中國與世界互動的新方位。

一、中國是全球對外政策最穩定的國家，穩定之中國是世界之福

今年記者會開篇，王毅外長便明確強調：“中國外交為動蕩世界提供最寶貴的穩定性和確定性”。這與數年前“保持戰略定力”的表述一脈相承，但站位更高、格局更大。

回望過去多年外長記者會，中國始終重申獨立自主、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十年如一日、一以貫之。反觀西方大國，外交政策隨選舉反復搖擺、戰略承諾朝令夕改。今年中國更直接將“穩定”上升為全球公共產品，明確宣示政策穩定是中國之福，也是世界之福。這種可預期、可信賴、可依靠的大國外交，在當今世界絕無僅有。中國不搞地緣算計、不選邊站隊、不搞陣營對抗，連續36年新年首訪非洲，共建“一帶一路”穩步推進，用行動證明：只有中國，能給世界帶來最長線的確定性。

二、對和平的追求，中國人最堅定；中國勸和促談，貢獻越來越明顯

今年外長記者會對熱點沖突的論述，實現了從“呼吁和平”到“主導促和”的關鍵升級。

往屆記者會上，中方多以“勸和促談、反對火上澆油”表達立場；今年王毅外長系統闡述烏克蘭危機需打開對話大門、加沙必須停火重建、伊朗局勢應避免新沖突，明確提出“ 當務之急是止戰促和”，并點出反對拱火澆油、以斡旋化解矛盾。從俄烏到巴以，再到美以伊緊張態勢，中國 不再是旁觀者，而是和平進程的關鍵推動者、對話框架的搭建者、公平正義的維護者。

“21世紀的國際舞臺不應再上演19世紀舊戲碼”，這句鏗鏘表態，與過去“中國始終是和平倡導者”相比，更具歷史穿透力。事實證明：世界越亂，中國越穩；戰火越烈，中國促和之力越顯擔當。

三、中美關系已止跌企穩，中國越來越具有未來塑造力

今年對中美關系的定調，是歷年最積極、最主動、最具塑造性的一次。

數年前，王毅外長記者會表述多為“避免沖突對抗、妥善管控分歧”，偏重于“守底線、防風險”；去年強調“相互尊重、和平共處”；今年則直接定調：2026年是中美關系大年，提出“拉長合作清單、壓縮問題清單”，并直言“中美誰也改變不了彼此，但可以改變相處方式”。

這一表述極具戰略深意：中美關系已從過去“美方主動、中方被動應對”，轉向中方主動設議程、定方向、塑未來。中國不再被動回應美方施壓，而是以更大格局、更開放態度引領互動邏輯，推動兩國走向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正確相處之道。止跌企穩已成事實，中國的塑造力與話語權，正歷史性提升。

四、兩岸統一越來越近，大勢不可阻擋，更是國際民心所向

對臺灣問題的表述，今年力度最強、法理最足、氣勢最盛，釋放出統一進程加速的明確信號。

往屆多強調“臺灣是中國內政、反對臺獨、維護主權”；今年王毅外長直接以二戰勝利成果、《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聯大2758號決議構筑完整法理鏈條，嚴正指出“絕不允許把80多年前早已光復的臺灣再次從中國分裂出去”，并擲地有聲宣告：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歷史進程不可阻擋。

從“反對臺獨”到“打擊臺獨”，從“爭取和平統一”到“歷史進程不可阻擋”，詞語之變折射大勢之變。國際社會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格局更加穩固，“臺獨”必敗、統一必成，不僅是歷史定論，更是國際民心所向、時代潮流所趨。

總而言之，整場記者會，定力如山、自信如潮、格局如宇。中國外交已站在新的歷史高度：以穩定應動蕩，以和平止戰火，以主動塑大國關系，以決心促國家統一。這不僅是2026年中國外交的總綱領，更是中國式現代化邁向世界的堅定宣言。世界可以確信：一個穩定、和平、自信、統一的中國，必將給人類前途帶來更大光明。

超越“門羅主義”：

中國睦鄰之道如何重塑亞洲地緣邏輯

蔡彤娟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外長所言“多事之秋”指向當前國際體系的結構性動蕩：烏克蘭危機延宕、中東局勢緊張、大國博弈加劇，全球治理體系面臨碎片化風險。在此背景下，亞洲貢獻全球增長60%以上，形成鮮明的“穩定島”效應。這一局面的“來之不易”在于，它打破了傳統國際關系理論中“權力轉移必致沖突”的宿命論，證明了新興大國與周邊國家可以超越零和博弈，構建共生型秩序。

