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實踐場景”：生活方式綠色轉型的組織與動員機制——基于兩個社區項目的研究

黃燕華

中國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研究所

助理研究員

構建“實踐場景”：生活方式綠色轉型的組織與動員機制

——基于兩個社區項目的研究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6年第1期

作者 | 黃燕華

責任編輯 |黃添祺

基于對兩個城市社區項目的研究，本文構建“環境目標—社會情境—實踐場景”這一分析思路，以考察生活方式綠色轉型的組織及動員機制。研究發現，在整合環境目標與社會情境的基礎上，社區創建項目并制定行動方案，營造利于行動和合作的體驗、情感與意義，進而構建能使項目持續運作的具有一定公共性意涵的“實踐場景”。兩種實踐場景的構建錨定日常生活與社會發展的交互界面，從空間和時間維度勾勒出綠色轉型的行動圖式。實踐場景的構建描繪了特定時空中的日常生活實踐推動綠色轉型的過程與機制，從而呼應了環境社會學的實踐性品格。

一、導論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出臺了一系列文件，將綠色轉型作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復雜工程和長期任務。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化、低碳化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習近平，2022）。2024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發布，強調“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健全綠色低碳發展機制，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加快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綠色轉型不僅涉及經濟發展轉型與創新，還將引發深刻的生活方式變革。《意見》明確提出要推廣綠色生活方式，“大力倡導簡約適度、綠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費方式，將綠色理念和節約要求融入市民公約、村規民約、學生守則、團體章程等社會規范，增強全民節約意識、環保意識、生態意識”。作為綠色轉型的關鍵責任主體，政府在經濟、文化和社會建設等各方面進行了自上而下的政策部署，但生活方式綠色轉型的關鍵在于創建有效執行政策的治理結構與機制，創新基層的行動組織與動員，如此才能形成自下而上的廣泛動員。

綠色轉型是政府引導下社會轉型的關鍵面向，主要指經濟與社會發展轉向綠色和環保的新模式。其中，企業注重綠色生產和綠色經營（陸益龍，2022:16），社會組織和大眾則注重在消費等生活領域踐行綠色環保理念（陳濤、李慧，2024）。從實踐角度來看，在社會大眾中推廣綠色環保理念面臨著較大挑戰，因為這不僅涉及自上而下的宏觀政策目標如何下沉到日常生活，還需要考慮如何重塑居民的生活習慣與綠色理念。同時，正如“吉登斯悖論”所言，雖然全球氣候變化的危險令人生畏，但它們在日常生活中不是有形、直接、可見的，因此許多人未能采取行動；而當危險變得有形、嚴重時，人們卻已錯過最佳行動時機（吉登斯，2009：導論，2）。這種環境變化與人類活動在時間上的錯位進一步加大了生活方式綠色轉型的難度。總之，環境問題涉及整個社會的共同利益和未來發展，因此是需要跨領域、跨層級的多元主體協同應對的公共問題。

從研究角度來看，隨著社會的發展，當前公共問題正呈現一種向具有廣泛性、復雜性和動態性的“棘手問題”（wicked problems）演進的趨勢（Kettl，2002，2006；O’Toole，1997），以往由政府主導的管理模式無法再對一些社會問題給出有效解釋和應對方案（范如國，2014）。在此語境下，融合多元主體的協同治理被視為應對日益復雜的公共問題的關鍵機制（蔡長昆，2017）。在現實社會中，基層公共服務及公共治理中存在普遍的協同政府、市場以及社區等主體的跨部門合作實踐（Innes & Booher，2003；McGuire，2006）。這種協同多元主體的治理模式亦是應對環境問題的關鍵行動框架，但環境問題的特殊性以及日常生活的復雜性以何種方式介入、重構協同治理的思路與機制，還存在一定的理論探討空間。

推動生活方式的綠色轉型同樣需要通過協同多元主體來實現，但應進一步深入自然環境與社會情境的交互中探索具體思路與機制。筆者將環境目標與社會情境視作生活方式綠色轉型中的基礎變量，考察二者之間的交互，在此基礎上明確指出城市社區綠色項目的組織與動員機制的三個關鍵點。一是考慮環境目標，環境目標之于人的意義或價值既可創造也可改變，這種意義或價值會直接影響人的行為。二是考慮社會情境，基層治理創新的關鍵是在當地社會情境的基礎上回應政策目標，而社會語境的本質在于人際關系、組織間關系以及二者之間的交織。三是考慮上述人員、組織之間的關聯及互動如何在特定項目的實踐過程中被構建或形塑，進而形成指向環境變化的可持續的集體行動圖式。

通過對兩個城市社區綠色項目的分析，本文將呈現社區如何基于不同的環境目標并結合當地的社會情境來創建行動方案與動員機制，從而引導人們以持續性、建設性的方式參與綠色項目，由點及面地推動生活方式的綠色轉型。

二、文獻綜述與分析框架

鑒于生活方式的綠色轉型嵌入社會治理、自然環境和日常生活之中，下文將首先回顧有關環境問題的協同治理及其關系網絡的研究，在對其進行評述的基礎上引入場景理論，構建本文的分析框架。

（一）環境問題的協同治理及其關系網絡

協同治理的目的是實現社會治理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和提升社會系統的整體功能，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意味著利益、資源、行動能力和社會關系等的差異，因此相關治理主體需要考量合作的可能性和合作的具體方式（Agranoff，2006；Berardo，2014；Ysa et al.，2014)。將協同治理視作多元主體參與的網絡組織及動員過程，是推動它從理想模式轉為有效運作的治理模式的關鍵。關系網絡具有較強的可塑性和靈活性。在不同領域或項目的協同治理實踐中，關系網絡及其組織動員模式會存在差異。因此，網絡中有哪些主體，或者說當事人選擇哪些主體組建網絡，主體間是何種關系，如何推動多主體間的合作，這些議題都有進一步深化分析的空間。

學者們對城鄉社區的環境議題展開研究，強調應了解實際問題和需求（曹海林、張艷，2022）、相關主體的目標與利益（陳濤、謝家彪，2016），推動政府、市場、公眾、制度、技術等多元主體及要素協同（胡溢軒、童志鋒，2020；洪大用，2022），結合地方實際（沈笛，2023）、社會動員（房莉杰、葉怡潔，2024）及行動者互動（陳璐，2022）來重構治理秩序，同時注意科層化可能引發的治理回報慢、治理效果反復等難題（陳那波、蔡榮，2017）。上述研究呈現了環境治理中的多元主體及復雜要素，但環境及日常生活的特殊性以何種方式介入、重構治理的思路與機制尚未充分討論。拉圖爾(Bruno Latour)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Latour，1987，2005）提供了啟發，強調物作為行動者的存在。學者們結合行動者網絡理論對環境議題進行了分析。例如，有研究指出，垃圾，垃圾的制造者、治理者，以及垃圾處理的技術、設施等不同的行動者彼此互動、形成聯結，并參與社會事實的建構，這挑戰了既有的環境治理方案，促使社會不斷創新技術、觀念、實踐及行動（張劼穎，2021）。還有學者以行動者網絡理論作為環境治理的行動框架，強調多元行動者之間的共在、平等、信任與互惠（余敏江、鄒豐，2022），指出不同行動者應憑借各自的要素特征進行互動，形成具有集體行動力的利益聯結和實踐策略（張建英、胡雯，2023）。

人與物共同構成的關系網絡的特殊性，會影響治理模式和動員機制，這使得“治理如何有效”這一議題變得更加復雜。生活方式的綠色轉型應從何處做起，大眾又如何被組織和動員，這些議題在經驗和理論上都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文將以環境目標作為切入點，探討城市社區綠色項目的組織和動員機制，進而剖析日常生活實踐促進綠色轉型的內在邏輯。

