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楊浦丨革命與文化事業的奮斗者

烽火歲月里，個人理想總與家國命運緊緊相連。方行的一生，便深深烙印著這樣的時代痕跡。他從江南小鎮走出，在上海的風雨中投身抗日救亡與革命事業，于和平年代深耕文化學術領域，書寫了一段扎實而有溫度的人生。

今天，讓我們一同走進方行的故事。

方行

方行（1915—2000），筆名文操，江蘇常州人。7歲時入私塾，后就讀于武進縣立初級中學、常州延陵中學。

1933年，方行離開家鄉常州來到上海，參加了由上海青年會代理的法院招聘考試，被錄用為民事庭錄事。這份工作主要負責判決書刻鋼板、抄寫傳票及出庭記錄等事務，收入微薄卻得以讓他在上海立足，正式開啟了在這座城市的人生征程。

抗日戰爭爆發后，方行毅然投身抗日救亡運動。1937年，他加入抗日團體文化界救國會，同年8月又投身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的工作，以實際行動踐行愛國初心。

1938年，方行進入由當時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出面創辦的社會科學講習所學習。每天晚上，他都沉浸在講習所的課程與活動中，汲取進步思想的養分。這所講習所是中國共產黨面向全社會的重要教育陣地，由王任叔領導、俞沛文具體負責，鄭振鐸等知名學者在此授課。講習所所授知識深深觸動了方行的心靈，使他的革命與進步信念愈發堅定。在講習所期間，方行擔任同學會主席，負責組織同學們開展讀書活動，帶領大家到社會上進行抗日宣傳演出。同時，他還出任《綜合》半月刊、《學習》半月刊的編委，以文字為武器，鼓勵廣大青年熱愛祖國、追求進步，并動員他們奔赴抗日民主根據地投身抗敵工作。

方行與王辛南

1941年，方行加入中國共產黨，并與王辛南結為革命伴侶。王辛南1933年考入滬江大學，畢業后長期從事婦女解放事業。1941年，方行以講習所自籌自辦的進步刊物《學習》雜志記者的身份，首次前往蘇北根據地，在那里見到了擔任新四軍軍長的陳毅，更加堅定了他為革命事業奮斗的決心。

1942年，方行接受組織命令再次奔赴蘇北根據地，負責籌辦江淮大學。出發前，他與夫人王辛南下定決心到蘇北去，就不再回來。但不到一年，組織基于革命工作需要，要求二人利用在上海的社會關系及身份，承擔起掩護中共黨組織機關和電臺的重要任務，夫婦二人毅然返回上海，繼續潛伏斗爭。

1943年初，方行接到新四軍城市工作部領導劉長勝的指示，要求他利用上海的社會關系籌集資金開辦一家小規模的企業，為負責同志來滬提供安全可靠的立足之處，黨組織同時指派了家族經營西藥生意的戴利國和他協作。當時新四軍需要大量藥品，而上海市面上假藥泛濫，方行當機立斷，決定創辦一家西藥制造廠，以解前線燃眉之急。

經過近一年的精心籌備，以生產針劑、片劑、液劑為主的進化藥廠正式開業。

方行夫婦與兒子在愚谷邨121號

藥廠設在愚園路愚谷邨121號的雙開間三層樓樣式房屋內，由時任大賚被單廠總經理陳恒澧擔任董事長，戴利國之父戴振華出任總經理，方行化名為“方鶴亭”擔任經理，共有職工二三十人。藥廠投產后，集中生產新四軍急需的破傷風治療藥物及各類疫苗等，為前線將士的醫療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持。

1945年7月，張執一代表新四軍前往上海聯系吳耀宗、鄭振鐸、嚴景耀等社會知名人士。方行安排張執一住進進化藥廠。抗戰勝利后，中共黨組織決定在上海發動武裝起義，張執一、劉長勝負責領導。劉長勝囑咐方行保護張執一安全，自己則移居別處。在此期間，方行積極配合各項聯絡工作，圓滿完成了保護任務。此后，進化藥廠便成為中共黨組織領導同志頻繁集會、議事的重要據點。