中國堅持的“睦鄰安鄰富鄰”政策及“親誠惠容”理念，本質上是對西方地緣政治學的超越。傳統大國在崛起過程中往往奉行“門羅主義”式的勢力范圍政策，通過軍事同盟體系制造陣營對立，這種排他性安全觀正是地區動蕩的根源。中國倡導“開放的區域主義”，其核心在于：

安全維度：以對話協商替代軍事對抗，通過上海合作組織、亞信會議等機制構建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而非追求絕對安全。

經濟維度：以互聯互通消解地緣壁壘，RCEP生效、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形成深度相互依存的經濟生態系統，使合作共贏成為理性選擇。

價值維度：以“亞洲共同價值”對沖意識形態劃線，尊重文明多樣性，拒絕將自身模式強加于人。

中國將自身定位為“穩定錨”“發動機”“踐行者”三重角色，這一自我認知具有深刻內涵：“穩定錨”強調安全公共產品供給責任；“發動機”凸顯發展動能外溢效應；“踐行者”則表明價值引領的示范性而非強制性。這種定位既區別于霸權國的“領導”姿態，也超越了普通國家的“搭車”心理，體現了負責任大國的角色自覺。

展望未來，面對地區國家政局變動與歷史遺留問題的挑戰，中國需持續以制度性合作固化互信基礎，以發展紅利稀釋安全焦慮，以文明對話化解認同分歧。唯有將雙邊睦鄰關系升華為區域命運共同體，方能確保亞洲長治久安，為全球治理貢獻東方智慧。

從外交里程碑到APEC中國年：全球治理的中國實踐

劉英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

王毅外長在記者會上表示，當今世界，全球挑戰層出不窮，治理赤字更加突出，多邊主義面臨嚴峻沖擊。中國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議正當其時。2025年，中國外交以“全球治理倡議”為標志，實現了從理念倡導到機制構建的關鍵躍升。2026年，中國正以APEC舉辦為契機，啟動從區域合作到全球治理的創新引擎，把建設亞太共同體從目標轉為行動，從藍圖變為現實。

在地緣政治沖突加劇的當下，習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組織+”會議上系統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議，強調“主權平等、國際法治、多邊主義、以人為本、行動導向”五大核心理念，迅速獲得15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響應。聯合國秘書長當場表示，倡議的核心理念同聯合國堅守的信念高度契合。中方牽頭發起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組”相繼在聯合國紐約總部和日內瓦總部成立，各國尤其是“全球南方”國家踴躍加入，推動各國合作發展。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早就是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原則，并在各國產生了共鳴。以基礎設施硬聯通、規則標準軟聯通和共建國家人民心相通，推進各國實現共同發展、共同繁榮。中歐班列運行超過12萬次，連接著歐亞30多個國家400多個城市，不僅是疫情期間的生命通道，更成為共建國家的經濟動脈。

全球治理倡議以務實合作為底座，讓中國猶如“心臟”和引擎，推動“一帶一路”聯通全球。2025年，中國與上合組織成員國貿易額突破了3萬億美元，對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國的進出口增速均超15%，無論是能源合作還是基建規模及本幣結算合作都得以持續深化，這充分印證了“行動導向”從理念走向落地。

“十五五”開局之年，APEC第33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將在深圳舉辦——這是中國繼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后第三次擔綱東道主，也是全球首個以“建設亞太共同體，促進共同繁榮”為主題、聚焦“開放、創新、合作”三大優先領域的APEC峰會。

以促進亞太經濟一體化為目標的APEC，中國APEC年正為站在十字路口的亞太合作重新明確方向、再次凝聚力量、重啟合作引擎。王毅外長指出，我們將構建亞太共同體建設的主要支柱，協調亞太自貿區進程的不同路徑，規劃區域互聯互通的合理安排，大力推動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三大轉型。

深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窗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靚麗名片，粵港澳大灣區的創新前沿，正在向亞太乃至全球展示創新、開放、增長的合作之道。同樣作為國際合作的靚麗名片，踐行“20+8”產業集群的深圳，“十五五”期間其GDP將突破5萬億，深圳外貿總額連續多年位居全國首位，并正以“機器人谷”“金融智谷”等實體載體，成為全球治理倡議的微觀縮影。十公里長的留仙大道創新走廊集聚數百家機器人企業，實現“上午設計、下午打樣”的制造速度和智造能力，與30多個APEC經濟體城市建立了友城關系的深圳，正在推動人工智能、綠色轉型、數字標準互認，推動亞太地區建立智能經濟新形態。