（二）從關系網絡到實踐場景：復雜交互及意義生產

推動生活方式的綠色轉型需要考慮兩個問題。一是應該以何種思路將環境納入協同治理的關系網絡及實踐過程。二是多元行動者之間如何形成協作。無論是在城市社區還是在農村社區，居民之間都有著復雜的互動及關系，他們雖在性別、年齡、資源、偏好等方面存在異質性，但也共享特定的社會文化及觀念，其如何圍繞環境議題形成協作是生活方式轉型的關鍵。然而，無論是協同治理理論還是行動者網絡理論，二者對組織何種關系網絡、為何如此組織、如何組織等問題的討論都還不夠充分，我們難以理解自然環境和社會情境如何交互形塑生活方式綠色轉型的組織及動員機制。基于此，下文將引入場景理論，提出本文的分析框架。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學者對城市發展的關注點從土地、資金、技術及管理等物質性的經濟因素延伸至城市的空間體驗、價值觀、生活方式等非物質性的文化要素（徐曉林等，2012）。20世紀70年代，歐文（John Irwin）基于對青年生活方式的研究界定了“場景”概念，指出場景是一種依托特定空間場所，共享價值觀、行為規范、生活方式及身份認同的社會世界（Irwin，1973，1977）。21世紀初，以克拉克(Terry N. Clark)和西爾（Daniel A. Silver）為代表的新芝加哥學派提出了對不同場景進行測量的研究策略，為研究城市發展動能、城市吸引力、經濟增長與人才流動、滿足生活需求的空間特征等構建了分析框架（西爾、克拉克，2019）。相較于歐文對個體與群體身份的關注，克拉克和西爾更關注中觀、宏觀層面的社區與城市發展。為了應對場景在空間尺度上的模糊性困境，使之成為一個更具包容性、動態性及普適性的一般性概念，科佐羅格（Miha Kozorog）和斯塔諾耶維奇（Dragan Stanojevic＇）指出應關注場景生成及持續的動態過程，并概括了場景的五個特征。一是聚焦溝通與聯系；二是聚焦特定事務，為場景中的溝通、交往提供基礎性支撐；三是聚焦空間，因為具體的場景實踐總是發生在特定地點；四是聚焦意義傳遞與身份建構；五是聚焦參與主體及其與社會情境之間的交互（Kozorog & Stanojevic＇，2013）。

場景理論強調聚焦空間關系與社會實踐的結合點，可將行動者及其關系進一步嵌入具體的物質空間和社會情境，關注其中的復雜交互如何生成新的群體規范和文化意義。場景理論對行動者及其關系與互動乃至意義生成的系統性觀照，不僅為協同治理的關系網絡如何組織和運轉提供了一個更具經驗性的分析框架，還彌補了行動者網絡理論只見局部不見整體、只見結構不見意義的不足。

（三）構建“實踐場景”：生活方式綠色轉型的行動圖式

基于環境變化的客觀性，生活方式的綠色轉型需要首先考慮環境目標的特殊性，在此基礎上結合社會情境的復雜性，創建能有效運作的組織與動員機制。正如有學者指出，垃圾分類等“日常生活型政策”的落地應既將“社會”作為動員工具,又將其作為目標（房莉杰、葉怡潔，2024）。城市社區中的人際關系呈現離散性和原子化特征（朱仁顯、鄔家峰，2022），且生活領域是一個具有社會歷史意義的、時空性的建構，具有熟悉性、重復性和關系性等特征（鄭震，2013），因此生活方式的綠色轉型將經歷一個更緩慢、微妙、復雜的過程。社區需要同時考慮環境與生活的特殊性，有組織、有意識地重塑日常生活及關系實踐，在多元主體的交互中生成能夠激發行動能力與協作意愿的、具有集體性特征的行動規范和文化意義。

相較于聚焦特定空間、特定事務的場景，社區嘗試依托特定項目由點及面地引導居民在垃圾分類、消費等生活事務中踐行綠色環保理念。這一行動過程往往還需要適應相關綠色環保政策要求或標準等的變化，其取得成效的關鍵在于持續實踐。因此，筆者將城市社區綠色項目的組織模式及動員機制總結為構建“實踐場景”。實踐場景既涵蓋場景理論所論及的社區空間、多元主體、互動和意義等要素，其組織模式和動員機制又具有遷移到不同綠色項目或生活領域，最終在社會層面上形成廣泛、持續動員的總體性意涵。當實踐場景逐漸融入日常生活，踐行綠色環保理念日益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時，生活方式的綠色轉型也就得以逐步實現。“實踐場景”刻畫了特定時空中的日常生活實踐如何促成綠色轉型的過程與機制，不僅呼應了彌合結構與能動二元分化的社會實踐論這一研究范式（范葉超，2017），也呼應了環境社會學的實踐性品格，即從具體的歷史和現實出發來研究環境問題，進而尋求解決方案的實踐意圖（陳占江，2017；洪大用，2022）。

基于對兩個城市社區綠色項目的調查，筆者將環境目標與社會情境作為基礎變量，力圖揭示二者如何影響綠色項目的組織和動員。基于這個思路，筆者提出“環境目標—社會情境—實踐場景”這一分析思路，以呈現生活方式綠色轉型的行動目標（見圖1）。具體而言，環境目標指涉社區綠色項目所涉及的物質對象與人的關系，會影響居民參與項目的意愿，決定了社區制定行動方案的基本思路；社會情境指涉基層社區概況和居民生活狀況，進一步決定了組織模式和動員機制的細節。在環境目標與社會情境的交互中，社區作為關鍵行動者，有意識地納入相關人員、組織和資源，促成宏觀、中觀、微觀層面的多主體、多要素之間的交互，不斷協調互動關系和行動方向，不僅形成了較為穩定的組織模式，還在日常生活時空中營造了豐富的體驗、情感與意義。在創建項目到實現目標的過程中，社區建立的關系網絡，以及相關行動者在互動、實踐中形成的組織模式和文化意義，整體上構成了具有一定公共性意涵的實踐場景，吸引居民持續參與其中，能由點及面地推動生活方式的綠色轉型。

基于自下而上的需求和自上而下的要求來創建項目，是社區推進生活方式綠色轉型的普遍做法。前者能滿足居民的多重需求，具有發展性特征，居民參與意愿較強；后者需要居民改變行為與認知，具有規制性特征，居民參與意愿較弱。本文選取L社區生態農場和R社區垃圾分類分別作為發展性項目和規制性項目的典型案例，將兩個項目的組織過程與動員機制總結為“重建附近”和“共創未來”兩種不同的實踐場景。具體來講，L社區生態農場為居民提供了勞動、公益、社交與公共參與等機會，居民樂于參與其中。生態農場持續運轉的關鍵是協調和拓展，即社區通過協調集體規范與共建體系，確保項目有序運作，居民關系和諧；在這一過程中，行動者不斷增多，關系和意義不斷拓展，為居民創造了共同生活、利于協作的集體氛圍與活力，筆者將L社區生態農場的組織與動員機制概括為“重建附近”。“重建附近”指向一種立足當前、具有空間性意涵的關系網絡的組織和動員。相較之下，垃圾分類需要居民轉變生活習慣和思想觀念，推進難度較大。通過整合志愿服務、促進多方聯動和設置獎懲機制，R社區建立了完善的督導模式，引導居民養成垃圾分類習慣。在此基礎上，R社區經由代際聯動使垃圾的生態循環與社會的未來發展產生交匯，將家庭關系中的情感轉化為實踐動力；隨后，將這一關系網絡嵌入更大的社會、技術、市場的發展圖景中，R社區進一步使居民產生了“共創未來”的信心，持續參與垃圾分類工作。“共創未來”指向一種面向未來、具有時間性意涵的關系網絡的組織和動員。“重建附近”和“共創未來”分別從空間和時間維度聯結了日常生活與社會轉型，可為生活方式綠色轉型的廣泛推進和長期動員提供既有導向又有彈性的行動圖式。

