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開局：從愿景到行動 亞太共同體的中國答案

2026年3月8日，在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記者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就“中國外交政策和對外關系”回答中外記者提問。在談及亞太經合組織（APEC）中國年工作時，王毅外長六次提及“亞太共同體”，擲地有聲地指出：“中方全年工作將圍繞一個中心展開，那就是把建設亞太共同體從目標轉為行動，從藍圖走向現實。亞太共同體概念提出已有幾十年時間，但這一概念不能停留在紙面上，不能局限于愿景中。”

這番講話，恰逢中國“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也正值中國第三次擔任APEC東道主的關鍵節點。從2001年的上海，到2014年的北京，再到2026年的深圳，APEC的航程見證了亞太合作的起伏，更見證了中國與亞太同行的初心。展望下一個五年，中國如何攜手亞太各國，將“共同體”從愿景轉化為行動，不僅關乎地區的長治久安，更將為動蕩的世界提供寶貴的穩定性和確定性。

2025年6月25日，夜幕初上的深圳后海片區。（新華社）

根植習近平外交思想體系

中的“亞太共同體”

“亞太共同體”的理念，根植于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深厚土壤，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在區域層面的生動實踐。這一概念并非橫空出世，而是經歷了從意識覺醒到內涵豐滿的演進過程。早在2013年10月，習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出席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時，便首次提出要“牢固樹立亞太命運共同體意識”，為亞太合作指明了精神內核。此后，習近平主席在歷次APEC峰會上不斷深化這一理念：2014年在北京，倡導“共同構建互信、包容、合作、共贏的亞太伙伴關系”；2020年，面對世紀疫情和世界變局，進一步系統闡述“構建開放包容、創新增長、互聯互通、合作共贏的亞太命運共同體”；2023年在舊金山，明確提出“建設開放、活力、強韌、和平的亞太共同體”。

那么，何為“亞太共同體”？它是亞太命運共同體在特定階段的具體實踐形態。根據中方的一貫主張，其核心內涵在于開放、活力、強韌、和平四個維度——開放意味著堅持區域經濟一體化，活力源自于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的創新驅動，強韌體現在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暢通，和平則要求各國相互尊重、協商一致解決分歧。這一概念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局部與整體、具體實踐與宏偉藍圖的關系。亞太地區作為全球經濟最具活力的板塊，構建亞太共同體正是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投石問路、積累經驗的關鍵一步。

關于“亞太”的地理范疇，中國政府及外交部在官方表述中，通常采用廣義與狹義相結合的定義。從APEC這一核心平臺來看，亞太共同體所涵蓋的范圍，包括APEC的21個成員經濟體，即環太平洋沿岸的東亞、東南亞、大洋洲、北美、南美洲的智利、秘魯等國，以及俄羅斯。但在外交實踐和戰略優先級上，中國更側重于西太平洋地區，特別是東盟及其周邊國家，同時積極將合作觸角延伸至拉美和太平洋島國。這一界定，既體現了開放包容的區域主義，也明確了中國周邊外交的優先方向。

中國推動構建“亞太共同體”的硬核實踐

2月10日，2026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一次高官會開幕式在廣東省廣州市舉行。（新華社）

十余年來，中國不僅是亞太共同體的倡導者，更是最堅定的行動派。在政治、經濟、安全等多個領域，中國以務實的舉措，為亞太共同體大廈添磚加瓦。

在政治領域，中國致力于構建互信包容的伙伴關系。中國堅持“結伴不結盟”的原則，通過高層交往和戰略溝通，與亞太各國建立了一大批不同形式的伙伴關系。從推動中日韓合作機制化，到與東盟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中國始終以“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化解分歧、積累互信。特別是與印度等鄰國通過元首會晤引領雙邊關系再出發，落實“合作伙伴而非對手”的定位，為地區穩定提供了關鍵的政治保障。

在經濟領域，中國堅定不移地做區域一體化的主要發動機。推動構建亞太共同體，經貿合作是“壓艙石”，互聯互通是“大動脈”。中國積極推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高質量實施，并與東盟完成自貿區3.0版升級談判，樹立了全球南南合作的標桿。2026年作為APEC東道主，中方將主題定為“建設亞太共同體，促進共同繁榮”，聚焦開放、創新、合作三大優先領域。中國正著力協調亞太自貿區（FTAAP）的不同路徑，推動RCEP與CPTPP等機制的對接融合，同時大力推動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三大轉型，將“綠色絲路”“數字絲路”與APEC議程深度融合。在互聯互通層面，中國致力于打造陸海聯動網絡——從雅萬高鐵飛馳在爪哇島，到中老鐵路讓老撾從“陸鎖國”變“陸聯國”，再到錢凱港在秘魯開啟南美通往亞洲的新航路，共建“一帶一路”與APEC互聯互通藍圖高度契合。中國不僅在物理上拉近了亞太各國的距離，更通過規則、標準等“軟聯通”，暢通了貨物、資金、數據的流動，讓亞太成為全球創新增長的高地。