不僅如此，中國正將“全球南方”訴求融入亞太議程。在人工智能治理領域，中國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并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推動發展中國家參與規則制定。這與全球治理倡議“以人為本”“行動導向”一脈相承——不是輸出模式，而是賦能能力。

2025年的上合組織峰會奠定全球治理的制度基礎，2026年的APEC深圳峰會則將檢驗區域實踐效能。在保護主義的回潮、強國霸權橫行的當下，中國正以開放之姿、創新之力、合作之誠，將“人類命運共同體”從愿景轉化為可觸摸的經濟生態。APEC舉辦地深圳的燈火，映照的不僅是城市崛起，更是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希望之光。

大國之大在于利天下：中國開放強音破局逆全球化暗流

敦志剛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

當前，世界經濟遭遇逆風，個別國家大搞關稅壁壘與脫鉤斷鏈，試圖將世界經濟的大海退回到孤立的小湖泊。搞保護主義如同把自己關進黑屋子，看似躲避了風吹雨打，實則隔絕了陽光與空氣。在今年兩會記者會上，中國再次向世界傳遞出堅定且清醒的聲音：面對逆全球化抬頭，中國將堅決抵制保護主義，同世界更好分享發展機遇，引領全球經濟持續穩定增長。

一是穩健前行的中國經濟，是抵御逆全球化寒流的核心動力源。過去五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速達到5.4%，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率始終保持在30%左右，這一比重已超越西方七國集團的總和。作為全球最大的潛在消費市場和最大的新興經濟體，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支撐條件正變得更加完善，持續增長的基本趨勢更加鞏固。在外部環境的劇烈波動中，中國持續以自身發展的確定性應對外部的不確定性，穩步充當全球增長最穩定的壓艙石。

二是普惠包容的中國主張，是破解發展鴻溝、做大全球化“蛋糕”的必由之路。經濟全球化面臨的結構性問題，只能通過更可持續的發展和更公平有效的治理來解決。中國倡導推動各國在開放發展中優勢互補、機遇共享，在利益融合中共同發展、相互成就。這一主張牢牢把握不讓任何一個國家掉隊、堅決遏制貧富鴻溝拉大的核心原則，致力于從根本上消除隔閡，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向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進。

三是擴大高水平開放的中國行動，是捍衛多邊貿易體制、暢通全球產供鏈的關鍵支撐。大國之大，在于利天下。面對割裂全球產業鏈的負面行徑，中國正堅定不移地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不僅全面承擔起“世界工廠”的重任，更深度發揮好“世界市場”的廣闊作用。中國堅定支持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堅定維護全球產供鏈穩定暢通，捍衛以世貿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一個矢志維護公平開放國際經貿秩序的中國，必將為世界經濟實現強勁、可持續增長作出嶄新貢獻。

照亮而不灼傷：大國擔當的新境界

衣英男 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

在2026年3月8日的記者會上，王毅外長以近兩萬字的答問，系統闡釋了中國外交對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斷與未來走向。這場記者會既是政策的宣示，也折射出中國對自身國際角色的深層思考。

基辛格在《外交》一書中曾剖析美國外交傳統中交織的兩種使命：一是成為照亮世界的“燈塔”，二是承擔傳播價值的“傳教士”。這兩種取向深刻影響了20世紀的國際關系。然而，隨著國際格局演變，單純的“照亮”與“傳播”已難以回應這個時代的復雜挑戰。王毅外長的回答展現出中國外交的一種新自覺：我們愿意成為照亮前路的光，但無意成為強加于人的火。

這種自覺首先體現為對“光”的重新定義。王毅指出，“人類的敵人不是彼此，而是戰亂、貧困、饑餓、不公”——這意味著真正的共同挑戰并非文明間的沖突，而是全人類面臨的普遍困境。中國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議、對多邊主義的堅守、對全球南方的支持，都在指向同一個方向：國際秩序應是各國共同守護的家園，而非少數國家的專屬領地。

這種自覺更體現為一種深刻的克制。記者會中反復出現的“不干涉內政”，以及對各國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尊重，勾勒出清晰的倫理邊界。當被問及“大國共治”時，王毅明確拒絕大國壟斷國際事務的邏輯，強調“多元共生才是人類社會本來的面貌，多極共存才是國際格局應有的樣子”。這一立場既源于對歷史教訓的洞察，也體現著中華文明“和而不同”的智慧。

