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四層生計壓力，大齡返鄉民工“退而不休”

【文/觀察者專欄作者 黃麗芬】

因2022年全國多地出臺建筑業清退令，禁止60周歲以上男性及50周歲以上女性進入施工現場作業，超齡農民工問題引起廣泛關注。

2023年開始，中央一號文件連續4年關注大齡農民工問題：2023年明確“維護好超齡農民工就業權益”，2024年要求“做好大齡農民工就業扶持”，2025年進一步提出“加強大齡農民工就業扶持”，2026年強調“加強大齡農民工關愛幫扶”。

文本截自《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錨定農業農村現代化　扎實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意見》

可以發現，政策對象從超齡農民工拓展至大齡農民工，范圍明顯擴大；政策要求從“維護好”到“做好”再到“加強”，力度不斷提高；政策內容從“就業權益”到“就業扶持”再到“關愛幫扶”，目標不斷深化。

今年的全國兩會上，農民工群體依舊受到關注。全國政協委員郭代軍就表示，希望能保障農民工工資社保，不要讓農民工“老無所依”。3月7日的民生主題記者會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王曉萍表示，十五五期間將落實好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機制，全面落實農民工工資支付保障制度。

這些變動，一方面反映政府持續加強對大齡農民工的關注和政策支持力度，另一方面也說明大齡農民工是重大民生問題。而生計問題又是大齡農民工群體最突出問題。

本文以縣域大齡返鄉農民工為主體，從生計壓力和生計機會兩個方面展開分析。

一、“退而不休”：大齡返鄉農民工的生計壓力

如中老年農民一樣，大齡農民工也沒有退休概念，因在大城市找不到合適務工機會而返鄉后，他們并沒有“躺平”，而是尋找各種經濟機會繼續勞動。這里面既有勤勞節約、“活到老干到老”的勞動觀念，更因為他們有較大的生計壓力。

需要指出，這里的生計壓力不是日常吃用等基本生存意義上的壓力，而是與家庭再生產相關的經濟支出壓力。具體來說，大齡返鄉農民工的生計壓力主要來源于四個方面：未完成的人生任務、托舉子代家庭、自我養老儲蓄，以及村莊人情往來。

先說未完成的人生任務帶來的生計壓力。

根據定義，大齡農民工年齡在50歲以上，他們中的相當一批要么沒有完成人生任務，要么因為人生任務而背負債務，在剛性支出壓力下，他們不得不“退而不休”。而所謂人生任務，包括兩個部分：“生養”和“死葬”，其中，生育、養育和教育子代并幫助其結婚的經濟壓力巨大。

因適婚人口性別比失衡導致的男性婚姻擠壓、婚姻市場的區域性擠壓等，導致“談不到”“娶不起”“穩不住”成為影響中西部普通農民家庭至深的婚姻困境，為了完成人生任務，父母們在極大的經濟壓力下進行“婚備競賽”。彩禮、婚房、婚車、三金五金、上下車、婚照婚儀、改口過橋等費用，不僅掏空了大齡農民工的多年積蓄，有的還需要舉債，提前預支未來勞動所得，巨大的婚備壓力使得“因婚致貧”甚至成為不少大齡農民工的真實寫照。

而且，人生任務壓力下的勞動是焦慮的、緊迫的、不確定的，“任務沒完成就要不停干”。

資料圖：央視三農

再談托舉子代小家庭帶來的生計壓力。

家庭再生產分為簡單家庭再生產和擴大家庭再生產兩種：前者的家庭再生產目標是圍繞人生任務進行的“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后者的家庭再生產目標則與城鎮化、教育提升、階層躍升相關，需要調動更大范圍家庭資源，實現家庭合力最大化。用大齡農民工的話說就是，“完成任務扶上馬不算好，還要送一程”。

當前我國農民家庭正通過“一家多制”通向城鎮化目標，在幫助子代落腳縣城的基礎上，大齡農民工們還需要為子代小家庭在城市體面生活、完成職業和身份轉換，也就是扎根縣城而努力。

具體來說，他們對子代小家庭的托舉包括4個方面：

首先是直接的經濟輸送，在孫代教育和房貸甚至是日常生活費上貼補； 其次是實物輸送，大齡農民工將耕地所得的米面油、肉蛋奶等送到縣城，用以減輕子代支出壓力； 再次是勞務代理，通過幫忙做家務、帶孫輩等保證小夫妻勞動力的充分且安心就業，也因此，大齡農民工變成“老漂”； 最后是關系代辦，當前農民家庭多沒有正式分家儀式，即使子代早已結婚生子，但并未親自參與人情往來，而是由父母代為打理。

正因為子代小家庭扎根縣城具有不穩定性，大齡農民工即使已經完成任務，也要為扮演好“輔助者”角色做準備，現實狀態是既“操勞”又“操心”。

然后是為自我養老儲蓄的壓力。

大齡農民工大多有著“老無所依”的焦慮，提前準備好養老錢是徹底干不動之前的奮斗目標。

一方面，在其務工歷程中，一代農民工的主要目標是掙錢帶回家，有的因企業避責，有的因農民工自己不愿意，他們中大部分沒有完成職工社保繳納，而在中西部縣域城鄉居民養老保險每月到手只有200元左右，無法支撐養老費用。

