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導彈襲美后院，海灣盟友扛40天高壓，特朗普暗藏殺招

隨著油價攀升與交通持續受阻，許多結束沖突的路徑依然“充滿危險”。

唐納德·特朗普表示，結束與伊朗戰爭的決定將由他與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共同”做出。

“我們一直在溝通。我會在合適的時機做出決定，但所有的因素都會被納入考量，”特朗普說道。

中東地區的戰火已進入第二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尼克·佩頓·沃爾什指出，這場戰爭“創下了沖突與破壞速度的新紀錄”。交戰雙方均已達成部分既定目標，然而“戰爭將在何處以及如何終結”的問題，卻成為了當下最引人深思的懸念。

盡管雙方或許都能宣稱實現了某些軍事目標，但他們卻“無法達成政治上的訴求”。迄今為止，伊朗政權展現出了極強的韌性，美國的阿拉伯海灣盟友同樣如此。

盡管海灣地區的投資者可能已經開始對卷入沖突的代價“怨聲載道”，但對伊朗政權而言，進一步升級局勢無疑意味著更大的“風險”。在經歷了數十年的經濟管理不善之后，伊朗的實際抗壓能力“可能遠不如其自認為的那般堅韌”。

《外交事務》雜志的羅伯特·佩普認為，特朗普本人正處于“進退維谷的困境”之中，擺在他面前的只有兩個根本性的選擇。“一條路是加倍押注”空襲行動，“擴大對領空的控制以及對地面的監視”；另一條路則是徹底“結束軍事介入”。

在缺乏“完美臺階”的情況下，這位美國總統必須權衡，究竟是“現在承受短暫而有限的政治代價，還是在未來面對更為漫長且充滿不確定性的政治反噬”。鑒于伊朗正意圖推行“橫向升級”戰略——即擴大沖突的“地理與政治范圍，而非在縱向上加劇沖突”——對美國而言，或許“最明智的選擇”是“現在接受有限的損失，而不是冒險在未來承受更為慘重的代價”。

全球中東委員會的弗雷德里克·施奈德指出，經濟格局的重大劇變，或許將成為促使雙方尋找“臺階”的決定性因素。人們往往忽略了一個事實：首輪打擊“恰好發生在全球經濟極其脆弱的時刻”。

自第一枚導彈發射以來，市場便陷入了劇烈的“動蕩”，其主要驅動因素包括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卡塔爾能源公司的液化天然氣生產，以及途經迪拜國際機場的航班均遭受了嚴重破壞。

“最有可能的情境”是，持續四到六周的“高強度襲擊”將導致經濟代價“急劇攀升”。如果局勢惡化超越了這一臨界點，我們極有可能面臨“全球約五分之一石油如果局勢惡化超越了這一臨界點，我們極有可能面臨“全球約五分之一石油供應”被切斷的嚴峻現實，這將“構成一場現代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沖擊”。

銀行界幾乎不可避免的“通脹沖動”可能會促使美國主動降溫局勢；但對于夾在中間的海灣國家而言，伴隨著“基礎設施受損、投資者信心崩潰以及緊急軍事開支激增”的持久沖突，將“引發真正的財政災難”。

接下來會發生什么？

《每日電訊報》的羅蘭·奧利芬特、大衛·布萊爾和瑪麗亞姆·馬茲魯伊分析稱，曠日持久的沖突可能會導向三種結局。對于許多伊朗人而言，最理想的結局莫過于一場“民主變革”。

與利比亞和敘利亞等國不同，伊朗擁有“根深蒂固的公民與國家認同感”，這種認同感能夠超越內部分歧；而最為關鍵的是，該國擁有一個“龐大、受過高等教育且務實的中產階級”。

特朗普可能會試圖復制美國在委內瑞拉的干預模式。伊朗的國家機器“仍在有效運轉”，尤其是在穆杰塔巴·哈梅內伊被任命為最高領袖之后，掌權的依然是“那批根基深厚、與伊斯蘭革命衛隊關系密切的精英階層”。

最后，是一種“更為黑暗的結局”。爆發“內戰的前景似乎極其真實”。關于“美國可能支持以伊拉克北部為基地的庫爾德武裝組織進行地面入侵”的報道，一直被特朗普政府閃爍其詞地回避，然而這一舉動所帶來的后果無疑“充滿了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