基辛格筆下的“傳教士”使命往往包含著改造他人的沖動。而中國外交的選擇是：豎起一座燈塔，但把航行的選擇權留給每個國家。正如王毅所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已獲得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認同。這種認同并非源于輸出或強制，而是因為它回應了各國人民對和平發展、公平正義的共同向往。

中國無意成為新的“傳教士”，而是希望做和平的守護者、發展的貢獻者、秩序的維護者。這盞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燈，不試圖灼傷任何人，卻為所有愿意前行的人照亮方向。

從“五個堅定”看中國外交的戰略定力與時代擔當

劉錦濤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科研合作部副主任、副研究員、生態金融研究中心辦公室主任

王毅外長用“五個堅定”概括中國外交的基本立場和行動方向，對當前國際局勢、中國發展階段以及未來外交任務進行了一次高度凝練回應。“五個堅定”構成了一個邏輯嚴密、層層遞進的整體，回答了中國要維護什么、反對什么，也回答了中國將承擔什么、走向哪里。其背后展現的是中國外交在世界大變局中的戰略定力、原則底色與歷史主動。

首先，“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體現了中國外交工作的根本出發點。當前國際格局深刻調整，地緣政治沖突升溫，大國博弈外溢效應增強，一些國家以“去風險”“小院高墻”等名義對他國實施遏壓，實際上已經把安全問題泛化、工具化，并不斷擠壓別國的發展空間。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外交守住底線、立足全局，將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作為中國推進現代化建設的基本前提。

其次，“堅定維護國際法治和公平正義”，反映了中國對當今國際秩序失衡問題的深刻判斷。今天世界上很多矛盾的根源不在于規則太少，而在于規則被選擇性解釋、差別化執行。某些國家動輒把“基于規則的秩序”掛在嘴邊，但其所謂的規則往往服務于自身利益，一旦國際法與其戰略目標不符，就繞開聯合國、繞開多邊機制，甚至直接訴諸施壓和脅迫。中國強調維護國際法治，反對國際關系中的雙重標準，反對把強權包裝成規則、把例外當成常態。

再次，“堅定反對一切單邊行徑和強權霸凌”，則帶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近年來，單邊制裁、長臂管轄、技術封鎖、經濟脅迫越來越成為部分國家處理國際關系的重要工具。這種做法表面上是政策手段，實質上是在以實力差異替代國際規則、以集團利益壓制共同利益。中國對此保持鮮明反對，因為這種趨勢如果任其蔓延，世界將重新滑向強者通吃的叢林邏輯。

同時，“堅定恪守并履行應盡的國際義務”，展現出中國外交鮮明的責任倫理。一個大國是否值得信任，不僅要看它如何維護自身利益，更要看它是否愿意承擔與其實力相匹配的國際責任。中國近年來在全球發展、全球安全、全球治理等議題上持續提出倡議、推動合作，實際上正是在以務實方式提供國際公共產品。

最后，“堅定站在歷史前進的正確一邊”，是“五個堅定”中最具方向感和價值感的一句。盡管當前國際局勢動蕩不安，但和平、發展、合作、共贏仍是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盡管個別國家試圖通過脫鉤、對抗、陣營化重塑世界秩序，但開放合作、共同發展依然是絕大多數國家的現實需求。

總體看，“五個堅定”體現了一種成熟的大國外交方法論：以國家利益為根基，以國際正義為原則，以反對霸凌為立場，以履責擔當為路徑，以歷史方向為引領。中國外交既有維護核心利益的堅定意志，也有推動世界走向穩定、合作、進步的寬廣胸懷。

要“人類命運共同體”，不要“某國第一”

徐天啟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國別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員

百年變局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某國第一”，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對人類文明未來發展道路的思考。思辨與反思歷史不難看出，唯有秉持合作共贏的共同體精神，摒棄零和博弈的狹隘民族主義，人類社會才可能走向更加光明的未來。