三、研究方法

（一）田野介紹

2023年3月—2025年11月，筆者在全國多個城市對一些社區的綠色項目，包括社區花園、社區農場、垃圾分類、綠色市集等，進行了深入調研。在對不同城市、不同項目的調研過程中，筆者發現存在一些彼此不同但在整體上能形成互補的項目組織模式及動員機制。對這些項目進行分析對推進生活方式的綠色轉型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同時，一些項目得以順利運轉并取得成效的關鍵，不僅在于社區的創新實踐，還在于上級政府的重視和投入，相關技術和產業的發展，以及多主體、多要素在互動中形成的實踐條件和合作氛圍。

X市位于東部沿海地區，在綠色轉型方面已有較長時間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實踐成果，已經形成較成熟的配套基礎設施和典型案例經驗。自2010年被列入第一批國家低碳城市試點以來，X市積極響應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的號召，圍繞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空間格局等出臺了一系列旨在深化和推動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發展規劃及工作方案，為綠色低碳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制度支持。在相關政策引導下，X市在市場激勵、社會參與和技術創新等多個方面展開了創新實踐和機制建設，涌現出一批具有示范意義的社區綠色項目，有多個社區獲得了國家級、省級榮譽，如“第一批省級低碳示范社區試點”“全國綠色社區”“一級低碳社區”，還有一些項目入選了生態環境部“綠色低碳”典型案例。不僅如此，X市的一些綠色項目已經形成了全國領先的系統化運作模式。例如，自2017年起，X市就開始全面推廣生活垃圾分類，2022年底X市創建了全國首個低值可回收物分揀中心，形成了垃圾分類的全鏈條處理模式。因其創新性的低碳技術和運營模式，X市在2023年國際低碳城市峰會上榮獲“最佳低碳實踐獎”。鑒于X市的很多社區在綠色轉型方面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筆者選擇X市作為田野點。

（二）資料來源

本研究選取X市L社區生態農場和R社區垃圾分類作為典型案例，主要采用實地調查、深度訪談和座談會等方式收集經驗材料。一方面，筆者訪談了居委會工作人員和志愿者，了解社區如何根據實際情況和特定目標創建綠色項目，并協調多元主體，整合相關資源，以形成能有效運作的組織模式及動員機制。另一方面，筆者訪談了參與相關綠色項目的社區居民，了解他們參與項目的情況、體驗，有關綠色轉型的行動與認知的轉變，以及對社區居委會工作人員和志愿者的看法。此外，筆者還訪談了社區之外與社區綠色項目有關的主體，包括企事業單位的相關人員，了解他們對這些項目的認識，以及其參與動機與參與方式。

四、“重建附近”：L社區生態農場的組織和動員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到“附近”在城鎮化發展、城市基層治理和社區營造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嚴飛，2022）。項飆（2022）根據對中國城市社會的觀察指出，公共意見兩極化的部分原因是人們注意到了極近（自身）和極遠（想象中的“世界”）,卻忽略了兩者之間的空間，因此建議以“附近”（the nearby）為中心來認識世界；他認為，對“附近”的感知根植于活生生的經驗，“附近”可以發展出新的社會關系、激發新的行動能力。不過，構建什么樣的“附近”，如何構建“附近”，則需要進一步從實踐中探索并總結。

本文指出，實現生活領域的綠色轉型，需要在個人日常生活與社會轉型目標之間構建“重建附近”這一實踐場景。“附近”不是扁平、抽象的人際聯系，而是包含在地環境及生活在其中的人與跨層級、跨部門的多元主體在交互中形成的關系網絡，以及在互動、實踐中產生的體驗、意義與價值。各主體在“附近”中能滿足需求、發揮所能，并在日常交往和社群活動中進一步發展關系并形成共識與認同。作為發展性項目的典型案例，L社區生態農場是社區建設的品牌項目，其組織和動員機制可概括為“重建附近”，即社區通過打造共同生活、工作及協作的實踐條件和良好氛圍來推動集體行動，構建這一實踐場景的關鍵在于協調與拓展。

（一）L社區生態農場的創建：基礎和動力

對于L社區生態農場而言，社區閑置土地資源是其創建的基礎，滿足居民生活及公共參與需求、創建特色社區治理項目、加強黨委工作則是其創建的動力。

L社區成立于2001年，總面積約0.5平方公里，共有12個生活小區。社區黨委下設6個支部，共有153名黨員。由于轄區內有專門面向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公辦學校，流動人口不斷增多，L社區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常住人口與流動人口混居的開放型社區。L社區中的大部分小區都沒有物業公司提供服務，加上人口流動性大，居民的公共意識較為淡薄。如何提升居民的公共參與意愿、社區融入度和生活幸福感，特別是協助流動兒童順利融入社區，是社區亟待解決的問題。與此同時，社區居委會還肩負著社區建設、黨建工作及推動綠色轉型等多重任務，因此需要因地制宜地創建既能實現政策目標又能滿足居民需求的項目。

L社區有一塊近700平方米的荒地，該地在2017年之前一直垃圾遍布、雜草叢生，居民的無序種植行為頻繁引發鄰里糾紛。L社區生態農場正是在回應社區建設任務和居民需求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一方面，社區治理和黨建工作直接回應了上級的關注點及任務要求。對社區來說，依托轄區內的黨委共建單位來推進生態農場項目，使之成為多重任務或目標的交叉點，既有利于資源及人員的組織，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又能一舉多得，幫助交叉鏈條上的各部門或單位完成工作任務。作為社區的黨委共建單位之一，X市農業行政綜合執法支隊積極參與L社區的社區建設，不僅幫助L社區開墾了700多平方米的荒地，提供有機肥料和菜苗，還開設農耕大講堂，定期為居民提供多樣化的培訓課程，提供知識和技術上的支持。課程內容包括介紹新的優質蔬菜品種，現場宣傳無公害、綠色、有機農產品，以及提供有關在陽臺種植蔬菜及水果的場地規劃、種植技術及病蟲害防治等專業技術指導。在市農村農業局的專項資金支持下，社區還對生態農場進行了一系列改造（包括圍欄刷漆和門頭改造等硬件改造提升，以及軟件方面的科普宣傳），并邀請農技師到社區進行主題培訓。在共建單位的支持下，社區不僅將原有的荒地變為生態農場，改善了社區的自然環境，推動了社區景觀營造，還開始將綠色、有機等理念潛移默化地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另一方面，L社區生態農場也回應了社區、居民及其他共建單位在生活與工作方面的多重需求，吸引他們參與其中。農場理事會的主要成員麗大姐是生態農場的“靈魂人物”，她一開始加入生態農場項目是“出于私心”。2018年，小孫女出生后，麗大姐為了讓孩子吃上真正的綠色食品，就認領了一塊菜地，自己種植蔬菜。與麗大姐有同樣需求的居民不在少數，因此認領菜地的居民越來越多。2018年至今，在生態農場理事會的帶領下，共67個家庭、238人次參與了菜地的認領，居民在生態農場持續耕種，收獲了地瓜、土豆、生菜、小白菜等，并將蔬菜義賣所得款項捐入社區愛心基金庫，用來幫助獨居老人、殘障人士等弱勢群體。依托生態農場，L社區還衍生出3個子基地，包括與市農業行政綜合執法支隊共辦的農耕文化實踐基地、與轄區內學校共建的親子教育實踐基地，以及環保生活實踐基地。至今，L社區生態農場已經成為一個集生態、教育、社區服務于一體的綜合性項目。農耕課堂、科技夏令營、親子溝通、啟蒙教育、災害自救、關心慰問、心理疏導等豐富活動，不僅推動了社區內外人際、組織間的交流與互動，提升了社區居民的生活幸福感與社區歸屬感，提高了社區的資源動員能力，還增強了居民的綠色意識和實踐動力。