1945年9月，方行夫婦購置了江蘇路永樂邨21號一整棟小樓作為寓所，將全家老小安置于此。與進化藥廠的社會型掩護不同，這里成為中共中央上海局機關的核心所在地，隱蔽工作更為嚴密謹慎。劉曉、劉長勝、錢瑛、劉少文、張執一、張承宗等中共黨組織重要領導人常在此召開會議，商討中央指示、分析上海局勢、制定斗爭策略。每次開會時，桌上都會擺放麻將或撲克牌作為掩護，方行和王辛南則時刻警惕周圍環境，承擔起警衛放哨的職責。

方行（左二）與老戰友合影

抗戰勝利后，上海成為宣傳進步文化的重要陣地，眾多進步刊物紛紛復刊或創辦，方行再度投身文化斗爭前線。1945年10月23日，《新文化》半月刊在中共上海黨組織的領導下創辦。張執一選定周建人擔任主編，方行負責具體編輯工作。刊物的宗旨是為青年解答人生哲理、提供社會科學知識、指引光明的前途。該刊在上海首次公開刊載了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了躲避國民黨特務的嚴密審查，方行將轉載文章以“讀者來信”的形式刊發，標題定為《革命文藝的正確方向》和《文藝界的統一》。而這位“讀者”實際上就是方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內容也是他1944年從蘇北解放區冒著生命危險帶回上海的。該講話的發表在上海文化界引發強烈反響，有力推動了進步文藝運動的蓬勃發展。

1946年春，方行和姚溱在黨組織的安排下籌備創建新刊物。姚溱是方行之前編輯《學習》半月刊時的老搭檔。1946年4月1日，第一次編輯會在大三元召開，夏衍、金仲華、胡繩、梅益、姚溱及方行等出席會議。會議決定刊物定名為《消息》半周刊，每周日和周四出版。作為時效性極強的刊物，它以快速傳遞信息、揭露國民黨黑暗統治、鼓舞人民斗志為己任，迅速獲得廣大讀者的共鳴與支持。然而，反動勢力的打壓接踵而至。1946年5月，《消息》第四期刊登了《米谷同志諷刺上海市政府“警管區制”》的漫畫，激怒了偽警察局局長，刊物遭到警告。7月中旬，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全面內戰，《消息》半周刊因發表了郭沫若、施復亮、黃炎培、梁漱溟等對時局的意見而被迫停刊。

上海解放后，方行投身城市建設與治理工作，曾任上海市工商局主任秘書，并助力籌建上海人民檢察署，為上海的穩定與發展奠定基礎。

新中國成立后，方行歷任上海市檢察院副檢察長、市委政法委委員兼秘書長、市文化局副局長等職。他長期從事文獻書籍的編選工作，先后兼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顧問，市社聯常委及歷史學會理事，復旦大學文博學院兼職教授，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委會副主任，上海圖書館學會會長，上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委員，上海市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委員，市政協文化研究委員會顧問和上海政協之友社常務理事等多項職務，還曾任第一至六屆上海市政協委員，第四至六屆上海市政協常委。

方行和母親、妹妹在中共中央上海局機關舊址前合影

在學術研究領域，方行成果頗豐。他主編了《圖書館雜志》《上海文獻叢書》《中國文化》等刊物與叢書，編撰了《上海當代叢書》《瞿秋白文集》《鄭振鐸文集》《王韜日記》等重要典籍，還在《歷史研究》《經濟研究》《中國史研究》等刊物上公開發表多篇學術論文。

方行一生都在為我國的解放事業和文化事業奮斗。解放前方行從事工商界統戰工作，掩護上海黨組織開展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學術研究上碩果累累，為我國的文化事業做出重要貢獻。

文字：肖琳琳（上海理工大學）

編輯：陳露

資料：區地方志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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