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華人難以進入“上海公園”，而今上海有超千座公園可逛

從“上海公園”到上海的“千園”

尋找“上海公園”

上海的公園發展歷程，濃縮了近代以來上海城市變遷綿延而斑斕的歷史。一般認為，上海誕生的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公園是外灘公園（今黃浦公園）。這座英式自然風景園風格的公園雖被認為開中國近代城市公園之先河，但很長時期內不向中國人開放，并掛有嚴重傷害中國民族感情的歧視性禁令牌。然而，西人在上海開辟的第一個他們所認為的“公園”，其實是作為跑馬場的“上海公園”。

《外灘公園》（水彩），作者李永森，1941年《永安月刊》

有關“上海公園”的信息見于《上海年鑒》《上海道契》等文獻資料。

1853年《上海年鑒》中包含一份“1852年《上海埠租地名錄》”。這是目前可見上海開埠初期最早的西人租地名錄，其中清楚地記錄了一處名為“Park of Shanghae”（直譯“上海公園”）地塊。名錄還記錄了該地塊的其他信息：第62號道契、第80號租地，面積為81畝7分4厘4毫。

所謂“道契”是指1843年上海開埠以來洋人、買辦前來租地行商，留下大量記錄租地信息的檔案，因西人租地契紙須由上海道臺核查鈐印方為生效而被稱為“道契”。根據《上海埠租地名錄》提供的道契號線索，查《上海道契》中的62號道契，可獲得上海公園地塊的更多相關信息：1848年英商皮爾、士都呱、金呢地、打喇士、利永士敦、波文遵照和約租地八十一畝七分四厘四毫，東至公路，西至華民吳、唐姓界，南至第七十八分地華民吳、徐、張姓界，北至河。

至于“第80號租地”這個租地號，可宕開一筆。1845年11月《土地章程》頒布，確定英國租界范圍，規定將洋涇浜以北，李家場以南之地，準租與英國商人，以為建造房舍及居留之用，后修建界路（即河南路）為限。按《土地章程》規定，雖然允許西人租地之后建房居住，屯儲貨物，養花種樹，設戲玩處所，但是可租地面積有明文規定，“每家不得超過十畝以外，免致先到者地寬大，后來者地窄小”。上述租地由多個英商代為租定，總面積超過八十一畝，遠超十畝之限，因此屬于違規租地，租地之初并未取得明確的租地號，后來才在道契上被補錄為“八十分租地”，也即《上海埠租地名錄》中所謂“第80號租地”。不僅如此，據開埠后較早的英國租界實測地圖——1849年《上海外國居留地地圖》（Map of Shanghae April 1849 Foreign Residences，哈佛大學藏）所示，這塊租地的范圍在今南京東路以北、河南中路轉角一帶，實際上也越出了此前訂立的以今河南路為“界路”的界線。

1849年《上海外國居留地地圖》（局部），第80號租地示意

據62號道契所示，西人租此地“作設公游之所”。park譯作公園時，多指城鎮或城市中供公眾休閑、游玩的帶綠化的公共區域。因此，此處租地記為“Park of Shanghae”，從功能而言是合適的，歷史上，這塊租地實際的休閑用途是跑馬場。按照《土地章程》規定，租地時約定的用途不能更改，隨著當時外灘地區地價的一路飆漲，上海公園地塊若繼續經營跑馬場，則不如轉讓土地賺差價更合算。因此，道契中又有記載，咸豐四年正月十四日（1854年2月11日）英商皮爾、士都呱、金呢地、打喇士、利永士敦、波文將所租地基八十分計八十一畝七分四厘四毫劃出10份大小約為七至九畝的土地轉與白蘭、威律士、拔在、威律士、史幾那、騰格格、拔在、堂尊、郎利、蘭退租用。由此，上海公園跑馬場用地被瓜分殆盡，轉為商業用地。此后，作為游樂場所的跑馬場不斷向西遷移，因此史料上有第一跑馬場、第二跑馬場、第三跑馬場之分。

上海開埠之初的上海公園，無論租地面積還是租地位置都嚴重違反了《土地章程》的規定和道契的具體約定，然而，即便是這樣一個違規的公共場所，同樣限制華人進入。上海解放后，1951年8月27日，上海市軍管會正式下令，收回當時的第三跑馬場土地，改建成人民公園和人民廣場，這處空間才真正成為人民的休閑之處。

民國公園建設的曲折與無奈

民國時期，上海的城市公園發展，既是民族情感與家國情懷的投射，又深受時局板蕩、社會劇變的影響。根據《上海園林志》記載，從外灘公園建立至1949年，上海共有48座有具體形成時間記載的現代公園，其中公共租界在1910年代達到建園高峰，至三四十年代維持在10余座公園。法租界的公園建設較為緩慢，1908年公董局于新舊法租界交界處辟建公園，稱為顧家宅公園，又名法蘭西公園，成為法租界占地最大的公園。法租界至三十年代僅有4座公園，四十年代也保持此數量。

《白相外灘公園》，作者文農，1928年《國聞畫報》

民國時期，公園建設被視為推進社會進步的因素之一。1911年，寶山縣將縣城佚名公園改建為城西公園，是為中國地方政府建造的首座現代公園。鄭振鐸視公園為“都市之呼吸”，慨嘆上海公園太少、不敷使用，提倡“公園運動”：“我們要求在適中地點再建造十個以上之公園？像跑馬廳這樣地方，實是建立公園最好的地點。這話說來太不容易實行，也許實行竟要待之于上海是為我們收回的時候！然而我們不可不有這樣的運動，不可不有這樣的要求。”（鄭振鐸《上海之公園問題》，《文學周報》，1928）