（二）“重建附近”：協調與拓展

L社區生態農場項目最初的目標是解決荒地利用和社區融入問題，后來則以功能發展、亮點項目建設為目標。驅動生態農場持續運轉甚至成為亮點項目的機制是什么？空間原本是靜態的，動態的社會關系和行為會賦予空間實際意義和生命力（列斐伏爾，2022）。隨著各主體在日常交往和社群活動中不斷感受和發展具身性的社會關系與行動能力，人際聯系、組織間聯系以及人與環境的聯系不斷被激活，參與生態農場項目被賦予勞動、公益、社交與公共參與等多重意義，社區居民參與項目的積極性不斷提升。本文將L社區生態農場的組織與動員機制概括為“重建附近”，并強調其中的關鍵在于協調與拓展。

1.協調：集體規范與共建體系

對于人口流動性較大、居民公共意識原本淡薄的L社區而言，生態農場的創建和運轉是其完成綠色轉型這一社區建設任務，并提升居民社區意識、社區融入度、生活幸福感的突破口。在居民樂意參與項目的意愿較高的情況下，社區需要建立生態農場的運作規范，同時依托共建體系來整合資源與需求，以確保生態農場有序運作，促進居民人際關系和諧。

為方便協調和加強管理，L社區居委會與居民商議成立了農場理事會，并共同制定了農場認領協議，實現了明確分工和制度化運營，如財務管理、人員登記以及認領協議簽訂等。理事會將農場劃分成24塊“責任田”，組建了12個認領小組，要求居民以小組為單位認領菜地并負責種植、管理，還將月初豐收日設為義賣日。認領小組由居民自由組合，并與社區簽訂認領協議。理事會還規定，想要認領菜地的居民每年至少需要獲得40小時的社區志愿服務（如交通督導、垃圾分類督導等）時長，這實際上是鼓勵他們主動參與社區活動。認領菜地的居民負責種植、管理農作物，承擔澆水、翻土、防治病蟲害、收成等工作，并在果蔬成熟后拿出其中的30%參與社區農場義賣活動，義賣所得資金歸社區統一管理。生態農場的制度化運營篩選出了真正有時間、有熱情參與農場種植和其他社區活動的居民，認領小組的組建也使居民得以相互關照、督導。菜地的種植、管理、維護并非易事，認領者不一定每天都有時間，這時候認領小組就可以自行商議分工，按時按需管理菜地。認領了菜地卻不盡心管養的居民很容易被識別，這時候農場理事會的成員就會主動跟其溝通并將其勸退，然后引入其他想認領菜地的居民。居民會在田間地頭交換農作物的種子、交流種植經驗，一起參加義賣活動，同時配合社區依托生態農場組織開展各種活動，這種互動慢慢延伸到居民日常生活當中。

高老師都72歲了，身體很好。每天也是這么（種菜）鍛煉……能吃到自己種的菜，關鍵是我們這個菜好好吃，是真正的有機蔬菜……我們擇掉的菜根和爛葉子都舍不得扔掉，全都必須循環……而且我們用手來抓蟲，很辛苦，但也很開心。菜苗有時候少了，就大家一起分享、共享……大家都能享受，我們的小朋友也來這里，肯定開心了。大家一起做，我們原來都不認識，通過這個方式連接在一起，現在都是朋友了……我們經常在一起玩，還出去團建旅游。（志愿者骨干麗大姐訪談資料，20241012）

農場理事會的成立和認領協議的制定，為生態農場項目的運營建立了穩定的組織模式，使項目能自主開展活動和進行團隊管理。認領菜地的居民在社區活動參與中也逐漸從“菜友”發展為社區志愿者團隊的主要成員以及具有情感交流屬性的社群。

當參與生態農場的活力蔓延至日常生活中，“菜友”變成朋友，居民的交往行為規范就需要回到真實的生活情境來制定。有時間、有熱情參與農場種植乃至社區活動的居民大多是已經退休的中老年人，他們對社區較為熟悉，有一定的人生閱歷和生活智慧，集體協商制定了相關行為準則和工作辦法。例如，為了避免大家在交往中產生不必要的矛盾，破壞積極、開心和相互關懷的氛圍，大家約定好“不說不開心的事，不說閑話”；遇到不配合社區工作的居民，以麗大姐為首的志愿者會“一起上門問候”，利用“面子”和“道德”來向對方施加壓力（居民高老師訪談資料，20250421）。隨著日常交流和集體活動的增加，熟人關系和社群倫理在生態農場的運作過程中逐漸形成，并滲入社區工作的組織和動員中，既將社區的任務及要求轉化為與居民切身利益相關的生活事務，又將居民的真實情況和訴求傳遞給社區，化解了社區治理任務與居民日常生活之間的張力，使二者在交融中得以協調實現多主體的目標或滿足不同主體各自的需求。

除了社區居民之間的人際關系網絡，“重建附近”的關鍵要素還包含社區在組織層面與其他企事業單位之間的聯系及互動。在現實情境中，“附近”與行政科層及市場網絡存在多重交疊，蘊含著各主體在需求、目標、資源、知識等方面的匹配、互補及整合，需要經由多方協同才可能重建，進而發展出足以推進項目的共同利益、組織資源及行動能力。

肥料都是農科所支持我們的，這點（自己做的酵素）肥料是不夠的，這塊地也是農科所的，然后我們就跟他們申請借給居委會……就是跟它成為共建單位，這個資源共享就是這個意思……我們真的做得特別好。（居委會王琴訪談資料，20241012）

L社區居委會之所以能作為中間人不斷對接、協調多元主體，關鍵在于其依托縱橫交織的共建體系，推動了“上下”“左右”在需求、目標、資源、知識等方面的匹配、互補及整合，形成了能有效運作的關系網絡。這一過程蘊含多層次的網絡過程和跨層次網絡的互動，不僅確保生態農場項目符合社區需求、獲得居民支持，還使社區接入一個動態的互聯世界，提高了資源獲取能力和創新合作能力，因此生態農場項目具有可執行性和可持續性。基于生態農場，L社區形成了居民自組織，這一組織在日常運營過程中逐漸形成了穩定的組織架構和積極的社區氛圍。

2.拓展：行動者、關系及意義

作為社區建設的中心主體，社區居委會是上傳下達、承上啟下的中間者，往往需要借由特定項目對行政目標和居民需求進行相互轉化和上下貫通。事實上，多數城市社區都試圖打造自身的治理特色及亮點項目，希望依托穩定的項目和團隊，使社區各種任務及活動的組織有可借力的支點。換句話說，單個項目的運作從來就不是社區的目的，綠色轉型也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線任務，不同的項目或目標總是相互交叉，負責組織和執行的也基本是同一群人。依托穩定的組織架構和良好的社區氛圍，L社區生態農場得以持續運轉，這也為社區建設奠定了較好的基礎。而L社區生態農場之所以能成為社區建設的支撐和亮點，關鍵在于關系網絡中行動者、關系及意義的拓展。這種拓展不僅體現在從種植到互動、從生態農場到社區建設、從社區內部到社區外部的延展性，還體現在從“菜友”到朋友、從實踐到認知、從現在到未來的可持續性。

從居民的角度來看，在綠色生活方式的形成與推廣上，L社區生態農場項目的運轉促進了居民食用綠色食品的意識與行為，社區舉辦的各種環保活動也使居民逐漸培養起日常生活中的綠色行為習慣，如把廚余物變成有機肥料、用環保酵素制成肥皂及護膚品、節約用水用電等。在麗大姐從為了孫女認領菜地到成為生態農場乃至志愿者團隊的核心人物的過程中，她的家庭成員及眾多社區居民也在她的帶動和感染之下，積極參與各項綠色環保行動以及其他社區活動。居民不僅在豐富的活動及互動中養成了綠色健康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獲得了身心放松與療愈，還通過與其他居民、社區居委會及共建單位的日常接觸滿足了社會交往的需求，提升了公共參與的意愿以及對社區的歸屬感與認同感。同時，街道、區級乃至市級層面對項目和志愿者個人乃至團隊的制度化認可及獎勵，又使參與其中的居民獲得了榮譽感、價值感，進一步提升了他們參與社區活動的積極性。從社區的角度來看，依托生態農場建立的志愿者團隊與其營造的公共參與氛圍，社區活動日漸多樣化，既有豐富社區居民生活的歌唱、書法等文化活動，又有垃圾分類、環保宣傳等綠色環保活動。居民參與社區活動的頻率和積極性都大幅提升，志愿者隊伍也趨向穩定。這些活動不斷激活社區與共建單位、相關企業與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和互動，生態農場逐漸發展成為社區綠色轉型和治理創新的亮點項目。

