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萬人進去，4成沒出來：太原這座工程隊，鬼子最見不得光的地方

在太原市杏花嶺區新開南巷27號的院子深處，有兩排不起眼的舊磚房。

灰撲撲的人字頂，木柵欄式的窗戶，看起來像是廢棄多年的倉庫。但就在八十多年前，這里叫“太原工程隊”——一個聽起來毫不起眼的名字背后，是日軍在華建立的戰俘集中營中，唯一保留了原址原貌的地方。

1938年6月，日軍侵占太原不久，在小東門內的東北城墻角，圈了三百畝地，把原來閻錫山炮兵部隊的營房改成了集中營。大門口掛的牌子寫的是“工程隊”，內里卻是日軍華北方面軍第一軍直轄的俘虜收容所。

七年間，這里先后關押過六萬多人。

六萬，是什么概念？把這些人排成一隊，能從太原排到陽泉。

他們當中有八路軍干部、游擊隊員，也有晉綏軍和國民黨中央軍的官兵。最多的時候，一萬人擠在這三百畝地里，少的時候也有三千人。這些人被編成“天、地、人、財”四個字號，每字一千人，從此沒了姓名，只有一個數字符號。

有一個叫肖平的八路軍戰士被關進去的時候，親眼看見一個二十來歲的戰俘，餓得精神失常，竟然趴在廁所里吞食大便。他后來回憶說，那不是人待的地方。

吃的是什么？豆餅、麥麩、黑豆，摻了砂子的霉爛小米。一天兩頓，上午一碗稀粥，下午一個三兩的饃饃，半碗鹽水菜湯。偶爾有點油水，也輪不到普通戰俘——先被管理人員、衛兵、炊事員開了小灶。

住的是什么？沿墻根的一溜地鋪，枕的是磚頭，墊的是谷草，蓋的是破爛不堪的臟軍毯。冬天門窗結著薄冰，凍死人常有；夏天悶熱得像蒸籠，空氣污濁得喘不上氣。幾百人擠在一間大屋里，腳對著腳，像羊群一樣依偎著，翻個身都難。

那個地方有個“病房”，名義上是給病號治療，實際上是待死房。只要被送進去，就別想活著出來。日軍每天都要巡視宿舍，看見誰臥床不起，就說怕傳染，強行拖進去。里面每天都有死尸被拉出來，用平板車運到北城墻根下的一片洼地——那里是萬人坑，埋了一層又一層，腳踩下去都是虛軟的，一锨下去就能挖出尸骨。

日軍嫌死人太慢，還要“廢物利用”。

1942年7月26日，太原小東門外賽馬場，220名戰俘被拉出來，給剛來的日本新兵當“活靶子”練刺殺。八月初，又殺了120人，其中50人是抗日大學的女學員。當年參與屠殺的日本戰犯住岡義一后來交代，這些戰俘是從“晉冀魯豫邊區掃蕩作戰”中被俘的八路軍干部和學生，一共340人。

還有的被送去當勞工。太原城里修馬路、修機場，陽泉、靈石的煤礦，甚至河北、東北的礦井，都有這些人的影子。他們被押著日以繼夜地干活，餓死的、累死的、凍死的，不知多少。

可是就在這樣的地方，共產黨人還是扎下了根。

1941年，劉侵霄、李滋、李一夫這幾個共產黨員在集中營里秘密成立了黨支部。他們收買了中國籍翻譯陳財和醫療室的醫生陳躍庭，開始了一場看不見的戰爭。

開假病歷，釋放同志；換情報，掌握日軍動向；換班長、換炊事員，逐步把八路軍戰俘安插到關鍵位置。那個叫李滋的，本來是被俘的決死隊干部，被日軍指定當了“工程隊”隊長。外人看來是漢奸，暗地里卻用這個身份保護了不少人。

有一次，一千五百名戰俘被押往唐山做勞工，火車上突然暴動，一千多人跳車逃跑，大部分回到了抗日根據地。還有一次，一千人被送往撫順煤礦，火車快到山海關時，骨干分子發動嘩變，不少人趁亂脫身。

那個叫肖平的八路軍指導員，1941年9月的一個夜晚，從北門外電燈廠的工棚里翻墻逃跑。他從房頂跳下，摔傷了腰腿，被兩個戰友輪流背著，躲過日軍搜捕，在汾河邊的一個草庵子里藏了九天。種菜的老人張巨華，自己窮得叮當響，每天給他煮南瓜吃，背著他上廁所。后來老人說，都是中國人，還能害中國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太原工程隊”終于關門。但七年間，到底有多少人死在這里，已經沒人能說清。日軍戰俘營的死亡率，盟軍戰俘在德國是1.2%，在沈陽是16%，而中國戰俘在華北，高達40%。

幸存者張開明老人后來回憶，他們睡的大通鋪，南北兩側的水泥地臺比過道高出七八厘米，那就是床。七十年后他去看舊址，那兩排牢房還在，水泥地臺還在。

2007年，太原市把這里定為文物保護單位。2011年，又升格為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如今，這兩排舊磚房是全國唯一保留下來的日軍戰俘集中營原址。

石家莊的南兵營沒了，濟南的“新華院”只剩一座辦公樓。只有太原這里，還留著當年的牢房，當年的老虎窗，當年的木桁架。

有時候我想，為什么要保護這些破房子？是因為它們不說話，卻比任何文字都更有力量。它們就站在那里，提醒每一個路過的人：曾經有一群人，在這里像牲口一樣活著，像牲口一樣死去，只因為他們是中國人。

而更值得記住的是，即使在這樣的地方，也有人在黑暗中點燈，在絕境中反抗，在刺刀下保持了一個人最后的尊嚴。

那個吞食大便的年輕人，那個跳井自殺的無名戰俘，那個從房頂跳下的肖平，那個用草庵子藏人的張巨華——他們都是那個年代的注腳。

“太原工程隊”這個名字，騙了中國人七年。但真相騙不了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