華界的公園起步較晚，1910年代有5座公園，二十年代曾大量建園，各地方政府改建墓園或寺院作為公園，至二十年代末共有13座公園，三十年代因經營不善和戰爭的影響降至僅2座（一說4座），四十年代恢復到5座。位于蘇州河畔的吳淞公園于1932年對外開放，面積1800平方米，公園以吳淞口美景著稱，然而開放當年即毀于“一·二八”事變。1932年8月，市工務局計劃重建并擴大吳淞公園，其規劃方案是把化成路南、淞興路北3300多平方米的土地與原公園連成一片。這片土地包含公地2733平方米和其他已毀于戰火的民宅。在修建過程中，受到熱帶風暴影響，直至1934年，公園才修復開放。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中，該公園再度遭到徹底破壞。戰爭結束后，吳淞鎮居民提出修復公園與被毀江堤的訴求，上海市工務局雖原則上同意，終不了了之。同年7月，市政府作出決議，將原吳淞海濱公園用地劃歸籌建中的中央造船公司使用。此后因土地劃轉、建設資金等問題均未解決，吳淞公園的重建工作直至上海解放仍僅停留在規劃階段，未能付諸實施（董從懿《近代上海公園發展與分布研究》）。

不僅僅是吳淞公園，其他毀于抗戰時期的公園包括：城西公園、曲水園、廟鎮公園、軍工路紀念公園、高橋公園、朱涇第一公園、中山林公園、商民樂園、奎山公園、堡鎮中山公園、吳淞公園、上海市立動物園、上海市立植物園、上海市立第一公園、金山風景林、廣信路兒童游戲場、震旦博物院植物園等。雖受戰爭影響，但民眾對公園的利用和探索沒有停止。1947年6月22日刊于《大公報》的題為《宋公園》的報道稱：

決定將宋公園開辟為市立公園，撥十畝園地建筑新聞館基地，為宋教仁烈士作為永久紀念，撥地十畝供工務局林園管理處種植苗圃。宋公園占地一百二十畝，因缺乏管理，已漸告荒蕪。今宋公園董事會之利用計劃，既為本市增加一處游憩之所，尤為紀念宋教仁烈士永久與最有效之方法。

可見當時公園的多重社會功能，既作為緬懷革命先烈之用，又補城市公共休憩之不足。

從“實行大地園林化”到建成“千園之城”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這座城市終于回歸人民的懷抱。政府開始大規模集中建造公園。有些帶有鮮明的政治意圖，如將跑馬廳北部改建為人民公園；有些則寄寓著新生活的開始，如紹興兒童公園、華山兒童公園、西康公園、西郊公園等的新建。不僅如此，還建造了一批與工人新村配套的公園，如曹楊公園、宜川公園，大幅改善了勞動者的居住環境與生活品質。1958年，響應毛主席“實行大地園林化”的號召，上海相繼興建楊浦、和平、長風等綜合性大型公園。至1960年，上海城市公園總數達55個，公園建設迎來春天。改革開放后，上海的園林綠化被納入整體城市建設規劃，一大批公園建造或擴建，包括上海大觀園、上海植物園、共青森林公園、東平和佘山國家森林公園以及上海野生動物園等。1994年上海最大的生態城市公園開始籌建，千禧年正式全面對外開放，并將原定名“中央公園”改為“世紀公園”，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到上海世紀公園視察，題寫了園名。2010年上海成功舉辦世博會，再次帶動了城市的綠帶和公園建設。

進入新時代以來，上海深入踐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尤其是“十四五”以來，全力推動公園城市、千園之城建設。2021年7月1日起上海部分收費的公園正式免費開放，包括共青森林公園、濱江森林公園、世紀公園等大人流量公園。近年來，上海穩步推進城市公園24小時開放，給晨練市民與夜跑愛好者提供了更多便利舒適的活動空間。和平公園更率先打造全市首個24小時公園圖書館，為城市點亮一盞不滅的文化之燈。24小時公園開放在滿足市民需求的同時，也對園區安保、管理服務等提出更高要求，這一便民政策的落地，離不開智能防控、人力巡防等多維度保障體系的有力支持。上海的公園建設面臨土地資源稀缺、人口高度密集等實際困難，如何在空間和成本的壓力下見縫插針建造公園是破題關鍵。近年來，上海基于現實探索出一條“口袋公園”建設的成功道路，充分利用城市空間的邊邊角角，讓市民在家門口就能轉角遇見綠意。

“十四五”時期，上海提前實現“十四五”末建成“千園之城”的目標。據2026年初上海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最新數據，累計公園數量達1100座，近九成公園實現24小時開放。達成目標后，上海將持續打造第二輪千園建設工程，力爭到2035年公園總數達到2000座。

公園是城市的會客廳，是市民日常休憩之所，更是一座城市文明程度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標尺。在上海公園綠地日新月異的版圖上，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公園數量的增加和綠地面積的擴張，更是一幅社會歷史、城市空間、市民生活相互交融的復雜圖景。從華人難以進入的上海公園、外灘公園，到人均公園綠地面積不斷增加的“千園之城”，晚清以來上海的公園變遷歷程，既見證了這座城市的興衰榮辱，也參與和成就了城市發展的一次又一次跨越。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