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松本清張的小說里看見昭和日本

作者：蔣豐 來源： 日本華僑報

有的時候，一個時代最真實的面孔，并不一定在史書里，而往往藏在文學作品之中。最近，我讀到日本評論家、明治大學國際日本學部副教授酒井信所著《松本清張的昭和》（講談社現代新書，2025年12月第一版），忽然意識到：如果要理解日本昭和時代的社會結構與精神氣質，松本清張或許是最值得閱讀的一位作家。

松本清張在日本文學史上有一個幾乎被“固定化”的稱呼——“國民作家”。但這個稱號并非輕易得來。戰(zhàn)后日本文學群星璀璨：川端康成以纖細的美學書寫人性的孤寂，大江健三郎以哲學式的文學探討現代精神危機，三島由紀夫則以強烈的個人主義和悲劇意識震動文壇。然而，在大眾讀者層面真正形成廣泛社會影響的，還有像松本清張、司馬遼太郎、山崎豐子這樣一批“以社會為題材”的作家。這里，我要寫上一句贅語：三島由紀夫十分高傲地認為松本清張的小說“根本就不叫小說”。

如果說司馬遼太郎擅長從歷史中尋找日本民族性格的根源，山崎豐子擅長揭示企業(yè)與權力的暗流，那么松本清張則幾乎是把整個昭和社會搬進了小說之中。

酒井信在書中提出一個頗有意思的觀察：松本清張的小說，不僅僅是推理文學，更是一種“昭和社會的記錄”。理解這一點，則必須從松本清張的個人經歷談起。

松本清張1909年出生于北九州的小倉。家庭貧困，高小畢業(yè)后無法升學，有幸的是進入了《朝日新聞》九州分局工作。有幸中的“不幸”是，他當時那個學歷水平是不能當編輯記者的，只能在印刷廠當排字工。但是，我始終認為，對于人生成長來說，有兩個東西特別重要：一個是成長期的氛圍，一個是成長期的舞臺。松本清張在這里工作，每天耳濡目染的是社會新聞與政治事件以及編輯記者的觀察能力和寫作方式，這對他日后的寫作方式不可能沒有深刻影響的。

寫到這里，必須要寫一個插曲。喜歡讀書的松本清張，1929年3月曾從朋友手中購買了一本被稱為“無產階級的文藝雜志”。遭人舉報后，因為“涉嫌赤色”，被送到小倉監(jiān)獄拘留了兩個星期。釋放回家后，他父親把他所有的藏書一把火焚毀，禁止他繼續(xù)讀書。誰也不會想到，松本清張一生寫的所有小說里面，都有“警察的形象”。這是我從他自己寫的傳記《半生之記》以及紀實小說《打呼嚕》中看到的。

或許正因為這樣，當松本清張在上個世紀50年代進入推理小說領域時，他寫的并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偵探故事。

相信很多讀者都會有這樣的感覺：在歐美推理文學中，犯罪往往是一種邏輯游戲：偵探通過推理找出兇手，讀者享受智力上的快感。但是，在松本清張的小說里，犯罪往往是社會結構的產物。

比如，松本清張的名作《點與線》，看起來是一樁復雜的謀殺案，但案件背后卻是官僚體系中的權力腐敗；而另一部代表作《砂之器》，表面上是警察追查兇手的故事，實際上卻揭示了日本社會長期存在的身份歧視問題。也正因為如此，日本評論界常有一句評價：“松本清張不是在寫犯罪，而是在寫社會。”

酒井信在《松本清張的昭和》中指出，清張作品最重要的價值，在于它完整記錄了昭和時代的社會結構：戰(zhàn)后的貧困與混亂，高度經濟成長帶來的欲望膨脹，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之間復雜而隱秘的勾連。

換句話說，如果把日本昭和時代看作一部宏大的歷史劇，那么松本清張的小說，就像是這部歷史劇中那些最真實、也最陰暗的幕后場景。

正因如此，他的讀者群極為廣泛。從普通上班族到家庭主婦，從出租車司機到公務員，許多人都能在他的小說中看到現實社會的影子。這既是他被稱為“國民作家”的真正原因，也是當年“推理小說熱”驟然升起。

當然，松本清張的創(chuàng)作時代，大多集中在昭和中后期。那正是日本戰(zhàn)后經濟高速增長的年代，社會表面上繁榮穩(wěn)定，但在這種繁榮之下，隱藏著許多復雜的社會矛盾。官僚腐敗、企業(yè)利益、階層差異、社會歧視——這些問題在清張的小說中反復出現。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松本清張的小說，更像是一種“文學形式的社會調查”。

松本清張以記者的眼光搜集現實素材，又以小說家的方式構建故事結構，從而使作品既具有閱讀的吸引力，又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性。因此，當今天的人們回望昭和時代時，松本清張的小說往往被視為一種特殊的歷史文本。它不是史書，卻比史書更接近社會的真實肌理。

對于中國讀者來說，我覺的閱讀松本清張其實也具有特殊意義。近幾十年來，中國讀者對日本文學的了解，往往集中在“純文學”領域，例如川端康成、村上春樹等人。但如果希望理解日本現代社會的運行方式，僅僅讀這些作品顯然是不夠的。還好，近年來中國大陸的南海出版公司、新世界出版社、重慶出版社等等翻譯、出版了不少他的作品。

信筆至此，再提一件往事：1983年，松本清張曾經受邀訪問中國。當時，中國文聯(lián)主席周揚、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馮牧會見了他。他當場提出：“文學作品應該以有趣為第一的”。中方對他的回答是：“文學作品是應該以水平來評價的。”

酒井信在書中提出一個頗有啟發(fā)性的觀點：松本清張的小說，其實構成了一種“昭和精神史”。在這些故事里，人們能夠看到那個時代的欲望、恐懼、野心與不安。如果說歷史書記錄的是國家與制度，那么小說記錄的則是人心。

而理解一個時代，最終還是要回到人心。也許正因為如此，當人們今天重新閱讀松本清張時，仍然會發(fā)現，那些發(fā)生在昭和時代的故事，似乎并沒有真正遠去。最近，65歲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就眾議院大選獲勝后給自民黨籍議員每人發(fā)放3萬日元禮品券的問題，一方面承認這種做法是“不當”的，另一方面則表示自己這是受到昭和時代“社長大叔”們的影響。

如果最后可以講一點八卦的話，那就是有一位女粉絲結識松本清張后，全然不顧他身有妻兒，表示“非他不嫁”，誓要“夫人之座”。作為“愛妻家”的松本清張自然無法同意，這位女粉絲就到正在寫松本清張傳記的日本尼僧作家瀨戶內寂聽那里拼命“吐槽”，以致瀨戶內寂聽最后放棄了這本傳記的寫作計劃。而松本清張則說自己因此認識了一位“惡女”，并說從那以后自己作品中出現的“惡女形象”都是緣于這位“惡女”，他把這位“惡女”視為自己的“恩人”。（2026年3月8日寫于日本東京樂豐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