總之，支撐生態農場運轉的關系網絡中的行動者、關系及意義都得到了拓展。第一，就關系網絡中的行動者而言，生態農場受到居民的歡迎和上級單位的認可，不斷吸引周邊的居民和企事業單位加入其中，為L社區接入了更多外部資源，因此行動者不斷增多，關系網絡不斷拓展。第二，就關系網絡中的關系而言，不論是人與環境的關系，還是人與人、組織與組織之間的關系，都在交互中變得更加具象、深入，項目運作的制度和規范也經由探索而不斷完善，逐漸形成了常態化的行動隊伍和組織模式。第三，關系網絡中的行動者及其互動不僅使生態農場得以順利運轉，還生成了集體性的氛圍和意義。對于居民而言，他們真正成為“附近”中的一員，受集體規范和關系倫理的約束，也經由跨層級、跨領域的互動而進入更廣闊的生活世界，更切身地感知社會、技術和市場等的發展與目標。基于此，居民的行動意義變得越來越豐富，開始從個體走向社會，從現在走向未來，人們行動的空間逐步擴大，行動的能力和意愿也不斷增強。這激勵居民更積極地參與社區建設，他們不只是社區的治理或服務對象，還成為了社區的建設者。

以生態農場為起點和載體，L社區將生活方式的綠色轉型嵌入具體的物質環境和社會情境中，建立了支撐生態農場運轉的關系網絡；通過不斷拓展行動者、關系及意義，L社區最終整體性地重建了一個人們在其中共同生活、工作及協作的“附近”。正是在這種人與環境、人與人、人與組織、組織與組織之間的互動中，社區居民從脫嵌于傳統地緣、血緣的個體轉變為嵌入社區自然環境、現代城市生活及行政管理體系中的關系性存在，重新建構了基于活生生的我與他人、他物共在的生活周遭。當“附近”被重建，生態農場中多元行動者之間的互動與關系變得越來越具象、深入、積極，一個能提升行動能力及協作意愿的實踐場景就被激活了。

五、“共創未來”：R社區垃圾分類的組織與動員

L社區生態農場得以持續運轉的關鍵在于“重建附近”，即創建人們在其中與自然和諧相處、與他人或組織協作的實踐場景。相較于生態農場，垃圾分類依賴于對居民既有生活習慣的改變，但這可能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不便，因而呈現一定的規制性特征。在這類項目中，居民往往是被動的治理對象而非主動參與者。那么，在無法為居民帶來即時性的益處，甚至可能暫時給居民帶來負面體驗的情況下，這種綠色轉型應該如何推進？垃圾分類需要全民動員和持續參與，R社區通過整合志愿服務、促進多方聯動和設置獎懲機制來建立完善的垃圾分類督導模式，幫助居民培養垃圾分類習慣。垃圾分類的持續開展不能一直依賴督導，而是需要形成居民參與的內驅力。經由代際聯動，R社區聯結了現在與未來，使生態循環與社會發展相互交織；通過將這一指向未來的關系網絡進一步嵌入宏觀的社會、技術、市場等各領域合力發展的圖景，R社區使居民形成了“共創未來”的動力和信心，持續參與垃圾分類工作。

（一）R社區的垃圾分類：試點社區與志愿服務

R社區轄區面積0.6平方公里，社區居民大多是“新X市人”。R社區的房價在整個X市處于中等偏上水平，物業費高，是大家口中的“中高端小區”。作為試點社區，R社區一直將垃圾分類作為關鍵切入口來實踐、推廣綠色環保理念，并創新社區治理模式。歷經十年，R社區的垃圾分類頗有成效。根據官方數據，2024年R社區居民的垃圾分類知曉率達100%，垃圾分類準確率達90%，社區居民基本養成了定時定點投放垃圾的習慣。

在過去十余年間，R社區一直遵循政策，依托志愿者隊伍來開展垃圾分類工作。2016年，R社區開始大力推行垃圾分類，居民需要在一天內兩次將垃圾分類投放到指定的垃圾桶，并通過打卡的方式記錄參與情況，以此來領取每月14元的補貼。2019年，政府開始發放專用垃圾桶和垃圾袋，并派督導員入戶指導分類。2021年，在政府統一指導下，R社區開始推行定時定點投放機制，居民可以在早上6~9點和晚上6~9點投放垃圾。為了服務無法定時投放垃圾的居民，如上夜班的居民，R社區還設置了額外的臨時性垃圾投放點。為了使居民準確分類并投放垃圾，R社區用專項資金聘請居民擔任垃圾分類督導員。督導員負責在垃圾桶旁對居民進行監督和指導，工作時間為每天上午和下午各兩小時，月薪是2300元。在定時定點的投放機制之外，R社區規定物業公司為主體責任方，敦促物業公司承擔社區環境的管理職責，并制定了相關考評標準。R社區還設有申訴機制，若物業公司認為并非自身責任，可向社區提出申訴。

由于牽涉家庭生活私域和行為習慣改變，垃圾分類的督導工作耗時耗力，需投入大量人手，因此在實踐中落地十分困難。與L社區一樣，R社區同樣依托黨委共建單位的資源優勢，倡導共建參與，同時注重發動居民組建社區特色志愿服務隊，有多支志愿者團隊專門協助社區推進垃圾分類工作。志愿者以退休人員為主，他們中的很多人曾經是社區居委會或企事業單位的退休員工，有豐富的工作經歷和生活閱歷，熟悉社區情況，對推進垃圾分類工作有自己的見解。志愿者玲姐退休前在外資企業工作，經常出國出差，看到國外志愿服務做得很好，退休后就和老伴一起到社區當志愿者。從玲姐的角度來看，實際上垃圾分類并不是在做“垃圾”的工作，而是在做“人”的工作。例如，就R社區的情況而言，作為“高檔小區”的業主，有些居民會認為自己是小區的主人，家庭生活是私人領域，因此缺乏維護公共環境的意識，不僅參與志愿活動的熱情不高，而且認為志愿者為他們提供服務是理所應當的。這種觀念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區垃圾分類的工作效率和社區的整體氛圍。而社區內的住家保姆或臨時租戶則更沒有參與垃圾分類和志愿服務的動力和意識（志愿者骨干玲姐訪談資料，20241011）。

因此，對社區來說，要想真正做好垃圾分類，“得有人來推動……需要時間來培養”（志愿者骨干張阿姨訪談資料，20241011）。這是一個長期、持續的推動和磨合過程，而志愿者在其中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方面，志愿者大多在社區生活的時間很長，對社區很熟悉，且經常參與社區活動，已經在居民中“混臉熟”了，容易得到居民的信任和配合。另一方面，志愿者居住在不同樓棟、樓層，能及時深入社區各個角落，成為居民與居委會之間的溝通橋梁，利用“關系”“人情”“面子”幫助居委會將工作做到細微之處，并將居民的情況和需求反映給社區。針對垃圾分類落地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社區居委會的工作人員經常主動請玲姐這樣的志愿者來幫忙：“阿姨，你們有什么，幫我們留意一下”，畢竟“網格員不可能管一大片……而且網格員年輕”（居委會小周訪談資料，20241014）。例如，年輕人可能經常叫外賣，吃完后不分類，直接打包扔進垃圾箱；或者新搬進小區的人不了解情況，也經常出現垃圾不分類或分錯類的情況。針對這些情況，志愿者會通過外賣單上的電話或跟保安溝通等辦法找到住戶，然后上門進行宣傳、督導，或者將情況反映給社區，由社區進一步協助解決問題。但這些做法經常被認為是“多管閑事”而招致反感，被居民指責，甚至引發居民與志愿者乃至社區居委會之間的矛盾。志愿者也覺得自己在志愿服務中經常“受委屈”（志愿者骨干玲姐訪談資料，20241011）。總之，垃圾分類的落地不僅需要動員更多人手，還需要建立完善的督導模式和動員機制。

