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出動地面部隊的選項

美伊戰爭打到現在，最嚴峻的問題不在于雙方導彈庫存消耗。雖然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但伊朗可以依靠里海從中俄獲得補給。美國則能抽調其它防區的導彈庫存，理論上足以支撐三個月的消耗。

美伊戰爭最大的風險，在于雙方缺乏溝通渠道，這很容易滋生戰略誤判。過去幾年的美伊沖突，雙方提前圍繞空襲與報復行為進行協商，點到為止，帶有政治表演性質。比如伊朗雖然會襲擊中東美軍基地，但由于提前通知，美軍人員傷亡可控。但這一輪的美伊沖突，以色列在不宣而戰的情況下，干掉了伊朗的核心決策團隊。除哈梅內伊之外，伊朗最有實權的幾個人物接連陣亡。這不僅導致伊朗權力中樞癱瘓，也讓美國無法從伊朗內部尋找合適的談判對象。

為報復暗殺行為，伊朗予以堅決反擊，它向周邊的遜尼派國家發動猛烈空襲，其中就包括阿曼，這個國家是美伊之間最重要的溝通渠道，幫助兩國準確傳遞信息。無差別反擊大概率出自伊斯蘭革命衛隊之手，目的是堵死美伊談判空間。

如果說美國和伊朗文官集團試圖讓沖突降級，那以色列和伊斯蘭革命衛隊則唯恐天下不亂。以色列恨不得把美國拖下水，讓美國出動地面部隊跟伊朗開戰。伊斯蘭革命衛隊則試圖把水攪渾，以保衛國家為由趁機奪權。雙方都有自己的小算盤，都不愿沖突在短期內得到緩和。

在溝通渠道不暢的情況下，美伊之間發生戰略誤判的概率急劇上升。一戰之所以會爆發，是因為英國的戰略模糊讓德國產生誤判，使其低估了英國保衛比利時的決心。朝鮮戰爭之所以爆發，也是因為美國沒能及時摸清中國的底線。由于新中國與美國之間缺乏直接溝通渠道，雙方不得不通過印度等中立國傳遞信息，很容易產生延遲和誤判。盡管北京多次聲明三八線對于中國的重要意義，但美國認為這只不過是傳統的外交辭令，進而忽視了中方的核心關切。

為避免悲劇重演，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后，中美初步建立了政府級溝通渠道。不僅如此，香港成為重要的情報交換中心，掮客們傾囊相授只為購買一份高價值情報。越南戰爭爆發后，由于提前獲悉中方立場，美國始終沒有向北越派遣地面部隊，避免了中美之間的直接軍事碰撞。如今，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兩個大國，中美搭建了20多個溝通渠道，涉及軍事、經貿、科技、金融等領域，極大降低了兩國之間產生戰略誤判的風險。

美伊則不然，戰爭爆發后兩國原有的直接溝通渠道全部中斷，至今沒有重啟跡象。伊朗內部則陷入群龍無首的狀態，此刻沒有任何人具備一言九鼎的威望。作為妥協，伊朗成立臨時委員會，但這更像是過渡，實際權力掌握在伊斯蘭革命衛隊手中，穆杰塔巴的上臺更加說明這一點。盡管他是哈梅內伊的兒子，但他的履歷完全不足以掌控局勢，只能任由軍方擺布。

到了這個節骨眼，事態已經落入內塔尼亞胡和伊斯蘭革命衛隊預設的軌道中，雙方都把混亂視為攀登的階梯。內塔尼亞胡應該會感謝美國選出特朗普這樣一個總統，假如拜登還在，內塔尼亞胡毫無機會。巴以沖突剛爆發時，盡管拜登在輿論上力挺以色列，但為防止被拖下水，美國只給以色列提供用于自衛的彈藥。對伊斯蘭革命衛隊來說，這次斬首行動導致鴿派勢力一落千丈，為其組建軍政府掃清障礙。

事實上，民主黨對盟友的駕馭能力遠超特朗普。為約束以色列，民主黨大力扶持反對黨領袖甘茨和國防部長加蘭特，依靠組建戰時內閣架空了內塔尼亞胡權力。為敲打賴清德，民主黨把其家屬接到美國當人質，并提拔擁有美國血統的蕭美琴擔任監軍。一旦賴清德作出過激行為，民主黨可能會暗中把他換掉。在歐洲，民主黨扶持馮德萊恩擔任歐委會主席，極大削弱了德法領袖的權力，使歐盟淪為美國傀儡。特朗普完全不具備這種運籌帷幄的能力，他喜歡通過展現強硬迫使對方就范。但這其實是種很低效的辦法，只有無能的人才會僅靠施壓來解決問題。

在地緣事務上，能用外交手段解決的問題，就不要用經濟手段；能用經濟手段解決的問題，就不要用軍事手段。如果一個國家頻繁打仗，要么外部環境確實惡劣，要么外交政策存在很大缺陷。