“某國第一”思維，強調的是一國在軍事上對其他國家的無情碾壓，要求經濟上永遠占據產業鏈絕對優勢地位，本質上要求一國對其他國家持有控制權。顯然，這種目的本身就會導致國際社會變為弱肉強食的叢林競技場，把全球規則視為謀取私利的工具。實踐中，它已經表現為隨意殺害與綁架其他國家政治與商業領袖，施加貿易保護主義陰霾與關稅壁壘、技術領域封鎖與脫鉤、單邊退出國際機構與規則等。世人所見，這些行為導致經濟停滯、百姓流離失所，甚至社會陷入混亂，“某國第一”下的殘忍霸權行徑已經對人類社會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出構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這一理念是對時代潮流的深刻把握，對人類未來相互關系的深邃思考。正如王毅外長所強調，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該理念，就是要向世界表明：“人類的敵人不是彼此，而是戰亂、貧困、饑餓、不公。戰勝這些挑戰，不能靠單打獨斗，不可能獨善其身，必須團結合作、同球共濟。”在自己獲益的同時讓別人也增進幸福，這不僅是中國人長期秉持的“天下為公、世界大同”格局，也是經濟學理論中反復強調的用合作增加共同福祉的本意。

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人類正面臨關鍵抉擇：是零和博弈相互毀滅，還是合作共贏共同繁榮？是互相欺詐隱瞞暴力征服，還是相互尊重學習文明交融貫通？答案很明顯，除了少數極端分子，沒有人希望世界變成毫無底線、沒有規則秩序的叢林世界。正如王毅外長所言，“人類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光明的前途不會自動到來。”中國已經做好準備，同各方攜手努力，不斷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愿景變成現實，希望世界更多的人一起，為這個美好的愿景共同努力。

中國加入APEC35年：推動亞太共同體建設進入新階段

申宇婧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宏觀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員

王毅外長在答中外記者問中提到：“中方全年工作將圍繞一個中心展開，那就是把建設亞太共同體從目標轉為行動，從藍圖走向現實。”2020年11月，APEC第二十七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通過《2040年亞太經合組織布特拉加亞愿景》，該愿景提出要在2040年建成亞太共同體的目標，這是APEC“茂物目標”于2020年到期后，為后2020新階段的亞太發展確定的新方向。2026年作為APEC“中國年”，中國將落實這一愿景，推進亞太共同體建設取得實質性進展，不負世界各國人民對亞太共同體建設的共同期待。

王毅外長還提到：“深圳APEC將聚焦開放、創新、合作三大優先領域，為站在十字路口的亞太合作重新明確方向，再次凝聚力量。”一方面，亞太當下處于變亂交加的特殊時期。大國博弈白熱化、陣營化風險上升、保護主義抬頭、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交織，均為亞太發展增加了諸多變數。然而，APEC是當下為數不多的真正踐行多邊主義的平臺，在當前貿易保護主義與關稅戰興起的背景之下，APEC的重要價值愈加凸顯。當下，我們更應該堅定地維護APEC多邊主義、包容性、開放性的獨特價值，推動APEC成為全球和平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穩定器。

近些年，中國在APEC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逐漸從“融入者、參與者”變為一個不可替代的關鍵角色。尤其是目前美國在亞太影響力逐漸下降的情況下，中國作為亞太以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有責任承擔起促進亞太發展，推動亞太繁榮的重擔。未來，亞太發展不應僅僅追求經濟與貿易自由化，更應該沿著可持續增長與包容性發展的路徑，全面構建亞太共同體。

越過山丘：中美需在實力對等的新現實中重構共處之道

魯東紅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員、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辦公室主任

王毅外長在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將2026年定調為中美關系的“大年”，這絕非外交辭令的修飾，而是基于全球地緣政治周期與大國博弈深層邏輯的精準預判。所謂“大年”，不僅意味著高層交往與對話機制的密集重啟，更標志著中美關系正處于從極限施壓向新常態轉型的關鍵窗口期。在經歷了長期的摩擦與試探后，雙方都意識到，由于彼此體量巨大、利益深層交織，任何試圖徹底改變或取代對方的策略都已失去現實基礎。

這種判斷有著堅實的現實依據。2025年12月，美方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公開承認中美已轉變為“實力近乎對等國家之間的關系”；隨后的《中國軍力報告》更是將中國視為“同等水平的對手”。這種戰略認知的轉向，標志著美方對華政策正被迫從單向壓制的幻覺轉向承認現實后的對等博弈。當實力對比發生根本性變化，如何在高烈度競爭中找到一種長期的共處之道，已成為兩國最迫切的課題。

