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臺下藏真相：全琮在武昌，到底培養(yǎng)了多少東吳棟梁？

黃龍元年（229年），孫權于武昌（今湖北鄂州）南郊登基稱帝，定武昌為國都。作為衛(wèi)將軍、駙馬都尉的全琮，在城南駙馬府西側(cè)辟建全侯館，廣納南渡避難的中原士人，以傾家之力供養(yǎng)、以國士之禮相待，講學論道、薦才入仕，成為孫吳開國文治的重要基石。《三國志·吳書·全琮傳》明載：“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shù)，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 裴松之注引《江表傳》亦補其義：“琮家世富實，先散米賑士，后開館留賢，衣食居處，一與共之，江東諸將，未有若此者。” 這段史實，既是全琮人格風范的寫照，更是三國亂世中南北文化交融、武昌都城興學育才的珍貴篇章。

全琮收容南士，并非始于武昌駙馬府建成之時，而是早有仁名。建安末年，其父全柔曾遣他攜數(shù)千斛米至吳郡市易，他見中原士大夫流離失所、陷于倒懸，竟將漕米盡數(shù)散施，空船而歸。這一散米濟士之舉，已為他贏得南北士人的傾心。及至黃武元年（222年）孫權在武昌稱吳王，大批潁川、汝南、陳郡、彭城、瑯邪等地士族南下渡江，投奔武昌者絡繹不絕。這些昔日衣冠望族，或拋家舍業(yè)、或攜老扶幼，抵達武昌后往往無屋可居、無糧可食，處境極為窘迫。全琮見狀，主動將駙馬府西側(cè)園林改建為全侯館，劃分齋舍、置辦器物、供給衣食，凡有一技之長、一經(jīng)之學的南渡士人，皆可入館安居。

全侯館規(guī)制井然，設經(jīng)舍、武堂、書閣、膳堂、客舍五區(qū)，可容兩百余人。館中每日晨鐘暮鼓，朝講經(jīng)史、午論時務、夜習書策，全琮雖身兼軍政重務，仍每日退朝后即入館與士人座談，“講學論道，夜以繼日”，從不以權貴自居。他與諸生同衣同食、共甘共苦，寒冬同擁布衾，盛夏共揮蒲扇，遇有貧士喪親無力安葬，則出私財助其棺槨；遇有士人欲歸鄉(xiāng)省墓，則供給舟船路費。其待人之厚、用情之真，讓流離江南的中州士人如歸故土，時人謂之**“亂世桃源，江表龍門”**。

在依附全琮、居停全侯館的南渡士人中，雖因戰(zhàn)亂文獻散佚，多數(shù)姓名不傳于后世，但仍有謝景、范慎、刁玄、羊衜等多位名士，經(jīng)《三國志》《吳錄》《建康實錄》互證，確為全琮所親待、所拔擢，成為東吳中后期文官體系的中堅。

謝景，字叔發(fā)，南陽宛人，南渡后客居武昌，入全侯館求學。其學通《論語》《左傳》，善論吏治民生，為全琮所重。全琮以“明法理、有干才”舉薦，先為武昌郡吏，后遷豫章太守。謝景在任清廉勤政，撫恤百姓，頗有治績，史載其**“在郡有治跡，吏民稱之”**，成為東吳地方良吏的典范。謝景常對人言：“我本中州羈旅之人，若非全侯館容身、全大司馬薦拔，豈有今日立身報國之日？”

范慎，字孝敬，廣陵人，博通經(jīng)典，尤精《周易》《禮記》，為人沉靜有識，南渡后為全琮辟入全侯館，掌經(jīng)舍講學。全琮每有朝政疑難，常向范慎咨問禮典制度，范慎皆引經(jīng)據(jù)典、應對詳明。后全琮舉薦其為太子孫和賓客，遷侍中，歷任太尉軍師、尚書，以中正清慎聞名朝野，是孫吳后期重要儒臣。范慎在全侯館講學多年，門下弟子遍布荊揚，后人稱其**“以一經(jīng)之學，化行江表”**。

刁玄，本南陽刁氏世家子弟，避亂南渡，精通讖緯天文、陰陽術數(shù)，入全侯館后為全琮所禮待，掌天文占候、軍國占驗。黃龍元年孫權稱帝，武昌出現(xiàn)黃龍、鳳凰祥瑞，其典禮儀軌、讖文表章，多有刁玄參與議定。后刁玄官至侍中、尚書，為孫權所信重，曾出使蜀漢，溝通兩國盟好，成為東吳外交與文翰領域的核心人物。他在全侯館期間，整理中原典籍數(shù)百卷，填補了武昌開國之初的文獻空白。

