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得主克魯格曼：戰(zhàn)爭、石油和世界經濟

資料圖。本文來源：北京商報、中國國創(chuàng)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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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獎得主克魯格曼：戰(zhàn)爭、石油和世界經濟

你還記得1979年的能源危機嗎？但愿你不記得——或者至少希望你們中的許多人不記得。因為我更愿意相信，我的讀者并不全像我這般，是個老古董。

然而，我卻記憶猶新：加油站前排起的長龍及其引發(fā)的恐慌。我還記得伊朗人質危機，以及那種危機感——仿佛地球另一端的政治動蕩隨時會波及我們每一個人。我還記得，繼能源價格飆升之后，便是全面的通貨膨脹。

如今，唐納德·特朗普將我們帶入了一場戰(zhàn)爭，對手正是當年那場危機的核心國家。我今天要探討的，是美國此次襲擊所帶來的附帶后果。

幾乎所有人都認為，相比近五十年前毛拉政權崛起時的情形，“史詩之怒行動”（Operation Masculine Insecurity Epic Fury）所帶來的經濟余波要輕微得多。他們可能——僅僅是可能——是對的。

但我們有必要問一問：為何現(xiàn)在的世界經濟看起來比1979年更能抵御伊朗動蕩的影響？主要原因可能并非如你所想。同樣值得追問的是，在過去47年里，又出現(xiàn)了哪些新的脆弱環(huán)節(jié)？

下表列出了一些指標，有助于解釋自伊朗革命前夕以來，世界經濟對中東動蕩的承受力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

來源：Our World in Data, FRED

如表第一行所示，伊朗雖然是重要的石油生產國，但在全球石油總產量中僅占很小的份額。單憑這一點，人們不會認為伊朗出口中斷（就在你閱讀本文時，這種情況想必正在發(fā)生）會導致全球油價大幅飆升。

然而，1978年時，伊朗在全球石油產量中的占比同樣不高。那么，為何伊朗革命后全球油價暴漲了165%？原因在于，對其他中東國家供應中斷的擔憂引發(fā)了投機性囤積，隨后沙特的減產又維持了高油價。這給今天的教訓是：在評估伊朗局勢對全球石油市場的影響時，我們必須考慮其對伊朗鄰國出口的影響。

而這正是令人擔憂之處。1979年，伊朗的激進勢力無論如何折騰本國的石油生產和出口，都無法切斷沙特、科威特等國的出口。而如今，伊朗政權擁有大量導彈和無人機，并已用其襲擊了迪拜、巴林及該地區(qū)其他國家。作為中東石油通往全球市場的主要通道，霍爾木茲海峽的石油運輸似乎已近乎完全停滯。

此外，世界依然嚴重依賴中東石油。如表第二行所示，目前中東在全球石油產量中的份額僅比1978年略低。盡管如表第三行所示，水力壓裂技術推動了美國石油產量的飆升，使美國實現(xiàn)了石油自給自足，但中東的份額依然居高不下，中東石油對整個世界經濟至關重要的事實并未改變。

截至3月2日上午，油價較2月中旬每桶上漲了約10美元。這將導致每加侖汽油價格上漲約25美分。目前來看，市場實際上是在押注這場戰(zhàn)爭將是短暫的且破壞性不大，盡管情況隨時可能發(fā)生變化。

然而，油價沖擊帶來的經濟影響應該會小于20世紀70年代，原因有二。

首先，主要經濟體對石油的依賴程度已遠低于20世紀70年代。“GDP石油強度”是指石油消耗量（以太瓦時為單位）與實際GDP（以2017年美元計價）之比。自70年代以來，該指標已下降了超過70%，這基本上意味著，與70年代相比，當今經濟體生產同等產出所需的石油要少得多。觀察這一點的一個方法是對比自1978年以來美國實際GDP的增長與石油消耗量的變化：

來源：Our World in Data, FRED

美國經濟規(guī)模已擴大至原來的三倍，但目前的石油消耗量卻與20世紀70年代末基本持平。

我們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原因之一是汽車的平均燃油效率大約翻了一番。此外，廉價的天然氣在許多領域（如家庭供暖）替代了石油，可再生能源也開始發(fā)揮作用。

美國GDP石油強度的降低意味著，即使當前的戰(zhàn)爭導致油價大幅且持續(xù)上漲，其造成的經濟損害也會小于幾十年前同等幅度的油價上漲所帶來的沖擊。

表中的下一行顯示了我們不必像過去那樣擔心油價沖擊的另一個原因：滯脹風險降低。1979年的油價沖擊打擊的是一個已經飽受持續(xù)高通脹折磨的經濟體。此外，用美聯(lián)儲的術語來說，當時的未來通脹預期已經“脫錨”：企業(yè)面對突如其來的價格上漲，反應是提高自身產品價格，因為它們確信漲價還會繼續(xù)；工人則要求加薪以抵消不斷上升的生活成本，諸如此類。結果，1979年的油價沖擊引發(fā)了“工資-價格螺旋上升”。

如今，通脹率雖然仍高于美聯(lián)儲2%的目標，但已大幅降低。此外，調查顯示，大多數(shù)人預計未來通脹將回歸正常水平。因此，這場新戰(zhàn)爭對通脹的任何影響很可能都只是暫時的。

到目前為止，情況尚令人寬慰。然而，在我看來，除了航運面臨的威脅之外，至少還有兩個理由讓我們比幾十年前更擔心這場中東戰(zhàn)爭。

首先是金融脆弱性。1979年，美國金融體系仍受到高度監(jiān)管，因此發(fā)生嚴重銀行擠兌和其他動蕩的空間很小。如今，許多觀察人士一直在警告金融穩(wěn)定面臨的潛在風險，其中最緊迫的來自私人信貸領域。伊朗戰(zhàn)爭是否會引發(fā)更廣泛的金融危機？我不知道，但這方面的擔憂似乎并非危言聳聽。

此外，戰(zhàn)爭是否會刺破市場泡沫？表中的倒數(shù)第二行顯示了標準普爾500指數(shù)的市盈率，該指標在1978年很低，但現(xiàn)在卻非常高。如果戰(zhàn)爭的余波造成重大經濟損害，如此高的估值還能維持嗎？

最后，有一點鮮有觀察人士強調，那就是現(xiàn)代中東在世界經濟中扮演的角色已不再局限于主要的石油供應地。特別是迪拜，它不僅是全球金融體系的重要節(jié)點，還接納了許多自以為找到了避風港的超級富豪。迪拜國際機場轉型為全球最重要的交通樞紐之一，便是這一地位變化的標志。

如果這場戰(zhàn)爭破壞了該地區(qū)這一新角色，那將給世界經濟帶來另一重風險。

我不想散布末日論。但我確實擔心，人們對這場戰(zhàn)爭所帶來的經濟風險過于掉以輕心了。（編譯｜陳昭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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