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獵殺俠女高金素梅，三線作戰背后的刀光劍影

無黨籍“立法委員”高金素梅卷入“助理費風暴”至今風波未平，檢調以涉嫌人頭助理名義詐領補助款、詐領助理費、以及違反醫療器材管理法等理由，派出調查局“國安站”兵分多路搜索，包含住處與“立院”辦公室等無一幸免，約談包括她在內的多名相關人士。檢方以高金素梅違反《貪污治罪條例》諭知以新臺幣100萬元交保，同時限制出境，整體案情隨著偵查仍在發展中，卻已凸顯三線作戰的刀光劍影。

素有俠女之稱的高金素梅涉案引發輿論嘩然，藍營對此無不大聲疾呼政治肅清，甚至仍有綠營盟友堅信人品，整起案件宛如“黨媒檢一體”的生成模式，不僅遭指打壓異己，相關資訊任由媒體曝光，最終再以偵查不公開一筆帶過。事實上，大動員、搞搜索、喂媒體，最后找證據，程序正義不僅倒行逆施，媒體鎖定進行審判，配合制度架構來射鏢畫靶、難道不是朝廷捉拿俠女再羅織罪名？

根據臺灣法律程序，法院尚未進行審判，被約談、被調查甚至被搜索者，皆為“偵查階段的當事人”，應該享有法律上無罪推定保障，不能事前認定有罪。然而，“國安站”作為主辦單位之一，介入普通助理費財務性質案件，跨越常規偵查程序的指揮調度，讓人質疑辦案超越單一違法。高金素梅案件先被認定與“國安”因素掛鉤，在合理性上已對程序正義構成威脅。

執行公權力時應當尊重程序正義，保障“立委”人權與常規偵查原則，“立法委員”在“憲政”架構中代表民意，擁有監督行政與審核預算的基本職權。司法機關（隸屬行政與司法體系）對于“立委”進行偵查，必須極度謹慎并且確保透明一致，一旦司法權被工具化，勢必產生“政治清算”的普遍質疑。

高金素梅案件在偵查尚未完結前，就已透過各種新聞標題與社群推論引爆公眾想象，從“詐領助理費”到“浮報補助款”再到“違法輸入醫材”等密集報道，每個標題帶有強烈指控意味，并在社群媒體上迅速擴散。即便指控在報導時仍屬于偵查階段疑義，當鏡頭語言偏向情緒化與推論式文本，似乎要讓公眾在正式的法庭辯論與證據審查之前，透過議題設定完成“未審先判”。

無黨籍“立委”高金素梅。（臺媒）

司法偵查的公開程序必須按照法規進行，任何提前透過資訊發布或媒體放話手段，可能會對被告產生不利的輿論氛圍，進而踐踏當事人權益。尤其，一旦偵查單位與特定媒體互動頻繁，出現交換資訊來帶風向，包含證人陳述、證物內容以及資訊細節等，不僅會讓檢調的公信力產生質疑，勢必影響審判的公正性，而被貼上“檢媒一家”的負面標簽。

高金素梅的案件中，檢方質疑她以聘雇“人頭助理”，但實際上未在其辦公室任職，或是報支金額無法對應實際服務；而在現行法規框架下，助理及“立委”之間的雇用安排、薪資與工作申報，本就缺乏統一的執行細則與實質審查制度，使得任何助理費的使用在法律上存有模糊地帶，責任歸屬成為制度危機的寫照。

立法機關助理費的預算、核銷與審核標準，本就存在結構問題，過去在相關制度設計對于是否確實“執行業務”、“固定工時”以及相關“勞動界定”等并不明確，導致助理費報支在實務上存在彈性空間。實際上，不僅僅是高金素梅，過去就有其他“立法委員”因助理費爭議被調查或起訴，顯示此類問題具有歷史共業。一旦制度漏洞本身就是爭議根源，責任不應落在個別“立委”身上，而應針對“助理費除罪化”進行改革，以免“立委”誤觸法網或淪為政治金庫。

高金素梅案發展至今，偵查階段即以搜索、約談、交保與限制出境的司法動作引發爭議，當程序仍未走完，輿論早已分出陣營；當證據尚待法庭驗證，媒體卻已搶先審判；兩權制衡，也在情緒動員中失去邊界。倘若制度漏洞未補，卻以個案接連祭旗，不僅難昭公信，恐怕無助改革。這場俠女與朝廷之爭，終將淪為權力與敘事角力，而非正義實現。

來源：作者為臺灣學者，本文由“郭茂辰海峽傳真”公眾號編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