在此背景下，2026年作為“大年”的深意，在于雙方需將元首達成的戰略共識轉化為可操作的制度安排。王毅外長提出的“改變相處方式”，本質上是對這種力量平衡的理性回應。它要求雙方放棄改造對方的執念，回歸現實主義。不再糾結于價值觀的勝負，而專注于如何帶著分歧共存。這意味著中美要學會把矛盾關進制度的籠子，確保在競爭的同時，守住不爆發沖突的底線。

目前，“議程已經擺在桌面上”更是傳遞出一個強烈信號。中美溝通已告別務虛的喊話，進入實操博弈。中方展現出的積極與開放，實際上是在檢驗美方在承認“實力對等”后，是否具備相應的政治信譽。關鍵在于，美方能否排除其國內政治的干擾，將桌上的議程轉化為具體的合作清單。如果這些議程能逐一落實，2026年將成為中美建立抗干擾危機管理機制的起航之年。

從長遠看，中美關系已進入“縮短問題清單”的實干階段。我們不應幻想通過幾次高層會晤就解決多年積弊，但可以期待雙方在認清彼此實力底牌后，建立起一種基于理性的、可持續的穩定。2026年的標志性意義就在于，如果兩個對等的大國能證明，即便在競爭環境下依然可以談成事，那么這種基于實力的尊重與共處，將成為未來全球秩序最穩定的基石。

中歐經貿超1萬億美元：歐洲對華認知需要一場覺醒

丁壯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員

王毅外長在記者會上用一組扎實數據為動蕩世界中的中歐關系“定了調”：貿易總額超1萬億美元，200多萬歐洲游客免簽來華，歐洲領導人接踵來訪。這不僅是外交的暖意，更是利益的深度交融。然而，數據背后仍有一個根本問題亟待回答：當跨大西洋聯盟的裂痕顯現，歐洲能否真正實現對華認知的覺醒？

王毅外長清晰地指出了中歐關系的本質：“中歐經貿關系的本質是優勢互補，完全可以在發展進程中實現動態平衡。”這句話擊中了當前歐洲對華政策的矛盾核心。一方面，歐洲在科技、貿易等領域追隨“去風險”敘事，對中國投資設置壁壘；另一方面，歐洲在綠色轉型、全球治理、經濟復蘇等方面對中國高度依存。這種“既想合作、又設障礙”的矛盾心態，根源在于其對華認知的偏差：將相互依賴誤讀為風險，將利益交融視為威脅。

更值得關注的是，王毅外長明確提出：“歐洲是多極格局中的當然一極，是維護國際秩序穩定的重要力量。”當美國試圖通過關稅脅迫、能源捆綁、政治分化來削弱歐洲時，中國選擇支持歐洲成為多極世界中獨立且強大的一極。這種支持，既體現在歡迎歐洲領導人接踵訪華的外交姿態上，更體現在對歐投資、市場開放、綠色數字合作等實實在在的行動中。當前，中東局勢動蕩、烏克蘭危機延宕、全球治理赤字加劇，歐洲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獨立的外交空間。王毅外長用“健身房”的比喻向歐洲發出邀請：“我們樂見歐洲的朋友們走出保護主義的‘小閣樓’，來到中國市場的‘健身房’，到這里強筋壯骨，提升競爭能力。”這是中國對歐洲的期待，也是中歐關系行穩致遠的路徑。

1萬億美元的貿易額，是中歐共同利益的壓艙石，但真正的壓艙石是認知的校準。歐洲需要一場認知覺醒：中國的崛起不是歐洲的威脅，而是歐洲實現戰略自主、維護多極秩序的伙伴。當越來越多歐洲有識之士，尤其是年輕一代開始客觀積極地看待中國，中歐關系的未來便有無限可能。

以互利共贏的伙伴關系促進合作交融與多極共存

李佳瑩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員

2026年全國兩會記者會上，王毅外長關于“穩定性源于共同利益，確定性來自互利共贏”等論斷，展現了中國推動構建中歐合作共贏伙伴關系的態度，為百年變局下的中歐關系發展明晰了方向。

破局：以“伙伴”定位消解“對手”

受地緣政治等因素影響，歐盟內部對華認知出現分化，而王毅外長明確的中歐“伙伴”定位，是基于半個多世紀合作實踐的客觀判斷。中歐貨物貿易總額從建交之初的24億美元到2025年的超過1萬億美元，中歐雙向投資存量超2800億美元，中歐班列累計開行突破12萬列等，豐碩成果印證了雙方共同利益遠大于分歧。王毅外長用“走出保護主義的‘小閣樓’，來到中國市場的‘健身房’”的生動比喻，呼吁歐洲摒棄零和博弈的狹隘思維，為其指明了融入中國高質量發展、共享發展紅利的現實路徑。