在安全領域，中國攜手亞太國家共同筑和平穩定的地區屏障。面對亞太地區傳統與非傳統安全挑戰交織的復雜局面，中國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拒絕零和博弈與陣營對抗。中國積極推動南海問題相關各方管控分歧，與東盟國家加快“南海行為準則”（COC）磋商，致力于將南海建設成和平之海、友誼之海、合作之海。中方還通過建立國防部直通電話、開展聯合反恐演練、深化防災減災合作等務實舉措，增進與亞太各國的軍事互信。針對域外勢力在亞太拼湊“小圈子”、煽動集團對抗的行徑，中國堅持通過對話協商解決爭端，反對動輒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主張亞太地區的安全應當由地區國家共同維護。中國以全球安全倡議為指引，為動蕩的亞太注入了寶貴的確定性。

亞太共同體面臨內外雙重考驗

2026年1月13日，在位于重慶兩江新區的賽力斯超級工廠，第100萬輛問界新能源汽車下線。（新華社）

盡管成就斐然，但亞太共同體的建設之路并非坦途。當前的困難與挑戰，既有內部的技術性障礙，也有外部的戰略性干擾。

從內部層面看，亞太地區內部發展水平懸殊，各國在數字經濟、綠色轉型等新興領域的規則標準上存在分歧。如何協調不同發展階段經濟體的訴求，實現“普惠包容”的發展，仍是技術層面的難題。此外，部分歷史遺留問題如領土海洋爭端，偶有升溫，例如泰柬邊境的糾紛等，考驗著地區國家管控危機的智慧。

然而，最大的挑戰來自外部勢力的干擾與對沖。美國的“印太戰略”本質上是對“亞太”概念的消解與替代。美國通過強化“五眼聯盟”、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等“小多邊”機制，以及近幾年甚囂塵上的所謂美日澳菲“小四方機制”（mini QUAD），無不試圖在亞太地區復制北約式的陣營對抗。特別是日本防衛部門提出的所謂“單一戰區”概念，試圖將東海、臺海、南海聯動，打造針對中國的軍事威懾網，嚴重撕裂地區國家間的互信。這種“印太”敘事與“亞太”敘事的博弈，本質上是排他性軍事同盟與包容性區域合作的道路之爭。

王毅外長在記者會上擲地有聲地指出：“多元共生才是人類社會本來的面貌，多極共存才是國際格局應有的樣子。”中國不認同“大國共治”的邏輯，更反對任何將亞太變成“大國角斗場”的企圖。面對美西方在菲律賓、日本等地的軍事部署升級，以及對中國海外利益的無理打壓，亞太地區被“脫鉤斷鏈”和“泛安全化”的陰影所籠罩。地區國家亟待團結自強。

亞太共同體為世界注入穩定與確定性

站在“十五五”開局之年的門檻上，回望王毅外長在深圳APEC即將啟航時的講話，我們更能體會到“從藍圖走向現實”的緊迫感與使命感。展望未來五年，中國應從以下幾個方面發力，攜手亞太各國將共同體建設推向新高度。

第一，以制度型開放深化利益交融。“十五五”期間，中國將持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不僅承擔“世界工廠”的責任，更要發揮“世界市場”的作用。應以上海、深圳等改革開放前沿為窗口，推動RCEP升級和CPTPP加入進程，以關稅的“減法”換取貿易的“加法”，讓亞太各國共享中國超大規模市場紅利。特別是對東盟和亞太發展中成員，要通過更緊密的產能合作與技術支持，彌合數字鴻溝和綠色鴻溝。

第二，以全球安全倡議化解信任赤字。針對美日菲等國炮制的“單一戰區”等軍事概念，中國應高舉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推動“南海行為準則”（COC）盡快達成，將其打造成管控分歧、增進互信的“黃金準則”。同時，深化中老、中柬等雙多邊命運共同體建設，通過實實在在的發展項目，對沖外部勢力的軍事挑撥，讓和平、合作、友好成為亞太的新敘事。

第三，以人文交流筑牢民心根基。下一個五年，中國應繼續優化簽證便利化政策，用好免簽“紅利”，讓更多的亞太游客、學生、企業家走進中國。同時，依托“中非人文交流年”等經驗，在亞太地區舉辦更多元的文化節、青年營、媒體交流活動，讓“亞太共同體”的理念從政府文件走入尋常百姓家。

在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的今天，亞太地區能否繼續引領全球增長，取決于各國能否同舟共濟，而非同室操戈。中國作為2026年APEC東道主，正以深圳為起點，再次向世界宣示：建設亞太共同體，不是一道可有可無的選擇題，而是通向共同繁榮的必答題。下一個五年，中國愿與各方一道，順應平等、開放、合作的歷史潮流，讓亞太這艘巨輪，穿越迷霧，駛向命運與共的光明未來。（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華中科技大學分中心研究員、國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員）

編　　輯：趙瑋

責任編輯：丁盈

設計排版：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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