迪拜的帆船酒店遭到襲擊：

也就是說，以色列和伊斯蘭革命衛隊，雖然看似宿敵，但在火上澆油的問題上有共同默契。前者希望美國把更多戰略資源投入中東，后者試圖打著戡亂的名義接管權力。中東君主國則成為徹頭徹尾的輸家，近幾年來，沙特、阿聯酋致力于推動經濟轉型，大力發展金融和旅游等第三產業。盡管它們只需一年的時間就能修建摩天大廈，但需要十年的時間才能讓投資者相信這片土地足夠安全。恐怖的空襲，讓迪拜和利雅得喪失了發展金融中心所必需的和平環境，這種信用損失不是能源收入可以彌補的。

馬六甲海峽為新加坡創造巨額財富：

正如我之前去新加坡的感受，這座港口城市依靠馬六甲海峽實現繁榮，可這種繁榮極度依賴和平、開放的全球化環境。一旦未來西太平洋爆發戰事，新加坡積累的財富將化為烏有。歷史上威尼斯曾是歐洲最富庶的城市，可當戰爭來臨的時候，這種富庶只會煙消云散。

鑒于特朗普之前在關稅問題上的反復無常，很多人認為這次美國在中東問題上也會TACO，但這兩件事有本質的區別。關稅是經貿問題，有討價還價的空間；中東是政治問題，特朗普沒有太多退讓機會。中東君主國雖然武力弱小，但依靠能源出口積攢了龐大的主權財富基金，持有大量美國風險資產。假如特朗普在霍爾木茲海峽仍被封鎖的情況下選擇撤退，勢必會激怒中東君主國，導致其做出拋售行為，屆時美股和美債將暴跌。

就算特朗普不考慮美國利益，單純是為了保住中期選舉，他也不敢輕易得罪中東君主國，它們可是共和黨的金主。美國撤退的前提是搞定霍爾木茲海峽危機（至少要允許一部分油輪通行），要么依靠外交手段與伊朗達成協議，要么依靠武力手段迫使伊朗解除封鎖。在動用武力的情況下，特朗普有三種選項，風險和收益依次匹配。

低風險方案：武裝庫爾德人，讓伊朗陷入分裂。伊朗和伊拉克邊境分布著一千多萬庫爾德人，他們有很強的獨立建國訴求。美國可以為庫爾德人提供武器，讓他們頂在前線跟伊斯蘭革命衛隊作戰。然而從獲得武器到形成戰斗力需要很長時間，特朗普需要先解決當下的問題。對庫爾德人的支持會損害美國跟土耳其關系，促使其站在伊朗這邊。假如美國武裝庫爾德人，可能是在賭伊朗內部因不愿承擔國土分裂風險主動求和，而非寄希望庫爾德民兵能擊敗波斯正規軍。

中風險方案：出動海軍陸戰隊，奪取伊朗沿海島嶼。當前美國部署在中東的軍隊不足以支撐大規模武力方案，僅能承擔特種作戰任務。在海空軍的配合下，美國或出動精銳部隊攻占伊朗控制的霍爾木茲海峽的島嶼，甚至占領伊朗海軍基地阿巴斯港，削弱其威脅商船的能力，確保海峽物流通暢。但這一方案存在善后問題，奪取島嶼后，誰來負責在波斯灣沿海島嶼駐軍呢？阿聯酋的軍隊不堪一擊，由美國駐軍則成本高昂，而且隨時會面臨伊朗人反撲。

高風險方案：對伊朗發動全面戰爭，武力推翻宗教政權。與伊拉克不同，伊朗境內大部分都是高原，易守難攻。假如美國想對伊朗發動全面入侵，需動用50萬陸軍，光是后勤費用就是天文數字。如果是高風險方案，美國需要從全球各地抽調精銳部隊，并向中東運輸足以支撐半年消耗的物資。美軍需動用全部運輸機，大量征用民間商船，政府訂單向軍購傾斜，美聯儲則幫忙釘住利率。這不僅是打仗，更是在燒錢。不到萬不得已，全面入侵伊朗都是一個錯誤的選項。

如果特朗普想依靠外交手段結束海峽危機，在伊斯蘭革命衛隊掌權的情況下，伊朗的談判條件可能會比之前苛刻。伊朗的核心訴求，勢必會包含美國不得再發動二次斬首的條款，無論這種條款有沒有寫入正式協議。不僅如此，伊朗可能會要求美國從中東部分撤軍，并約束以色列的戰爭行為。

無論特朗普再怎么懊惱，開戰以來的損失都已淪為沉默成本。他必須在出動地面部隊和屈辱求和之間做選擇。鑒于親猶勢力掌控了美國媒體，特朗普想跟伊朗搞密室會談的難度很大。在基準場景下，美伊之間可能會繼續博弈一段時間，直到其中一方占據明顯優勢，否則在此之前雙方是很難達成和平協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