另一方面，子代小家庭城市化遭遇資源緊張，在養老反饋上，不僅難以親自照料，而且可以預見經濟支持力度也有限，養兒防老預期被打破，自我養老已成事實。

從而，在完成人生任務后，大齡返鄉農民工大多為自養做準備，有的打算60周歲之前存好錢，補繳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為60歲以后每月拿1000元左右養老金而努力，有的為自養積極儲蓄，話語是“手中有糧，心里不慌”。

資料圖：新華社

最后是村莊人情往來的支出壓力。

雖然大齡農民工返鄉過程具有階段性和反復性，但他們中的相當一批將最后落腳點定位在老家農村是確定的。在回鄉養老預期下，大齡農民工會積極主動維系人情關系，而這需要較大經濟支出。

近幾年雖然各地農村在整治無事酒、移風易俗上取得一定效果，農民人情負擔有所減輕，但仍然較重，每年家庭人情開支大幾千及以上是普遍現象；在子代接手之前，為了保證正常的人情往來，大齡農民工也不能“躺平”。

總結來說，在勞動性質上，縣域大齡返鄉農民工的“退而不休”與普通農村老人樸素的勤勞差異巨大：

普通農村老人的勤勞，是自養狀態下的主動勞動，休閑面向突出、負擔面向較弱，是無壓力狀態下的自我驅動，是“不想休”，用老人的話說就是，“做習慣了，動一動更健康、更快樂”；

而縣域大齡返鄉農民工的“退而不休”，是生計壓力下的“不得不做”，是家庭再生產壓力加大、勞動力市場接受度降低二者張力的產物，是“不能休”與“被退”的結果，負擔面向突出。

二、縣域大齡返鄉農民工的生計機會

大齡農民工的返鄉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分層沉淀，繼續在盡可能大的城鎮市場尋找務工機會，延遲最終返鄉時間，增加經濟積累；二是再次進城，勞動力市場變現能力弱化、子代家庭訴求強烈時，大齡農民工選擇進城帶孩子；三是徹底返回老家農村養老。所以，大齡農民工返鄉，并不是從大城市直接到小農村，而是一個漸進過程，一方面從整體看是逐步退回的，另一方面從階段看是城鄉往返的。

在這個復雜過程中，退回家鄉縣域是一個重要節點，他們需要依托縣域經濟空間獲取生計機會，而這包括鄉村經濟空間和縣城經濟空間兩類，前者由農業生產及與農業生產、農民生活相關的業態構成，后者主要由縣域工商業構成，鄉村經濟空間有限、中西部縣域工商業體量不足是影響大齡返鄉農民工生計機會的兩大限制性因素，在此影響下，許多大齡返鄉農民工形成“務農+務工”的靈活兼業模式。

鄉村經濟空間有限，主要包括3個層面。

一是農業收益有限，在“人均一畝三分地”格局下，大齡返鄉農民工很難通過務農解決生計壓力。

因為前期長期務工，大齡農民工家庭的承包地要么轉租給村中“大戶”“中農”或“職業農民”，收轉回來耕種可能沒那么方便；要么長期荒蕪、再次耕種難度大，因此部分大齡返鄉農民工選擇繼續轉租出去，自己只種個菜園，降低日常買菜開支。

同時，村莊耕種秩序已然成形，一方面大齡返鄉農民工很難在短時間內流轉到適度規模的耕地，另一方面一個村莊范圍內大齡返鄉農民工數量，遠多于耕地可承載的適度經營戶數，從而即使能夠流轉到合適的耕種面積，也僅限于個別人。對大多數大齡返鄉農民工而言，種植小面積土地的收益遠不夠解決問題，還需要外出尋找更多就業機會。

二是農業現代化經營中的土地大規模流轉、現代農業服務市場的進入，導致部分返鄉農民工無地可種。

在設想中，土地大規模流轉后農民可以進入農業企業成為雇工，拿到租金和工資兩份收入。然而，現實情況是，農業企業出于專業管理、節約成本等，往往盡可能減少雇工量，少量農業務工機會并不足以滿足大齡返鄉農民工的需求；同時，農業雇工具有季節性，忙閑不均、不穩定性強，從而總收入并不高。

三是鄉村非農務工機會減少。

鄉村非農務工機會主要來自鄉村建筑、鄉村工業和鄉村第三產業。在鄉村建筑方面，隨著城鎮化進程推進，農民返鄉建房數量降低，從而就業機會減少。在鄉村工業方面，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大多中西部普通農村的集體企業要么轉制，要么停工，整體上鄉村工業就業機會有限。在鄉村第三產業方面，雖然鄉村振興中農文旅融合等項目吸納了一批農村剩余勞動力，但上馬這類項目的主要是少數亮點村，多數普通村莊缺少此類就業機會。