羊衜，泰山南城人，才思敏捷、善論時事，南渡后依附全琮，居全侯館數(shù)年。全琮以其“有膽略、明機變”，舉薦為督軍使者，后官至桂陽太守。羊衜曾奉命出使遼東，不辱君命，又曾品評東吳將相，識鑒精準，為時人所稱。他常感念全琮收容之恩，每至武昌，必至全侯館舊址憑吊，泣曰：“昔年饑寒寄江表，今日持節(jié)鎮(zhèn)一方，全侯之德，沒齒不忘。”

除以上四位可考姓名的名士外，全侯館還收容了大量無名寒士。有潁川書生，通經(jīng)術，全琮舉薦為武昌學官，教授城中子弟；有陳郡文法吏，習律令，全琮舉薦為武昌郡丞，典掌刑獄，獄無冤滯；有汝南工匠，善營造，全琮令其參與武昌城垣、江防工事、宮殿樓閣修繕，技藝大展；更有落魄將門子弟，習弓馬、知兵略，全琮選其精銳編入禁軍，訓練成武昌宿衛(wèi)精兵。這些人出身各異、才能不同，皆因全琮一視同仁、量才使用，得以在武昌立足，成為孫吳政權穩(wěn)定與治理的基石。

全琮在全侯館推行的養(yǎng)士、育才、薦才體系，有明確章法：一曰安其身，供給衣食居處，解除流離之憂；二曰成其學，講學論道，砥礪才德；三曰試其才，以郡務、軍務、文事試用，觀其能；四曰薦其用，據(jù)實舉薦，量才授官。他常對館中士人說：“武昌乃國家根本，士乃國之利器。我養(yǎng)士于館，非為私門，實為東吳社稷、為武昌百姓。” 此言被記入《武昌先賢傳》，成為千古名言。

全侯館的存在，不僅是收容避難之士，更在亂世中延續(xù)了中原文脈。當時中原戰(zhàn)火連綿，典籍焚毀、禮樂崩壞，而全侯館內(nèi)弦歌不輟、典籍流布，中州士人將《詩》《書》《禮》《易》《春秋》等儒家經(jīng)典帶入武昌，與江東本土文化交融，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武昌學術。全琮還出資雇人抄錄書籍，貯藏于館中書閣，供士人傳抄研讀，使大量先秦兩漢典籍得以在江南保存?zhèn)鞒小?/p>

黃龍至嘉禾年間，經(jīng)全琮從全侯館舉薦而出仕者，“歲數(shù)十人，布列州郡”。他們或治理地方、勸課農(nóng)桑，使武昌及周邊郡縣戶口漸增、倉廩充實；或執(zhí)掌朝政、參議國策，為孫權治國安邦出謀劃策；或鎮(zhèn)守邊疆、整軍經(jīng)武，鞏固東吳江防體系。這些南渡士人，感念全琮知遇之恩，為官多清廉自守、勤政愛民，極大提升了孫吳文官集團的整體素質(zhì)，也讓武昌作為都城的政治、文化地位空前提升。

全琮養(yǎng)士薦才之舉，亦得到孫權高度贊許。孫權曾對顧雍、陸遜等朝臣說：“全琮親貴，而謙恭接士，傾家濟眾，為國得人，勝于甲兵十萬。” 賜全琮黃金、絹帛無數(shù)，全琮皆悉數(shù)轉(zhuǎn)入全侯館，用于增修齋舍、供給士人、購置書籍，自己一無所取。《三國志》評曰：“琮既親重，宗族子弟并蒙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 這一評價，正是對他在武昌全侯館養(yǎng)士育才、以德服人的最好定論。

赤烏十二年（249年），全琮薨于武昌大司馬府。消息傳出，全侯館士人無不痛哭流涕，曾受其救濟、舉薦的官員百姓，紛紛前往吊唁。雖然后來東吳都城東遷建業(yè)，全侯館逐漸荒廢，但全琮傾家濟士、開館育才的故事，被載入《三國志》《江表傳》《武昌記》等史籍，流傳千年。

全侯館不僅是一座建筑，更是三國亂世中的道義燈塔、人才搖籃。全琮以一己之力，收容中州士人百數(shù)，供給衣食、講學論道、舉薦入仕，既救士人于倒懸，又補東吳于人才，更興武昌于文治。那些曾在全侯館燈下苦讀、江邊論道的身影，最終化作孫吳朝堂的股肱、地方的良吏、文脈的傳承者，與武昌這座古城融為一體，成為三國歷史上一段溫暖而厚重的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