定力：以互利共贏筑牢關系根基

王毅外長指出，“相互依賴不是風險，利益交融不是威脅”，這一論斷直擊當前全球治理的核心矛盾。中歐經濟總量合計超全球的三分之一，產業鏈供應鏈深度融合，中國始終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持續優化營商環境，對歐洲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不會改變，歐洲也應堅持戰略自主的立場，隔絕“脫鉤斷鏈”的雜音，擴大合作市場，共同維護元首外交成果，為雙邊企業提供公平、開放、非歧視的營商環境，筑牢互利根基。

擔當：以多邊協同共推世界多極化進程

王毅外長明確，“一個健康穩定的中歐關系，不僅將成就彼此，還將照亮世界”。在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的今天，踐行多邊主義，維護聯合國地位和作用，反對陣營對抗，促進多極化發展是中歐的共同擔當。雙方應攜手落實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議，在推動聯合國改革、提高“全球南方”國家發展權保障等領域協同發力，共促多極共存國際格局的形成，為變亂交織的世界注入穩定性與確定性。

“君子和而不同”，中歐作為兩大文明、兩大力量和兩大市場，唯有相互尊重、求同存異，才能為雙方發展的穩定性提供堅實支撐，共同開辟下一個更加互利共贏的50年，并為全球經濟穩定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注入持久動力。

四問日本：中日關系的十字路口與歷史之鏡

吳奇聰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外交主題記者會上，王毅外長就中日關系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臺言論作出回應，以四問揭橥日本右翼勢力突破戰后國際秩序的危險傾向。

高市早苗所謂“臺灣有事即日本存亡危機事態”的論調，本質上是以虛構的安全威脅為借口，為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制造法理依據。王毅外長連發四問：臺灣事務純屬中國內政，日本有何資格介入？中國臺灣地區若發生變故，日本依據何種國際法權源行使自衛權？所謂集體自衛權的擴張適用，是否意味著對和平憲法核心條款的實質性掏空？日本究竟要向何處去？以上四問，直指日本右翼政治勢力的邏輯悖論，亦直指當前日本安保政策轉型對戰后國際秩序根基的侵蝕風險。

從歷史維度審視，高市早苗的言論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日本保守政治勢力長期推動國家“正常化”的延續。王毅外長提及今年恰逢東京審判開庭八十周年。八十年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確立了日本侵略罪行的歷史定論，也奠定了戰后東亞國際秩序的法理基礎。八十年后的今天，當日本現職領導人以“存亡危機”為辭試圖突破和平憲法約束時，歷史的鏡像效應愈發清晰。

王毅外長的回應體現了對中日關系復雜性的辯證把握。一方面，中方對日本右翼勢力的歷史修正主義傾向保持零容忍態度，“已經發展壯大起來的中國和十四億中國人民絕不允許任何人再為殖民張目，為侵略翻案”，這一表述既是對歷史正義的堅守，也是對國家實力自信的彰顯。另一方面，“中日關系走向何方，取決于日方的選擇”，這一表態為兩國關系的轉圜預留了空間。中國人民很清楚：真正需要守住的，不只是兩國關系的表面穩定，更是防止歷史問題再次轉化為現實風險的認知底線。

當前中日關系的緊張態勢根植于東亞國際秩序轉型期的結構性矛盾，然而經濟相互依存的現實邏輯仍在發揮作用。數據顯示，2025年前三季度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同比增長55.5%，說明日本企業界對中日經濟合作需求仍盛。2025年6月10日，日本駐華大使金杉憲治在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區域國別論壇“大使講壇”第十講發表題為“日中關系的未來”的演講時罕見表態：“我國對在那場戰爭中的行為多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這些歷代內閣的立場今后也將是堅定不移的”。與當前高市政府的強硬立場形成微妙反差。人大重陽此前亦多次發聲，處理對日關系要“知其變，治其亂”，強調“現在的中國不是1931年的中國，日本應看清當下中國的實力與決心。”

大國擔當與為民守護：中國斡旋中東亂局的三重深意

龍臣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辦公室主任

美以伊沖突爆發至今已逾一周，如何實現停火、由誰出面促和，依然是擺在各方眼前的未解難題。在此背景下，作為唯一能與沖突三方保持順暢對話的世界大國，中國的立場與行動正日益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