1月24日，在安徽省亳州市體育館，求職者在2026年“春暖農民工”服務行動啟動儀式專場招聘會上尋找適合自己的就業崗位。 圖源：央視新聞

而在中西部縣域，工商業體量不足，又導致兩個層面的問題：

一是正式工作機會對大齡農民工的擠出效應。

雖然相較于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縣域工業體量較小，但縣城及周邊仍有相當數量的工商業工作機會，包括工業園、工廠、商場等。但是，縣城正式工作機會往往被年輕陪讀媽媽、縣城及縣郊村的勞動力占據，與他們相比，大齡農民工在腦力體力、社會資本等方面沒有優勢。從而，只有少數大齡農民工能在家鄉所在縣城找到正式工作機會。

二是非正式工作機會的不穩定性。

大齡返鄉農民工中的多數在縣城從事非正式工作，工作類型包括保安、保潔、保姆、臨時工、日結小工、小攤販、洗碗工、服務員、搬運工等。整體來看，這些工作有4個特點：

首先是進入門檻低，對工作技能要求不高，工作機會相對豐富，大齡農民工可以根據情況進行選擇。

其次是工作強度大、工作環境欠佳。以飯店洗碗工為例，不僅要求長時間站立，而且手部長期浸泡水和洗滌劑，身體消耗極大，長期堅持難度大，所以很多縣城小飯店常年招聘洗碗工。

再次是不穩定性強。有的是季節性強，如每年端午、中秋和春節前的大量臨時用工，節假日一過就銷聲匿跡；有的是市場不穩定，產業轉移后，縣城有一批來料加工的小作坊入駐，吸納了大量縣城勞動力，但這些小作坊對訂單依賴度高，如沒接到訂單就暫時歇業，而且存在拖欠工資和跑路風險。此外，近些年縣城城市面貌治理壓縮了小攤販的生計空間，安全生產治理又關停了一批“三合一”場所，提高了小作坊經營成本，部分小作坊因此倒閉。

最后是工資水平相對較低，除小攤販外，相當一批縣城就業的大齡返鄉農民工平均月工資不到3000元。門檻低、強度大、工資低進一步加強了這些工作的不穩定性。

整體來看，在鄉村經濟空間有限、中西部縣域工商業體量不足的綜合影響下，縣域大齡返鄉農民工的生計模式有兩個突出特點：

一是兼業性。

雖然農業收益有限，但一方面務農可以節約生活開支，且時間占用并不多，另一方面是大齡農民工為后面徹底返鄉養老做準備，所以相當一批大齡返鄉農民工不會放棄務農。但僅靠務農又無法化解生計壓力，必須輔以多種形式的務工，從而形成了“務農+務工”的生計模式。至于務農和務工哪個為主，情況十分多樣，大齡農民工往往通過比較二者收益關系做出調整。

兼業性還體現在務農和務工兩部分內部，耕種自家承包地的同時，還在周邊尋找農業雇工機會、鄉村非農務工機會，在縣城務工的時候，有的經常更換工作類型，有的同時打幾份工。

二是靈活性。

縣域社會是一個擴大的熟人社會，雖然工作機會總量不足，但借用各種社會關系可以獲取多元工作信息，大齡返鄉農民工根據農時、市場的變動快速調整工作崗位，靈活穿梭在縣鄉村各種經濟空間中。

很顯然，靈活性的背后是高度不穩定性，而這對大齡農民工可能帶來兩個影響。首先是隱性失業問題，在就業機會總量不足前提下，頻繁更換工作意味著經常性的“無事可做”。其次是勞動權益受損問題，大量短期臨時工作中，一方面是基本工作權益無法保障，如工傷事故處理糾紛，另一方面是工資拖欠問題，現實情況是，即使明知工資拖欠風險較高，大齡農民工還是選擇接活，因為“一時間找不到別的活干，不干絕對沒錢，干了還能拿到錢，只是討薪累點”。

江西省贛州市贛縣區農民工在參加招聘會 圖源：新華社

三、相關政策建議

針對大齡返鄉農民工的生計壓力，縣域政府可重點從以下幾個方面開展關愛幫扶工作：

首先，持續開展移風易俗工作，整治天價彩禮、儀式大操大辦、無事酒等事項，減輕農民家庭再生產壓力。

其次，持續加強社會保障支持力度，為大齡農民工提檔補繳城鄉居民養老保險提供便利渠道。同時做好鄉村公共養老服務，為大齡農民工解決“后顧之憂”提供助力。

再次，加強大齡農民工就業支持力度。結合大齡農民工靈活就業特點，一是增加對散工、日結工等不穩定市場從業人員的社會關懷力度，在工傷糾紛解決、欠薪政治等勞動權益保障方面提供及時且有力支持，打造縣域零工市場，提高工作信息的可獲得性；二是為“地攤經濟”“煙火經濟”等非正式經營形態保留空間，在強化管理的同時為大齡農民工獲取經濟收入留有渠道；三是通過家政培訓、資格認證與發放等為大齡農民工進入更多元職業領域提供指導。

最后，鄉村振興政策應該將大齡返鄉農民工生計問題及其可持續性納入考量，例如在農地和宅基地政策上為大齡農民工保留返鄉退路，在農地上避免一刀切式地推進大規模流轉，在宅基地上保留一定冗余空間，讓“回得去的老家”為大齡農民工提供歸屬感和穩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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