（二）垃圾分類督導：多方聯動與獎懲機制

對于居民來說，垃圾分類工作主要分兩步，一是學習垃圾分類的規則、標準，二是在家庭生活中進行垃圾分類。這看似簡單的工作卻對居民和社區提出了巨大的挑戰。一方面，垃圾種類繁多，不僅難以分類，分類標準也會發生變化。這對社區和居民的分類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為他們需要不斷學習分類標準，重新改變分類習慣。隨著垃圾處理技術和相關產業鏈的發展，在近十年的垃圾分類工作中，垃圾的分類體系從最初的可回收物與不可回收物兩類，發展并細化為可回收物、廚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類。玻璃、陶瓷品、塑料、紙和紡織品等曾經的“其他垃圾”作為“低值可回收物”也進入了可回收物的范圍。另一方面，在主流語境中，垃圾有骯臟、污染的符號意義，人們排斥或避免接觸垃圾，而垃圾分類需要居民跟“不干凈”的垃圾打交道。對居民來說，從直接丟棄垃圾轉變為以某種方式丟棄垃圾并不容易，居民很難自愿且持續地進行垃圾分類，也不一定都能做到精準分類。對于社區來說，監督和指導是培養居民垃圾分類習慣的關鍵一步，而如何做好督導十分考驗社區的能動性。通過建立多方聯動的督導模式和設置軟硬兼施的獎懲機制，R社區建立了較為成熟的督導隊伍和督導模式。

1.多方聯動的督導模式

除了志愿者和街道配置的專職督導員之外，R社區還創新推出了多方聯動的督導模式，這正是R社區在垃圾分類方面取得成效的關鍵所在。通過與居民工作單位和學校的聯動，R社區增加了參與垃圾分類督導工作的人手，確保居民都能參與并做好垃圾分類；同時，R社區還通過數字監控來定位不配合垃圾分類工作的社區居民，并由志愿者上門勸導，以提升垃圾分類的參與度和正確率。

在壯大督導人員隊伍方面，R社區以“黨員雙報到”的常態化機制為抓手，推出了“桶邊值守一小時”項目。“黨員雙報到”是指在職黨員在工作單位之外，還需到所在社區的黨組織報到，參與社區組織的各項活動和服務工作。黨員志愿者可以根據自己的居住地，選擇距離較近的垃圾分類點位參與督導工作。這種方式方便黨員志愿者合理安排時間，有利于提升志愿服務的效率和靈活性。同時，社區還施行“桶邊”值守“定時、定點、定人”辦法，明確值守的具體時間段和具體點位，安排專人負責值守，確保每個點位都有督導員。中青年居民是家庭和工作單位的頂梁柱，經常忙于工作而無暇參與社區活動。“黨員雙報到”常態化機制以黨員身份連通工作與生活，推動中青年居民參與社區垃圾分類工作，同時將他們的相關資源、知識和關系網絡接入社區，進一步優化了社區垃圾分類工作的行動力量和組織資源。另外，R社區注重“家校社”聯動，將學校垃圾分類教育與家庭、社區實踐相結合。例如，R社區聯合轄區內小學組建青少年志愿團隊，開展垃圾分類“童行一小時活動”，通過情景劇表演，以生動有趣的方式向師生及社區居民宣傳垃圾分類知識。R社區還協同組織開展夏令營、冬令營等社會實踐活動，激發學生參與綠色環保行動的熱情。R社區通過學生這一重要紐帶將綠色環保理念傳遞到居民家庭中，并鼓勵學生督導家人做好垃圾分類工作。

雖然R社區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督導隊伍和督導模式，但這并不意味著垃圾分類能取得理想效果。垃圾分類督導更多是以引導、督促的方式來影響居民行為，缺乏強制性。部分居民由于“嫌麻煩”“沒時間”，一開始并不愿意配合垃圾分類工作。為了規避督導，他們會選擇在沒有督導員的時間段投放垃圾；若遇上“鎖桶”的情況，一些居民甚至直接將垃圾丟在垃圾桶旁邊或社區其他角落（居民劉叔訪談資料，20250418）。面對這些情況，R社區引入監控設備加強督導，進一步提升了垃圾分類工作的成效。

2.軟硬兼施的獎懲機制

對于R社區來說，組建志愿者團隊、壯大督導隊伍、完善督導模式是為了更好地完成上級要求的垃圾分類工作。進一步而言，若能有效推進垃圾分類工作，社區還可將其作為創新社區治理模式的成果加以宣傳、展示。為了推動垃圾分類落地并取得成效，市政府、區政府及街道辦都制定了一系列評估標準，不定時派人到社區檢查，并組織相關評比活動。為了取得更好的成績，R社區設置了“軟硬兼施”的獎懲機制。

垃圾分類是臟活累活，居民參與意愿弱，R社區嘗試通過建立參與垃圾分類的正向反饋機制來推動居民參與垃圾分類工作。最直接的激勵方式是提供經濟或物質回饋。在剛開始推行垃圾分類時，社區為了督促居民參與垃圾分類，設置了打卡領補貼的激勵機制。但這一舉措成本極高，不具備可持續性。后來，R社區還嘗試引入市場化的有償回收電子設備。居民將可回收的垃圾投入設備，設備會自動識別垃圾品類和重量，按照市場價計算回收金額，并即刻將錢打到居民賬上。但垃圾回收電子設備需要用電、用地，社區居委會、物業公司、業委會與電子回收設備的供應商一直沒有協商出令各方滿意的方案。由于沒有及時繳納電費和租金，該設備最終被斷電，目前仍處于停用狀態。事實上，引入垃圾回收電子設備不僅涉及用電、用地問題，還牽扯相關人員的利益。從垃圾桶回收垃圾一直是社區保潔員以及一些居民的額外收入來源，引入垃圾回收電子設備不僅降低了保潔員的收入，影響物業對保潔員的招聘和管理，還引發了部分居民的不滿。最終，R社區不得不對市場化的垃圾分類激勵措施按下暫停鍵。

對垃圾分類的間接激勵包括來自周遭的積極肯定和各級的公開表彰或榮譽。從志愿者的角度來講，雖然督導垃圾分類是臟活、累活，志愿者在督導過程中也經常“受委屈”，但這一工作是為社區做貢獻，志愿者經常能得到家人、鄰里、社區居委會乃至上級政府的肯定，被授予獎品或榮譽稱號，甚至得到媒體的關注和報道。此外，在團隊協作中，志愿者還收獲了自我價值感和社區參與感，這激勵他們持續參與社區的志愿服務工作。從居民的角度來講，在社區、街道、區乃至整個X市的垃圾分類氛圍中，參與垃圾分類逐漸轉變為參與社區建設，居民既能在垃圾分類中感受到社區環境的改善，又能在與他人、居委會乃至媒體、企業、上級政府的互動中滿足人際交往和公共參與的需求。R社區在垃圾分類評比中取得的成績也給予居民榮譽感，進一步激發了他們的集體意識和社區歸屬感，形成參與垃圾分類的內驅力。

建立參與垃圾分類的正向反饋機制能鼓勵居民參與垃圾分類，卻無法做到讓全部居民持續參與。因此，R社區制定了一系列懲處辦法。如前所述，對于不配合垃圾分類工作的居民，居委會工作人員和志愿者會上門勸導，這給居民帶來了較大的道德壓力。上門勸導一方面會讓居民意識到“不配合社區工作”帶來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能通過社區中的熟人關系和面子文化對居民形成隱性約束，敦促他們配合工作。如果經多次勸導，居民仍拒不進行垃圾分類，社區就會聯系居民工作單位，通過單位對其進行督導。當上述措施都沒有效果時，社區就會嘗試請城管或街道綜合執法隊出面，敦促居民配合工作。