透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外交主題記者會上的表態，可以看出，在如何破解中東僵局的問題上，經過多次沖突斡旋經驗的積累，中國的外交手腕已愈發成熟，展現出負責任大國的擔當。

一、危難時刻見真心：堅守正義，明確支持伊朗正當權益

在沖突升級的危急關頭，中國第一時間亮明態度，旗幟鮮明地反對單邊軍事行徑，堅定維護地區和平與正義。沖突爆發后，中方多次強調，美國和以色列在談判進程中悍然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是不可接受的。在與伊朗外長阿拉格齊的通話中，王毅外長明確表示，支持伊朗捍衛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支持伊方維護自身的正當合法權益，并敦促有關方面立即停止軍事行動，避免緊張局勢進一步升級，防止戰火蔓延至整個中東地區。中國不選邊站隊，始終堅定地站在和平與對話一邊，站在維護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一邊。

二、中國方案顯擔當：勸和促談，做和平的“行動派”

中國并未止步于口頭呼吁，而是迅速展開密集的外交行動。中方目前已先后同俄羅斯、伊朗、法國、阿曼等國外長通電話，明確傳達出中國勸和促談、止戰阻火的真誠意愿。在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外交主題記者會上，王毅外長再次嚴正指出：“拳頭硬不等于道理硬，世界不能退回叢林法則。”他強調，動輒使用武力并不能證明自身的強大，無辜民眾更不應成為戰爭的犧牲品。這種以政治解決為導向的主張，展現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己任的格局與擔當。

三、人民至上暖人心：跨越山海，守護每一位同胞的安全

外交不僅關乎宏大的戰略，更關乎每一個普通人的安危。此次伊朗局勢緊張期間，中國“外交為民”的理念得到了最溫暖的詮釋。沖突發生后，中國駐伊朗及周邊國家使領館迅速行動，派出工作組趕赴各個口岸，為自伊朗撤離的中國公民提供全力協助。與此同時，外交部第一時間啟動應急機制，指導駐外使領館加強與外方溝通協調，并同民航局等主管部門緊急會商，推動航空公司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盡快復飛航班，接同胞回家。無論身在何處，祖國永遠是每一位公民最堅強的后盾。

面對復雜動蕩的國際局勢，中國正以實際行動證明：中國外交不僅是應對挑戰的智慧，更是維護和平的力量。這種獨立自主、主持公道、關心民生的外交風格，正為動蕩不安的世界注入一份寶貴的穩定與信心。

霸權邏輯與多極共存：世界秩序的時代抉擇

金臻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在今年全國兩會外長記者會上，美國記者的提問引人關注。相關問題中提到所謂“中美共治”框架，并追問中國將提出何種方案，以“讓世界確信崛起后的中國無意推翻當前國際體系”。這一系列問題折射出當前美國對華認知中的兩種典型思維：一是以“大國共治”的邏輯理解全球治理，將世界事務簡單歸結為少數大國之間的權力分配；二是以霸權穩定的視角看待中國發展，將中國的崛起預設為對既有國際秩序的挑戰。

這種認知的背后，是美國長期的霸權邏輯。其中，國際秩序常被理解為由世界主導國維持的體系，一旦新的大國崛起，就必然被視為對既有秩序的挑戰者。正是在這種邏輯下，中國的發展經常被判定為“修正主義力量”，中美互動也容易被簡化為零和博弈。

但這種敘事并不符合當今世界格局的演變。中國的發展始終是在現有國際體系框架內推進的，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參與者、建設者和受益者。正如王毅外長所述，“中國絕不走國強必霸的老路，也不認同大國共治的邏輯”，而是始終強調在自身發展壯大的同時承擔更多國際責任，通過合作發展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產品，而不是像某些國家一樣，通過武力或經濟脅迫強行改變他國道路。

當今國際體系正處在深刻調整之中，而正是在這樣的結構性變化之中，中美關系的意義被進一步放大。兩國體量巨大、影響廣泛，既無法改變彼此的存在，也難以脫離對方單獨塑造全球格局。正如記者會上所指出的，中美不打交道只會導致誤解、誤判，而沖突對抗更會殃及世界。如果美國仍以霸權思維理解中國崛起，摩擦與誤判難以避免；如果能夠逐步接受多極共存的現實，中美關系或可從結構性對抗走向更具穩定性的競爭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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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陽投資向中國人民大學捐贈并設立教育基金運營的主要資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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