（三）“共創未來”：交匯與合力

無論是建立督導隊伍還是完善督導機制，都需要社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運作成本極高。不僅如此，社區的目標不只是養成居民垃圾分類的習慣，更重要的是培養他們的綠色環保意識。這關系到垃圾分類在督導撤出后能否持續推進，乃至生活方式的綠色轉型能否逐步實現。事實上，垃圾分類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社區綠色工作的終點，但它卻是生活領域綠色轉型的重點和難點，是一個關鍵突破口。

要想居民形成持續參與垃圾分類的行動力，不能依賴機械、無意識的習慣養成，而是需要社區有意識地建構垃圾分類之于居民的價值敘事。R社區垃圾分類工作之所以能持續推進，關鍵在于建立了居民對變化及未來的感知，賦予了垃圾分類更廣泛、深刻的意義，從而促使居民形成參與垃圾分類的內驅力。這種感知生發于兩個關鍵的過程。一是轉變居民對垃圾的價值感知，讓垃圾分類以一種積極的方式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二是構建多重生命歷程之間的交匯，并將這一交匯嵌入更廣泛的社會、技術、市場等各領域合力發展的圖景中，使居民產生“共創未來”的動力與信心，進而持續參與垃圾分類工作。

1.從隔離到嵌入：人與垃圾的積極關聯

垃圾一直存在于人們的生活中，從當前的垃圾分類及處理來看，人與垃圾的關系基本呈現一種隔離的狀態。從垃圾被丟棄的那一刻起，人們便試圖通過物理和心理的隔離與之劃清界限。這種隔離關系在宏觀層面表現為“垃圾圍城”現象，即垃圾在城市外圍堆積。垃圾分類及處理的相關工作也基本圍繞人與垃圾之間分離、隔絕的關系展開。例如，焚燒和填埋是處理垃圾的主要方式，但這些旨在“消滅”垃圾的做法經常引發爭議甚至抗議，因為其中可能蘊含健康及環境風險，包括垃圾填埋場對土地資源的占用，以及垃圾焚燒處理對空氣質量的負面影響等（張劼穎，2022：38-47），這加深了居民對垃圾的負面認知和消極情緒。

通過將垃圾分類嵌入日常生活及社區治理體系，重構人與垃圾的關系，R社區將垃圾轉化為有價值之物，也將垃圾分類轉化為有意義的事。居民對垃圾的價值感知及其在日常生活中與垃圾的良性互動有助于推動居民自覺參與垃圾分類工作。首先，即時變現、獎勵和榮譽等是對居民參與垃圾分類工作的正向反饋。除了發放垃圾分類打卡補貼之外，R社區還引入垃圾回收市場服務，如有償垃圾分類回收設備等，以提升居民參與垃圾分類的積極性。相關評比活動更是將垃圾分類工作轉變為具有集體性質的公共事務，也有助于推動居民的參與和合作。其次，R社區常態化開展“變廢為寶”活動，如通過堆肥箱將果皮、菜葉等廚余垃圾轉化為有機肥料，并將其用于家庭或社區綠植施肥，從而實現垃圾源頭減量和社區綠化提升的雙贏。將垃圾從無價值的廢棄物轉化為有價值的資源，R社區讓垃圾分類以一種積極的方式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最后，R社區還將垃圾分類相關工作嵌入豐富多彩的社區活動中（舉辦繪畫比賽、創編歌曲等），通過寓教于樂的方式強化居民參與垃圾分類的意識。垃圾分類工作對社區活動的嵌入使居民認識到，垃圾分類是環保行動乃至社區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目的不僅是垃圾的減量化與資源化，還在于對社區建設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積極影響。

2.多重生命歷程的交匯與多層級、多領域的合力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元。R社區不僅將垃圾分類嵌入日常生活，還進一步將其嵌入家庭代際關系中。經由代際聯動，R社區進一步構建了多重生命歷程——垃圾生態循環與不同代際群體乃至社會未來發展——之間的交互。現在與未來、家庭與社會之間的關聯使居民意識到，垃圾分類乃至綠色轉型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存和發展，需要居民從個人、家庭做起，從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做起，由此形成垃圾分類的深層動力。然而，垃圾分類不僅是個人、家庭、社區的工作，還與垃圾處理體系、相關技術和產業的發展高度相關。如果中后端的垃圾運輸和處理體系不完善，那么前端的垃圾分類也將失去意義。正是多重生命歷程的交匯使R社區的居民產生了“共創未來”的深層動力，社會、市場與技術等各領域合力發展的宏觀圖景則使居民產生了“共創未來”的信心，最終激發了居民持續參與垃圾分類的行動意愿與合作精神。

具體而言，R社區垃圾分類的有效推進高度依賴于對不同代際群體及其獨特社會特征的把握與運作。通過“三代聯動”，R社區在垃圾分類與家庭、社區乃至社會的未來發展之間建立了更直接的關聯。第一，退休后的祖輩群體有較多時間投身社區志愿者團隊，參與社區各類活動。他們在多年工作中積累的知識、經驗能為社區各項活動的開展提供支持，其在社區中的生活經歷、與居民的鄰里關系以及對社區的感情則可為社區工作的開展延伸出更細微的觸角，并注入滿滿的人情味。第二，處于職業發展期的中青年群體經常忙于工作，社區通過黨員的身份連通工作與生活，可以激發他們參與社區工作的責任感與使命感，調動他們參與社區事務的積極性。他們的參與也能為其子女樹立榜樣。第三，學生群體在家庭代際互動中扮演著獨特的角色，既肩負著對長輩的“反哺”責任，又是未來社會的主人翁，可作為綠色環保知識和理念的傳遞人和踐行者。正如R社區居委會書記所說：“很多社區的工作都要從小朋友做起。通過一代人去影響另一代人，再通過這一代人來真正地落實這些（觀念）……比如說像做得比較好的國家，那是幾代人（努力的結果）了”（居委會王琴訪談資料，20241013）。從家庭層面看，對學生的環保教育能形成“小手拉大手”的效應，潛移默化地影響家長的行為與觀念，促進家庭綠色環保意識的增強。從社會層面看，對學生進行綠色環保教育有助于他們從小養成綠色行為習慣和價值觀念，為實現真正的綠色轉型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

然而，垃圾分類并非局限于家庭和社區內部的項目，不僅需要前端的準確分類，還需要中后端的運輸和處理環節的保障。如果在運輸和處理環節出現“先分后混”“跑冒滴漏”“混裝混運”等問題，就會打擊居民參與的熱情與積極性。在運輸和處理環節，X市在配足、配齊分類運輸車輛與明確每輛車所承運的生活垃圾種類的基礎上，推行廚余垃圾“定點收集、桶車對接、公交化運輸”，將其直運至廚余垃圾處理廠進行厭氧發酵，進而將產生的沼氣用于燃燒發電；其他垃圾被直運到三座垃圾焚燒廠進行焚燒發電；有害垃圾按“定點集中、定期轉運”的方式，被直運到工業廢物處置中心進行集中無害化處理；可回收物在小區經過細分收集后，大部分被直運到對應的資源利用機構。智慧管理是確保各類垃圾直運到位的重要手段。當地的分類運輸車輛均有衛星定位系統，管控平臺可實時監控。各個環節嚴格按照規程進行，形成了完善的垃圾分類和處理體系。

在社區內，居民可以通過日常的垃圾分類工作和相關宣教活動來接觸、了解X市的垃圾分類體系。此外，R社區還組織居民參觀垃圾分類宣教中心、低值可回收物分揀中心等，讓居民了解垃圾分類的全鏈條處理過程、綠色環保技術以及相關產業的發展。舉例來講，塑料、泡沫、玻璃、紡織物等雖可被回收，但其經濟價值低，屬于低值可回收物。為打通垃圾源頭分類與末端利用的“堵點”，2022年X市建立了全國首個低值可回收物分揀中心，探索出了上下游有效銜接、垃圾分類收運與資源利用有效協調的低值可回收物處理模式，讓過去分散、易混裝、難利用的垃圾不僅“有家可歸”，還能“變廢為寶”。這讓居民直觀地了解到垃圾在分類后如何經由技術手段和產業發展被轉化為有價值的資源，理解自己在前端的垃圾分類工作與后端資源再利用之間的關聯，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和社區的工作對于垃圾生態循環的意義所在，真切地感受到各級組織、各領域在綠色轉型中的合力，進而生成“共創未來”的動力與信心，持續參與垃圾分類工作。

總之，垃圾分類雖然發生在社區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社區場景中，但牽涉廣泛的社會、技術和市場的發展及互動。通過將垃圾分類嵌入日常生活和社區治理體系，R社區改變了垃圾分類與居民之間相互隔離的消極狀態。通過構建垃圾的社會生命歷程與不同代際成員生命歷程的交匯，并將其編織到更宏觀的社會、技術和市場合力發展的圖景中，R社區將代際之間的情感互動轉化為“共創未來”的深層動力，同時也讓居民看到社會各領域在垃圾分類乃至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中的強大合力，使居民建立意義感和信心，生發了持續參與的內驅力。需要說明的是，做好垃圾分類需要社區內外聯動，涉及的主體、要素眾多，鏈條較長，其中任何一個環節或者一個人做不好，都可能會影響垃圾分類的成效。垃圾分類工作不僅對城市的技術設施、產業發展和政策等有較高要求，也十分考驗社區的能動性。因此，雖然同處一個城市，但不同街道、不同社區對垃圾分類的重視程度不同，不同社區的志愿者團隊和居民情況也有差異，這使得垃圾分類工作并不都能取得成效。垃圾分類工作要落實到每個人確實很難。正因如此，社區在開展垃圾分類的前期階段，往往需要想盡辦法幫助居民養成垃圾分類的習慣，同時讓居民產生意愿和認知上的轉變，如此才有可能維持垃圾分類的成效。

六、結論與討論

生活方式的綠色轉型不僅需要考慮如何廣泛動員社會大眾在日常生活中踐行綠色環保理念，還需要考慮環境變化與人類活動在時間上的錯位，形成面向未來的動員機制。本文提出“環境目標—社會情境—實踐場景”這一分析思路來呈現社區綠色項目的組織模式與動員機制。具體而言，環境目標具有客觀物質性，對于不同的綠色項目而言，居民的參與意愿存在差異，因此組織及動員思路也會有所不同。圍繞特定的環境目標，社區會進一步基于在地情境來運用、激活人際關系與組織關系，獲取推進項目的組織資源及行動能力。在項目實踐過程中，社區有意識地協調著關系網絡及關系互動，營造有助于推動行動及協作的體驗、情感與意義。從創建項目到實現目標的過程中，社區所建立的關系網絡，以及相關主體在互動、實踐過程中形成的組織模式和文化意義，在整體上構成了具有一定公共性意涵的實踐場景。實踐場景不僅吸引居民持續參與項目，還推動居民參與更豐富的綠色活動，能形成由點及面的動員效果，可為生活方式的綠色轉型奠定堅實的基礎。基于對兩個城市社區項目的研究，本文概括出“重建附近”和“共創未來”這兩種不同的實踐場景。參與L社區生態農場對居民而言具有多重積極意義，居民樂意參與；這一項目持續運作的關鍵在于協調與拓展，形成“重建附近”的氛圍和活力。相較之下，垃圾分類需要居民改變生活習慣，甚至給居民帶來不便，居民的參與意愿不足，因此R社區推動這一工作的關鍵在于形成多重生命歷程的交匯與多層級、多領域的合力，讓居民在“共創未來”的實踐場景中產生參與垃圾分類工作的動力與信心。

基于對兩個城市社區綠色項目的研究，筆者強調，就生活方式的綠色轉型而言，不管是易于推進并取得成效的領域，還是需要攻堅克難的領域，都需要將相關實踐嵌入居民的日常生活，同時還要有指向未來的行動部署和認知轉變。雖然環境目標不同，但社區的項目都需要在原本具有離散性和原子化特征的城市生活中“重建附近”，盡量為居民創造踐行綠色環保理念和參與社區建設的積極氛圍及體驗。對于易于推進的發展性項目，立足于中微觀層面的日常生活與關系實踐的“重建附近”是吸引居民持續參與的關鍵，共同生活、良性協作的體驗在某種程度上也會讓居民產生“共創未來”的情感及意識。相較之下，垃圾分類等需要攻堅的規制性項目難以通過“重建附近”來實現。居民在垃圾分類項目開展初期感受到的更多是改變生活習慣帶來的不適和不便，因此社區需要采取一系列舉措來培養居民進行垃圾分類的習慣，同時通過更深層的情感動員和更宏觀的關聯實踐來讓居民產生“共創未來”的動力與信心，以推動項目持續運轉。隨著項目的開展，居民參與垃圾分類的習慣逐漸養成，相關意愿和認知不斷提升，也能在集體行動和公共參與中形成“重建附近”的實踐場景。

生活方式的綠色轉型涉及私人領域的諸多實踐，特定項目只是社區借以推廣綠色環保理念的一個支點。“重建附近”和“共創未來”作為兩種典型項目的組織及動員機制，可從空間和時間維度為生活方式的綠色轉型提供兼具方向性與靈活性的行動圖式。當實踐場景逐漸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踐行綠色環保理念變成一種生活方式時，生活方式的綠色轉型也就得以逐步實現。需要說明的是，生活方式綠色轉型的實現依賴宏觀的社會、經濟、技術的發展和合力，而這些條件在不同地區存在顯著差異。因此，本文案例中的實踐經驗并不完全可推廣和復制，特別是在農村地區，垃圾分類等綠色項目的推行面臨較大的挑戰，存在諸如基礎設施不足、資金和技術支持有限等問題。本文的核心啟示在于，生活方式的綠色轉型需要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導與自下而上的社區實踐、居民參與相結合，同時需要社會、市場、技術等各個領域的發展與合力。這是一個長期且復雜的過程，可從空間和時間維度來設計相關項目的組織模式和動員機制，通過特定項目由點及面地推動生活方式的綠色轉型。對于側重于空間維度的“重建附近”而言，其核心是“看見”人的需求，自下而上地考慮社區概況及居民需求，由內而外地考量如何整合多元主體，協調制定活動與互動的集體規范，不斷拓展行動者、關系及意義，形成立足當下的積極氛圍與體驗。相較之下，“共創未來”側重于時間維度的組織和動員，核心是“看見”社會的發展，整合自上而下的組織資源和由外而內的社會、市場、技術的發展圖景與家庭代際互動，制定轉變生活習慣的行動方案，提升指向未來的參與動力與信心。相關總結可進一步見表1。

本文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第一，本文引入場景理論來分析生活方式綠色轉型的組織及動員機制。實踐場景概念描繪了日常生活實踐促成綠色轉型的過程與機制，從而呼應了環境社會學的實踐性品格。此外，實踐場景概念將環境問題和日常生活的特殊性納入協同治理的分析，能為協同治理如何有效運作提供更多經驗支撐。實踐場景概念還關注行動者之間的溝通與聯系，以及整體性的規范與文化意涵，能為行動者網絡如何組織和運轉提供一個更具經驗性的分析框架，同時彌補行動者網絡理論只見局部不見整體、只見結構不見意義的不足。第二，本文提供了一個日常生活領域生發公共性的經驗分析。公共性往往被認為是有別于私人領域和行政領域的范疇，相關討論還可進一步考察私人領域和行政領域在復雜互動、博弈和合作中，共同建構和再生產公共性的過程與邏輯。本文以社區綠色項目為例考察城市社區如何在自然環境與社會情境的交互中，構建推動居民參與合作的實踐場景，這不僅能為生活方式綠色轉型提供行動圖式，還能為當前城市社區共同體的打造提供一定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